在呼啸的寒风中，我们三人和众多的盲流者寻找着各自的归宿。当时的大河沿车站有几间简陋的平房，候车室里人满为患。车站的四周是敞开的，来往着运输物质的车辆，汽车掀起的尘土在大风的吹动下一浪超过一浪，盲流者三五一伙，在风浪中东跑西颠，憔悴的脸上愁云满面，其中不少人背着行包，迟步向前，有的妇女娃娃见过来人就哀求：“爷爷！爸爸！给上些吧！行行好救救我们吧！”那些脸上发“胖”的人跌倒后半天爬不起来，有的躺在路旁奄奄一息。看到这种情景，堂舅说：“这里太可怕了，我们赶紧去买汽车票，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我和表嫂在堂舅的带领下经过一个又一个帐篷，帐篷的旁边几乎都是土堆，土堆的上面冒着青烟，堂舅说那青烟下面是地窝子，是人们住人的地方。多数帐篷门口写挂着标牌，各种各样的“站”数不过来，其中有物资站、货运站、转运站、储运站、供销站、加油站、接待站、汽车修理站，近处有商店，远处有煤场。我们终于找到了汽车站的售票处，门口排着长队，我排在长队的后面，长队拉的越来越长。当轮到我买票时售票员说，买到石河子的车票七天后才能坐车。我问堂舅买不买？堂舅说：“七天后我们就饿死在戈壁滩上了，赶紧走，另想办法。”我以为堂舅来过新疆，可能有别的门道，跟着他进了一个地窝子，原来是个旅店。此时我已口干舌苦见到旅店的暖瓶，那暖瓶的外壳是竹草编的，要了堂舅的缸子，喝了足足有两缸子水，还没有解渴，堂舅说给他们也留点，我没再喝。等他们俩喝完了水，我肚子越来越难受，我对堂舅说：“咱们去吃点饭吧！”堂舅说：“到哪里吃饭？”我说：“到外面找个饭馆子。”堂舅问：“你有粮票吗？”我说：“有。”这时堂舅几天来紧绷的面孔舒展了些，便说：“那我们就把行李放在这里，包包蛋蛋的提着背着叫人家看着还以我们是要饭的，连饭馆子也进不去。”他虽然这么说，但只放下了行李，却背上了褡裢。
在火车站西面的一个拐角处有一个饭馆，这里的人群也是熙来攘往，我在饭馆的不远出见到一张破席四角用石头压着，下面好像藏着什么东西。饭馆里也是要饭的人比吃饭的人多，我们刚到饭馆门口，一个人从里面抢出一把面条往外跑。买饭也要排队，挨到我时售票员看了学生证，说一次只能买一碗，我排了三次队买了三碗面条，每人吃了一碗后，堂舅说再来一碗，我感到肚子还是空荡荡的，我也还想再吃，于是每人又吃了一碗。吃完饭后我们走出饭馆，自家姑奶奶和他的儿子延寿迎面而来，她见到我好像见到了救星，上前抓住我的手说他们困在这里了，而后再什么话也不说，竟眼泪汪汪，欲语凝咽。我不知说啥好，我把饭馆找零的粮票给了她六两。她拿着粮票，如获至宝的进了饭馆，看着她的背影我想起了奶奶。
回到地窝子，好像我们的旅途生活融合到了一起，堂舅仍然以长辈的口气问我：“你身上到底有多少粮票？”我如实地告诉他：“出门时我只带了三斤，刚才我们吃了一斤二两，给了我白家姑奶奶六两，现在还有一斤二两了。”堂舅听了说：“我带的馍馍也吃完了，剩下的炒面也不多了，加上你一斤二两粮票最多在这里能维持两天，明天早上起来我们赶紧到路上挡车。”我心里想，在火车上我只吃了你一把炒面，见你拿出一个馍，也没给我吃一口，你们偷着吃馍馍我也知道，我只有一斤二两粮票了，你也把它算进去了。虽这么想，却不能说，也不敢说，因为他是舅舅，还要靠他们把我领到石河子去呢。第二天醒来我感到脚有些麻木，穿袜子时发现脚肿了。堂舅说不要紧，那是坐火车坐的，我也没有在乎就一同去挡车，等到日落也没挡上车。晚上回来我们三人吃了些炒面，堂舅说明天找个车多的地方肯定能挡上。先到饭馆里吃饭，坐上车就不难受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给堂舅说我先去排队，你们后边来，乘他们没来的时候我先吃了一碗，等他们来了又买了三碗每人吃了一碗，吃完饭后我们又去挡车，结果是无望而归。晚上堂舅还是不甘心地说，明天吃完饭后我们再去挡，我就不信挡不上个车。我说还有四两粮票了，堂舅很不高兴地说那你俩去吃面条，我吃炒面！吃完饭后我们再去挡车，还是那个地方，不知过了多少辆车，就是不理睬我们，越等越急，我险些被车撞上。这时我有了恐惧感，我想着粮票用光了，五块钱吃饭花了一块一角，住店四角，剩下三块五角钱在私人手里连个拳头大的馍馍也买不上，要是挡不上车，万一堂舅不管我，我就饿死在大河沿了，突然又想到车站有个石河子八一农场的接待站，和八一农场的舅舅联系在了一起。我对堂舅说：“我们去找八一农场的接待站，就说我们的亲戚在八一农场，向他们求助。”我们又急急忙忙地折回到车站，接待站的人问我：“你的什么人在八一农场，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的舅舅，叫吴泽南。”那人好像认识舅舅，点了点头又问：“你有证件吗？”我说：“有学生证”，那人拿着学生证和旁边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商量了一下又问：“你们几个人？”我说：“三个人”，然后那人把学生证还给我说：“你还是个高中生，有用处！有用处！今晚八点钟，我们有一辆发往乌鲁木齐的车，你们先到那儿自己再想办法，你们每人要买两元钱的车票，不要走远。”买完车票，我身上只有一块八角钱，如此寒酸，但八一农场接待站的帮助，特别是那“有用处！有用处！”的话鼓起了我的勇气和信心，使我又见到了光明和希望。
那时带表的人很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谁也买不起那昂贵的奢侈品，太阳的影子就是钟点，八点钟的时刻我们无法掌握，就一直等在接待站的门口，日头刚落的时候，接待我的那个人走出来说时间快到了，交给了我一封信，并说：“见到你的舅舅，拿着这封信领你到团部去。”我把这封信如获至宝的揣到了身上，不一会就发车了，那是一辆嘎斯车，车厢上面搭着帆布蓬，车厢的两侧有木板支架的座位，车后面是敞开的。乘车的人不少，但在司助人员的调度下很有秩序，没有行李的人基本上被安排在座位上，有行李的人也按序把行李放在车厢中间当座位。开车前司助人员清点了人数，向接待站进行了汇报。
嘎斯车在沙石路上西行，后面的尘土不断地卷入车棚，人们裹着头或缩着脑袋听任着风沙的摆布，盼望着车开的快些，但坑坑洼洼的路上汽车怎么也跑不起来，有时停车，有时绕道，午夜后才到了大板城，不知是放风还是别的原因，车又停了下来。这时间司机说上厕所的人可以下车，我也下了车。汽车在这里停的时间很长，王洛宾的《大板城的姑娘》给我种下的印象是大板城是戈壁滩上的绿洲，是个美丽的城市，有漂亮的姑娘，我在这里没有见到动人的倩影。踩着大石头隐隐约约看到路旁的村庄，汽车靠在了灯光闪亮的汽车修理铺前，原来是嘎斯车出了故障。
经过一夜的折腾和熬煎，我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碾子沟的长途汽车站。下车后，堂舅说他和表嫂去找一个人家，顺便给石河子发个电报，让舅舅和表哥来接我，叫我在车站的候车室等着，不要走远。堂舅和表嫂走后，我也走出了车站，想看看这个地方的新鲜，最引我注目的是狗拉的爬犁和维族人烧馕的烤炉。我站在一个店铺的门口看着做馕的过程，黄澄澄、热腾腾的馕饼使我垂涎三尺。制馕的人抄着不太流利的汉话问我：“你买么？来一个么！”我问怎么卖？那人说：“一个么，一百克粮票，一毛钱么！”。我才知道新疆的秤论克，这里虽然不是异国，但有他乡的别情。我没有粮票，一克也没有，我只是问问而已，转身离开了这个使我垂涎欲滴的地方，朝着汽车站的方向走来，走到了离车站不远的碾子沟的堤坝上又好奇的向堤坝上的几个帐篷走去，那些帐篷是南江、还有塔城、伊利农垦兵团招募农工的接待站，我脑子闪过去这些兵团的念头，但还向往着石河子的八一农场，那里对我“有用处”，希望舅舅快些来接我。我离开了那些帐篷，走着走着辩不清了汽车站的方向，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指点，迷迷糊糊地进了候车室，倒在候车室的墙根里恍恍惚惚地睡着了。当我苏醒后，太阳已经夕照了，我的旁边躺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急促地喘着气，车站的人过来问我：“他是你的什么人？”。我说：“不认识”，不一会来了几个人把那人抬走了。这时我害怕了，感到了死亡的恐惧，是多么的希望舅舅和表哥马上来救我，哪怕是堂舅也好，他的褡裢还有炒面，能给我吃一口多好，或者把我领到他认识的人家吃一口饭也好，我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痴呆呆的瞪着两只眼睛，眼巴巴盼着他们的到来，一直巴盼到后半夜还是不见一个人影。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等，又苦苦地等到了天明。我想着他们要是不来我就完了，忽然我向门外看去，我的眼睛闪出了一条生路，我缓慢地向那招募农工的帐篷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