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面提到的着述外，1979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社会科学刊物上，特别是《宁夏社会科学》（该刊辟有“回族在祖国各地”专栏）上，发表了不少回族地方史方面的论文。余振贵的《“塞上江南”的耕耘者宁夏回族》（《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对宁夏回族的源流、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对外交往等作了扼要的阐述。髙占福的《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回族》、马学贤的《回族在青海》(二文分载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1987年第4期），分别对甘、青两省回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考述李耕砚、徐立奎的《七力岗地区部分藏族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2提供了回族来源中包含藏族成分的新鲜资料。马达等的《回族在河》、李和平的《河北的回回民族》（二文分载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1987年第1期）则分别对河南、河北的回族作了论述。张志诚等的《黄浦江畔的上海回族》（《宁夏社会科举》I988年第4期），就上‘涣回族的形成历史、经济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及新+国成立后的发展变化等作了考察。姜纬堂的《（冈志）所记的清初北京牛街回民区》（《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对北京牛街回民中秘藏的记述牛街历史的私家着作《冈志》进行研究，择析了该书中所反映的牛街回民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清初的社会生活杨1况等。薛文波的《拉萨的回族》(《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姜永兴的《海南岛回民考》(《民族论坛》1988年第3期），对地处祖国边疆的两地回族历史作了考察。总之，从黑龙江到新疆，从内蒙古到海南岛，祖国东西南北凡是有回族聚居的大小地区，都引起了各地回族史工作者或业余研究者的关注，于是，对各地回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就不断出现，“回回民族遍华夏”的风采也日益展现出来。综观上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来回族地方史研究的成绩是巨大的，为提高全国回族史研究水平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三）回族革命斗争史研究的深入。
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集中表现于清代，特别是咸丰同治年间。马汝珩的《试谈清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性质与领袖人物评价问题》(《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考察了咸同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回民反清运动，认为其“带有明显的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民族运动性质”。吴万善的《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性质的再探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这次起义的主要方面是反抗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而不是一般的‘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把这次起义要末说成是‘农民革命’，要末说成是‘民族斗争’，都难以概括它的较为复杂的性质”。而韩敏、邵宏漠的《论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人文杂志》1980年第3期)则认为陕甘回民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以回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联合一部分汉族人民共同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
何玉畴等的《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的性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李伯衡的《晚清陕甘回民起义性质之我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等也探讨了咸同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另外，马寿千、冯钧平的《试论同治初年陕西回民起义中的民族关系》（《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吴万善的《关于陕甘回民起义中回汉“联合”问题的商榷》(《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丁国勇的《清政府的民族压迫与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刘俊生的《谈同治年间宁夏回族起义的原因》（《宁夏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丁焕章的《关于甘肃回民起义的缘由和属性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对起义的原因及起义后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析。李松茂的《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冯增烈、冯钧平的《伊斯兰教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反清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二文皆收人《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书），以及高占福的《关于教派之争在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消极作用的探讨》（《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就伊斯兰教与回民起义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关连吉的《清代陕甘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及领袖人物的评价》（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马寿千的《清朝同治年间的宁夏回民起义——兼论对马化龙的评价》(见《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胡绳的《领导成分的不纯是陕甘回民起义的重要弱点》（《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冯钧平的《清同治初年陕西回民起义领袖孙玉宝》(《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马汝珩的《略论白彦虎历史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4期）等，对陕甘回民起义领袖人物的功过作出了不同评价。杨东梁的《试评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镇压》(《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关连吉的《左宗棠与陕甘回民起义》（《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何玉畴等的《试论左宗棠镇压甘肃回民起义的剿抚政策》（《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马志荣的《也评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就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
此外，李范文、余振贵主编的《西北回民起义资料汇编》，收集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86年底出版的有关专着、报刊和髙校学报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中涉及西北回民起义的主要研究成果，将西北回民起义研究的全貌集中反映出来。
关于云南回民起义，蒋中礼的《云南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与杜文秀起义》(《研究集刊》1985年第1辑)作了系统的阐述。罗尔纲的《杜文秀“卖国”说辟谬》(《学术月刊》1980年4月号）和《回民起义杰出领袖杜文秀》（《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根据大量的史料，批驳了史学界关于杜文秀“卖国”的说法，充分肯定了杜文秀的历史功绩，认为杜文秀是“深明大义的杰出人物”。荆德新的《杜文秀东征及其失败》(《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马维良的《论清咸同年间滇西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的民族政策》(《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也从不同方面对杜文秀起义进行了新的探讨。另外，荆德新编的《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收录了许多没有铅印过的档案抄件，原始粮单，尚存的城碑、墓碑、祠序，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信件，地方政府的呈报材料等，为研究云南回族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