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来晚的一几六六年，大寒后的第二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元宵节立春。那时候提倡移风易俗，过革命化的春节。一些传统的年画，还有贴门神，闹社火等都被视为“四旧”，春联也和着时代的步伐，咏叹着春天的到来。春节传统的五天变成了三天，正月初四后，广大的农村相继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5408”部队也紧跟形势，在春寒料峭中又分别被派往河东河西参加四清运动。我仍是河西支队的成员，具体的工作地点是武威的下双公社。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向白干事请假，允许我提前两天动身，并告诉我第三天到县委的招待所认领行李。
得到白干事的关照，我把行李捆好，在行李上面贴了一张名签，交给有关的负责人托运。其他零碎的生活用品，包括洗脸刷牙用具和几本书，还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文件袋装进了网兜，我提着它急急忙忙地去赶开往武威的火车。当时的兰州车站比较简陋，进站口和候车厅首尾两处，相距较远。我买了一张过路车车票，火车晚点了好几个钟头，后半夜过路车到达了兰州车站，乘车的人们排着长队，前拥后挤，我迷迷糊糊的跟在后面，上车后才想起没有提网兜，我向列车员报告，列车员详细询问了兜中的物品，然后告诉我，你不要着急，到下一站我们向兰州车站联系，到时候会有结果。这趟车过了河口站，列车员告诉我，你的兜没丢，已被兰州车站收存，择时到武威车站认领。我的网兜果然失而复得，此事使我想起那时纯朴的民风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真情。
从六四年的暑假到六六年的残冬，期间有两个春节我都没有回家过年，这次虽是正月初六到家，还是有回家过年的心情，匆匆走进院内，一眼看到家门口“书香门第春常在，劳动人家勤有余”的春联与众不同，后来听说是敢于冒尖的李家干爹送的。我向家门口走来，门口卧的一条黄狗见我是生人，立身在原地吠叫，此时我看见门上挂着一把锁，还听到屋内有小孩的哭叫声，我断定哭叫的小孩是我不满三岁的弟弟宝宝，硬着头皮向窗口走来，和宝宝说话时，黄狗停止了吠叫，宝宝告诉我，妈妈到地里劳动去了。我安抚了宝宝几句，去找婶婶，来到靠近李家园子的河滩沿，看见全队的男女社员在那里平田整地，干得热火朝天，地头还插着几面红旗。还有一副“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这里原是一片砂石荒滩，社员们已把一大片垫上了厚厚的土层，队长和几个老农正在平整，规划着春播的品种。婶婶正在用架子车拉土。看到我高兴的停下了脚步，我急忙换下婶婶，我在前面拉，婶婶在后面推。很快地来到了队长和老农跟前，停车后我向队长和老农们问了好，队长对婶婶说“儿子来了，看把你高兴的，土不要倒了，赶紧回去吧！”我和婶婶还是把架子车上的土倒了。
在回家的路上，婶婶告诉我，家里吃粮还是紧张，爸爸在九条岭的车马店收集了一些店客吃剩的干馍，两个妹妹到九条岭背干馍去了，在那里还能吃顿饱饭，队里的劳动正月初四就开始了，队长抓的很紧，劳动的工分比平常高，就把宝宝锁到家里上工来了。回到家里婶婶赶紧给我做饭，这顿饭做的很快，也很简单。武威人的风俗过年不动刀，腊月三十日前蒸好馍，或擀好面条，再做一锅烩菜，过年就吃烩菜馍，烩菜面。婶婶把烩菜热好，刚把煮好的长面捞进碗里，两个妹妹从九条岭回来了，看到她俩风尘仆仆的样子，已经是饿了，我说让她俩先吃。婶婶说长面就这一把了，还是你先吃，让她俩吃干馍泡菜。我知道扭不过婶婶，我在武威城里上学时，婶婶把饭做好，不管妹妹们饿的怎样闹腾，总是等我回来才开饭，于是把长面给宝宝捞了几条就开始吃了，这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第一次吃到的有家乡年味的饭菜。
吃完这顿饭天已经黑了，哭叫了一天的宝宝和两个旅途劳累的妹妹，钻进被窝就很快的睡了。在煤油灯下我和婶婶拉起了家常，婶婶说的最多的是我的终身大事。听说我还没有处上女朋友，就拿出好几张农村姑娘的照片给我看，让我挑，说看上那个明天就告诉介绍人，约个时间见面。娘愁儿妻，儿愁母葬。我知道婶婶的苦心，也曾考虑再三，不能找不带粮票和伙食费的对象，避免给后来的家庭生活造成麻烦，以刚参加工作，响应晚婚号召为由，拒绝了婶婶的好意。然而婶婶还是语重心长地说：“今年你都二十六了，村里和你年龄一样大的小伙子都结婚了，都抱上了娃娃，你还想晚到什么时候；你不结婚，人家会看我和你爸爸的笑话，说后爹后娘不给儿子娶媳妇，这几年我和你爸爸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心里不是滋味。”听了婶婶说的这些话，我有了一种后爹后娘难当的感觉，宽慰婶婶说：“不要听他们说的这些，我和他们不一样，不愁找不上对象，找个农村的，放在家里的好处也是你的一个帮手，如果婆媳之间发生矛盾，那些闲话就更难听了。我是你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对你没有二心，说个媳妇留在你身边，很难保证她对你孝敬和孝顺，如果闹腾起来，会使你里外难做人，也使我不会安心。我已拿定主意不在家乡找。你不要发愁，我会有一天领着媳妇来看你。”婶婶听了我的这些话笑了，并说：“那就由你吧！不过明天一定要到九条岭去看你爸爸。”回家第一事是先去看爸爸，然后再去看舅舅和姑姑，这是婶婶早就给我定的规矩，自我离开兰州到爸爸退休，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正月初八工作队进村，我按约定的时间到县委的招待所认领行李，管行李的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报了姓名后他又问我你是不是沙河沟吴家的外甥，我说是的，我的大舅叫吴泽丰、小舅叫吴泽南。之后此人高兴地自报了家门，说他姓徐，是我的姨夫，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还有个姨夫。他非常热情地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倒了一杯开水，然后叙起了亲情关系。他说我的外婆生了两个女儿，两人张得一模一样，大女儿是我母亲，二女儿是他的前妻，妹妹比姐姐死的还早，没有留下后代，所以吴家只有我这个外甥。他还说你长相好像和你母亲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见到了我就像见到了他的前妻。
工作队进村后，我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下双大队，先被派往距公社很近的东巷生产队当了该队工作组的小组长，还兼管大队共青团的整团。最初我的属下一男一女两个兵，男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甘待生，他会识谱唱歌，嗓子也很好，开社员会时他先教唱歌。青年人对他特别喜欢，他教的那首忆苦思甜的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心酸泪挂在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
这首歌唱起来悲切感人，在运动初期发动群众工作上起了很好的效应，在开忆苦思甜会时唱这首歌，很能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有的社员唱这首歌时眼眶里还衔着泪珠。
我属下的“女兵”也是一个人才，毕业于音乐学院，分配到歌剧团搞琵琶演奏。那些年文艺界被搞得威信扫地，这方面的人才也是四零五散，这个女同志姓赵，实际上是特意被送到这里来进行锻炼改造的。她的思想包袱很重，喜怒无常，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北大的那个“甘待生”说她的情绪像大陆性气候，于是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赵大陆”，她也毫不在乎。一天“赵大陆”病了，我和那个北大的甘待生去看她。房东家的人都出去了，只有她一人在住房，我俩一进庄门就听到轻轻的琵琶声，“弦弦掩仰声声思，似诉平常不得志。”我俩走进她的住房，她惊慌地放下琵琶说：“坏了！坏了！”我还以为是琵琶坏了，就问她哪里坏了？她又说：“哪里也没坏。”北大甘待生接着说：“那你继续弹我们听。”赵大陆说：“再弹我回去就不好交代了，来的时候，领导再三强调，下乡谁也不许带乐器，谁违犯了纪律就处分谁，可弹琵琶的人都知道，一日不弹一日生，下乡半年多不弹，回去就不会弹了，今天这事被你们发现了，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千万不能传出去。”我俩都说：“一定要保密，你再弹一曲”。“赵大陆”只是不肯。打倒四人帮后，文艺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兰州遇到了“赵大陆”，她请我到她家里作客，好像她欠了我的琴声，特意给我弹奏了一首琵琶曲，她的丈夫把自己亲手制作的几个小提琴展示给我看。
后来这两个人都调走了，东巷队就只剩下了我一个光杆司令。这是我第四次参加四清运动，虽然有前三次工作经验，但一个人搞一个生产队，又有新任务，实在是力不从心。白天和社员一起出工劳动，在田间低头调查了解情况：晚上有时开会，有时走门串户，访贫问苦，没个定时的睡觉时间，累得我体重下降到九十多斤，早上起床连身子都翻不起来。工作的担子压在我身上，我只有咬紧牙关工作。东巷队有三十多户人家，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基本上摸清了各家的情况，虽然争取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但工作纪律的要求并不是无话不说，当他们问我的情况时，我总是有些隐瞒。一次在一个姓王的前生产队长家吃饭时，她问我是那里的朱家，我说是东门外的朱家，他说：东门外的朱涛是他的亲舅舅，朱涛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那个亲妹妹嫁到了徐家，那个收养的妹妹嫁到了自家，朱涛的姐姐是他的母亲，舅舅在世时来下双寨看戏，骑着高骡子大马，就住在我们家中，自我母亲和舅舅死后再没有和朱家走动，也不知道舅舅的后代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像是一门亲戚，我又不敢相认。那个阶段，人们的神经都比较敏感，我之所以不敢相认，是工作的要求，因为他也是清查的对象，万一传出去对自己、对工作都会带来麻烦。于是我对他说，我听说过东门上的朱涛，但我和他们不是一家。为了打岔，我和他的小孩开起了玩笑，我问小孩你爸你妈姓啥？小孩回答姓王、姓周。我接着问你姓啥？小孩回答姓王。我又问你是谁生的？小孩回答是我妈生的。我说你是你妈生的为什么不姓周而姓王？你快去问你妈是不是把姓搞错了。小孩果然去问他妈，他妈只是笑，不作回答，他又问他爸，他爸说，我也说不清楚。小孩的天真烂漫，显示着人性的本质的善良和纯朴。而大人们往往是弄虚作假，掩盖着事物本来的面貌。
这一年武威的四清运动增加了一项补划阶级成分的内容，就是重点清查在土改时划定的富裕中农，这个成分在地富和贫下中农之间是一个中间阶层。按照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这个阶层非常危险，他们左右摇摆，兴风作浪，威胁着贫下中农在农村的权力和地位；这个阶层中的有些人可能是土改时漏划的地主、富农，是隐藏的阶级敌人，这次运动中要把他们揪出来，戴上帽子，由贫下中农管制改造，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
东巷队有一户外号叫“赵元帅”的富裕中农，有五个儿子，除了最小的儿子在家劳动外，其余的四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是远近有名的富裕人家，由于他的大儿子是县政府的一个科长，也使他在当地名声显赫。但他性情孤傲，吝啬无比，对人冷漠无情，社员有急困向他借钱时，他总是一毛不拔，甚至见死不救，有些人对他怀恨在心。尤其是他那张嘴“帅气”十足，说话不把门的嘴，想说啥就说啥，常对青年人冷言冷语，甚至讽刺青年人学习毛主席着作，青年人也对他十分不满。社员们纷纷反映他解放前雇佣过长工、短工，有些激进的青年说他不是漏划地主，也是现行反革命。但补划阶级成分有具体的政策，不是谁说个啥就是啥。
土改时，中国的农村的人群被划分为若干阶层，大体上分为剥削阶层，劳动者阶层和被剥削阶层。剥削阶层中有：地主，地主又被分为普通地主、开明地主、恶霸地主、反动地主、二地主和破产地主；富农，富农又被分为普通富农和反动富农；还有小土地出租，小手工业者等。劳动者阶层中有：中农、富裕中农、下中农、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被剥削阶层中有：雇农、贫农、工人和游民等，游民被称为流氓无产者。以上这些阶级的划定，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都有明确的界定。按照中央的政策，土改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极大地解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也为保卫诞生不久的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政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后明确贫下中农是依靠的阶级和阶层，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属于劳动者阶层的富裕中农的地位始终在动摇，党的政策把他们列为争取的对象。在四清运动中，中央的有关文件又重申了对富裕中农的政策，明确界定“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生活状况在普通中农以上，一般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同时指出“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这就是说，使富裕中农成为朋友还是敌人的重要依据是剥削量，另一个条件是群众意见。“赵元帅”到底应该补划什么阶级成分，需要重新调查取证，计算他的剥削量，同时要参考他的现实表现和群众对他的反映。
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和他本人的交代，我基本上掌握了“赵元帅”曾经雇佣过长工、短工的名单，这些人大都在别的公社，我骑着自行车到远离下双的地方去寻找他们，进行调查取证。取证由本人自述，我作记录，内容是雇工的自然状况，其中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址，阶级成分、何时雇佣、雇佣的期限和受雇时的待遇，有无打骂和虐待情况等。每份取证还要到证明人所在地的生产大队和公社进行旁证，这两处签署的意见大同小异，或日“情况属实，仅供参考”。最后一个取证的是我了解到的“赵元帅”长期雇佣的唯一长工。家住在四坝公社北面的一个村庄。这里是一个鸡鸣三县的地方，邻近的永昌、民勤县的人家也能听到这里的狗叫，这个村庄临近戈壁沙漠，常常遭到风沙的侵袭，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就在我返回的路上刮起了大风，沙尘飞扬，天昏地暗，在狂风的席卷下，我骑在着自行车上左右摇摆，有好几次被大风吹倒，一次还差点栽进路边的深沟，无奈之下，我只好推着自行车步履艰难地前行，来到大队和公社搞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