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道：“我到底犯了什么法呢？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能不能出示一下有关手续……”“眼镜”哼了一声，猛地拍了一下桌面，把我吓了一跳。只听他大声喝道：“哼，我刚才不是已说过吗？我们为什么找你难道你心中还不明白吗？不要再在我们面前装模作样了，快老实交待问题！你与国家对抗是死路一条！”老实交待问题？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呀？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也知道，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不是像过去影视里我看到过的那些从海外潜伏回来的敌分子搞破坏吗？天呀，活到三十岁，除了在当时《南方都市报》采访部主任任天阳的带领下认识了两个《东方日报》的记者，还有后来，我因与金雁小学对簿公堂时，前来采访的一位香港《明报》的记者外，我从未与任何一个境外人士接触过，更无任何外国朋友；再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记者，关注和采访的绝大多数是生活中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机密性的东西，我又如何危害国家安全了？
到了下半夜，在他们的再三提醒下，我这才明白他们是要我交待我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期间与香港记者的交往情况，他们的意思很明显，我曾把属于“国家机密”的东西提供给了他们。这都是三年前的事了。我绞尽脑汁地回忆着，竭力把自己当初与两位香港记者交往的情况一一说出。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与两位香港记者有过业务来往，当时还是在都市报采访部主任任天阳的介绍下认识的，当时还有另两位记者，以后也有过交往，但都是业务往来关系，除了交流一些新闻经验，从来没有向他们投过稿子。
此时天已蒙蒙亮了，他们见我说不出个所以然，先是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了我一通，就要带我走。我坚决要求对方出示合法手续。直到此时，“眼镜”这才冷笑着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盖有广州市国家某某单位大红公印及该单位局长某某私章的拘留证，要我签字，只见那“拘传证”上面一行“涉嫌出卖国家情报罪”，令我目瞪口呆，更刺得我的眼睛生痛！天啊，没想到我现在竟然真的成了“间谍”！对方强行要我签字。我没理睬，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半天也不动一下。见我拒不签字，那位派出所所长高声叫道：“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我们有的是办法。”
然后，一个胖胖的着便衣的男子在“眼镜”的示意下，强行给我戴上了手铐。然后，趁着天还没有完全亮，他们用一块厚布蒙上我的双眼，把我押着上了警车。
约40分钟后，随着一路的颠簸，他们把我押到一个二层楼里才打开手铐，松开我的眼睛。面前是约60平方米的一居室。除了大门有人看守着外，几个窗口都被厚厚的窗帘遮盖得密不透光。外面的小厅摆着一张审讯桌，对面放着一个小圆板凳，那自然是专给犯罪嫌疑人坐的。那里边的房间摆着一张沙发和一张大床，中间的门被去掉了，后来我还发现连洗手间的门都被去掉了，这些迹象无一不在告诉我，我在这儿的一切，都会有眼睛盯着。
他们为我送来了早餐，被我愤怒地拒绝。到了当天夜晚，几个拒不向我公开身份和姓名的便衣，又威风凛凛地向我宣布：鉴于我的态度恶劣，不老实交待问题，从现在开始，决定对我执行“监视居住权”，地点就在这间他们用来审讯我的小屋子里。“眼镜”还冷笑着警告我：如果不老实交待问题，我们可以关你一辈子！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一个普通记者，从来没做过任何违法违纪的事，为何受到如此的侮辱？我想大声疾呼，但又有谁能听到我带血的呼声？我决定绝食。他们先是警告我，见无果，也就听之任之了。为避免激怒他们，我只好称胃痛，吃不下饭，他们倒也特意叫人为我做了稀饭，还不时对我加强审问，有时夜里还要进行加班，要求我老实交待出卖国家情报的问题。
连续四天时间，我拒绝进食，只是喝水。见我的胃部痛得痉挛，他们又赶紧为我送来了胃药。他们没想到我会如此对抗。于是先后来了两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我大讲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见对我的拘留时间早超过了，就又拿出一张“监视居住权”的通知单，强行要我签字。他们还威胁着说：告诉你，如果你不老实交待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关你半年；不行，关你一辈子……
第四天了。我被关入这间小房子里面已经是第四天了。我绝食也第四天了。这天早上，他们又对我进行审问。在他们的提醒下，我才意识到，我的所有问题的结症，原来就在关于番禺“祈福新村”那宗七人被杀的案件中。我在前面讲过，当初我离开《南方都市报》也正是因为那次采访，是因为那张照片，广州市有关部门指令报社领导对我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三年后，又因为此事，居然落到如此结局。
我把所有的采访经过如实作了“交待”……
第七天的时候，我的所有“问题”都按照他们的要求“交待”清楚，但他们仍然不放我。为了早日出去打官司，我向两位审讯人员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强烈要求他们放我出去。第九天，那位中年领导又来了，对我进行了一次认真的问话，不过这次他们的态度好多了。
第十天，虽然有人看管我，但没有人再像前几天那样审问我。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也不敢真的对我怎么样，但是仍然不放我。我从感觉上知道，这两天，他们虽然没有审问我，但肯定在四处从与我相识的人那儿了解我的其他情况，看看我所说的这一切是否属实。我想，在这几天中，他们肯定会去我的老家调查我，看我是否有犯罪记录，更会去找我的女友，问她关于我的有关问题。
第十一天下午，那位曾见过我一次并谆谆教导过我的身着黑西服的中年领导终于过来看我了，我知道，他的到来对我的去留起着决定的作用：我要么继续在此被关押，要么我很快就可以从这儿走出去。果然，他用一种很和蔼的语气告诉我：经过对我的审查，特别是鉴于我有重大立功表现，决定对我免于刑事起诉，今天就可以放我出去。但是至今令我这个政法记者无法明白的是，三年前，我根据领导的指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那张照片，怎么会是出卖国家情报呢？如果我真的触犯国法了，为何直到三年后，在我回穗与人对簿公堂时才对我这个嫌疑人采取行动呢？我不明白……
获知自己即将获得自由，我没有丝毫的激动，只是很麻木地坐着，听着。我知道我会出去，因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没有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下午3时许，“眼镜”又要我写一份所谓的保证书，我实在不知应该保证什么，只好让他“指点”。说是指点，倒还不如说是听从他们的口授。经过三次认真修改和领导审核后，他终于表示同意过关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上面的内容有保证不向外人，不向新闻媒体，特别是港澳媒体透露本人曾被审问的事；保证在法定日期内，把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的三年间，收取有关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等邀请我开会时对方送的礼券红包等，共三千余元的“赃款”上交有关部门……
在我临离开前，没想到他们又强行要求我接受拍照存档，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就把当成了曾经的“犯罪嫌疑人”了。我的这段耻辱经历不但会像烙印一样永远地烙在我生命的记忆中，而且还会留在他们的所谓档案袋里。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后来愤而向中央有关部门和多位人大代表投诉过。
晚上7时许，他们威严地向我宣布，从现在起，我已被解除“监视居住权”。满腹狐疑的我，再三向他们提出：国家执法部门审问了我十几天，按有关法律程序，也应该向我这个当事人出示有关书面的文件吧？但他们对我的要求不理不睬。其中一位执法者还振振有词地称：我的行动是保密的，现在放你出去已是不错了，还向我们要什么手续？接着，“眼镜”和瘦高个子又拿出一块黑布为我蒙上了双眼。两男一女，把我带上一辆早就停在外面的小车中，向外驶去。
此时已是华灯初上的夜晚，几缕枯黄的路灯摇着路旁电线杆的黑影，把我消瘦的剪影拖到地上。
得知我终于回来了，眼望欲穿的女友扑入我的怀抱，喜极而泣。尽管这时候的我已是十一天没有刮胡子，胡子长得像一束乱草，像个小老头子。在这十一天里，我没有见到阳光，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能见到阳光啊，五彩缤纷的阳光！可是，此时只是黑夜，我所面对的还是朦胧夜色。我满面木然。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我刚回家的第二天，邓世祥就打来了电话：你不是很牛么？怎么样，被审讯的滋味很好吧？接着，我被审讯的事在新闻界传遍了。同时我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经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我的住处附近游动。
这次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得身体一直强壮的我大病一场，我的胃部还曾出现过咯血。但我只在家中休息了两天，就决定回北京。我要早点赶到法院让我的自诉案早日公开开庭审理。我相信法律会给予我一个公正的结果。通过这场灵与肉的折磨，我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打胜这场官司的决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位法学专家得知我在广州的真实情况后，马上严厉地指出：他们这是非法拘禁！你完全可以起诉他们！
是的，任何一位新闻工作都明白，在采访工作中遵纪守法是前提，特别是新闻传播不得泄露国家秘密。我国的《刑法》、《保密法》、《安全法》均有明确的规定。《保密法》第8条还明确地规定了保密的内容及范围。我国《安全法》第28条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安全工作的秘密的，由国家安全机关处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39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我实在不明白，我在采访“祈福新村”案的前后过程中到底在哪方面触犯了“国家的机密”？我的有关祈福新村的正常采访到底是否构成“出卖国家情报罪”呢？广州国安为何只在我的身上找碴呢？其中的缘由，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我这位政法记者也明白，他们的此种行为早在中国的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我国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200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其中严明要求对“非法关押”等问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进行严查，并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后来，我愤而向广东省有关投诉广州市国安的非法行为，但至今一直无果。
那么，新闻记者到底能不能与港澳新闻媒体正常来往呢？还是让我引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第十二条中的有关规定吧，该规定明确表明：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加强同香港特别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团体的了解和合作。做好港澳台来祖国内地采访记者和港澳媒体常驻内地记者的接待、管理和服务工作。增进同海外华侨、华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团体之间的友谊、交流与合作……
再说，1998年6月人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那张有关祈福新村凶杀案的照片，是在报纸公开发表后，香港某报再转用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又怎么能算是“国家情报”呢？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真的向香港媒体投稿，我最多也只是算违反了有关新闻纪律，因为这样一个众所瞩目的特大凶杀案，早就被数家新闻媒体所报道：香港是属于中国的香港，怎能又与国家安全和利益沾上边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涉嫌犯罪”的不仅是我这个小记者，而应该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领导、南方都市报的领导及有关编辑了……
三位著名法学家为我做论证
我和律师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到了邓诬陷我的有关材料后，首先于2001年9月底，以个人名义在京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北京晚报》及《北京电视台》等三十多家报社的政法记者公布了邓对我进行疯狂诬陷的所有证据，并决定通过刑事自诉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著名法学家杨敦先对此事极为关注，他指出：“邓的恶行令人发指，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理应受到严惩。作为新闻记者，应该勇于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石野记者目前所掌握的有关证据及所受伤害的程度，我认为他完全可以以诽谤罪前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也可以以诬陷罪前往公安机关进行刑事公诉，使作恶者被绳之以法。”
我的代理律师刘月楚认为，从邓的主观心理状态来分析，邓编造并到处散布虚假事实的主观意图不仅仅是想使自诉人石野受到刑事追究，而且也是为了使石野身败名裂，从而达到损害他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的目的。刘律师说，由于诽谤罪侵犯的是名誉权、人格权，遭受损害的客体的标志是无形的，因而在本案中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严重伤害的事实是难以用金钱来计量的。
2001年9月28日，《工人日报》在第三版以《为批评报道遭诬陷记者维权刑事自诉讼——此为国内首宗记者刑事自诉案》为题，第一次向社会作了披露，全文如下：
9月27日，一起关于新闻记者被迫采用刑事自诉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案件的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据悉，记者刑事自诉目前在我国尚属首宗。
今年2月22日，本报新闻周末头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署名石野、题为《只能眼睁睁看着负心郎逍遥法外？》的长篇报道，披露了原《南方都市报》聘用记者邓世祥以欺骗手段迫使姑娘陈小芹（又名陈良琴）与其未婚同居且生育一子后，又同时在广州与另一名叫李某的女子非法同居，并生育了一子一女的事件；3月14日《深圳法制报》及《现代快报》等数十家媒体纷纷发表或转载了此文。令人遗憾的是，邓世祥以报假案、写举报匿名信等不同手段，向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投信，称石野“私藏枪支，为黑帮头目；长期在京搞恐怖活动；诈骗巨额钱财、为广东警方追捕的负案在逃犯”等等，致使石野身心遭受巨大伤害。在此期间，石野曾多次受到邓的威胁，几次受到不明真相的公安部门的立案侦察。经过咨询国内法律资深专家及有关法官，针对邓的行为及其对石野造成的严重后果，石野决定刑事自诉，以便更好地维护一名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侵权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谷辽海指出，根据我国新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陷害、诬告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邓的行为令人发指，已触犯了刑事犯罪，理应受到严惩。
随后，国内多家报纸对此进行转载，此宗因记者写批评报道引出的全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由此拉开了帷幕。在此案中，作为原告的我是一名在南北新闻战线上奋斗了七八年的政法记者，而作为被告的邓也是一名新闻记者，因此，此案公开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中国记协及国内众多新闻单位的注目。
尽管我早知道打起这场官司肯定会有许多阻力和麻烦，但我没想到，我的这条诉讼之路会如万里长征一样，布满了荆棘，充满了险恶……
2001年11月8日，中国第二个“记者节”，这是全国80万新闻工作者值得庆贺和纪念的喜庆日子。可是这个节日对于我这政法记者而言，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11月7日，我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庭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刑事自诉书，在这份刑事自诉书中惟一的诉讼请求就是：被告人犯诬告诽谤罪，请求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我获知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我的案件后，令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后面的经过会是那样的曲折和漫长，最终的结果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我以刑事自诉的方式向北京朝阳区法院立案庭递交了诉状。在等候了二十多天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以为北京的法院不愿受理我的案子。无奈之余，我决定利用与邓在花都法院开庭之机南下广州，向邓工作的所在地海珠区人民法院递交自诉状。没想到，就在我和邓对簿公堂的第二天，我获知：我的案子朝阳法院已经以“诽谤罪”依法立案。他们已于12月向我下达了立案通知书。由于其时我身在南方，无法及时回京，逯法官先后三次向我和我的代理律师发出了“诽谤罪”的立案通知书，要求我尽快赶到法院。我回京后，逯当作我的律师和一位女书记员的面高声地、狠狠地大骂了我一顿。之后负责此案的这位逯艳光法官先是再三警告我：没有他的同意，不允许就此案接受任何新闻媒体的采访，更不能随意写报道。
2001年5月，逯艳光多次要求我陪他一起前往南方调查取证，因官司而早负债累累的我只好称无钱陪同。对方尽管不高兴，最后还是独自专程前往广东和湖北做了调查。令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位逯艳光法官从南方回来后，态度却是判若两人，一再劝我撤诉，称这样对各方都有好处，还称，邓世祥的行为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并没有对我造成任成伤害。见我不答应，他竟然在法庭上对我粗言粗语地威胁起来，称，如果你不撤诉，邓也可以告你诽谤罪……还有一次，他又把我叫到朝阳法院的法庭里，也没有旁人，就又恶言威胁和恐吓我：如果我还不撤案，那么我会想法让我一辈子也在中国做不了记者……见几次威胁不成，见我坚持己见，他最后也只好悻悻作罢。对于这位法官的每次言行，我都作了录音。令我奇怪的是，这位法官每次约见在法庭见面谈话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场，只是到最后一次才叫了一个身着便服的人坐在一边……
然而，在我的翘首期盼中，2002年6月22日，法院以“本案诽谤地不在北京”为由驳回了我的自诉。
就这样，我这宗半年前法院就以“诽谤罪”立了案的自诉案，最后还是被法院驳回了。远在南方的邓自然喜不自禁，更加有恃无恐了！在此前，当邓得知我将他自诉到法院后，曾有半年时间不敢对我有任何“动作”。现在，打电话公然威胁我，并又开始了对我的疯狂诬陷，致使我在京城的生活和工作又重新回到了黑暗中！
尽管我对某位法官的行为大为不解，但作为一名在南北政法界奋战了十年的新闻记者，我相信人民法院总有一天会给我一个公证的说法。我更相信我们的法律是公正的。
我不服一审法院的裁定，决定上诉。为了向上级法院提交更多更新的证据，我又特意来到北京市公证处，请求公证部门对邓早于一年前就公布在一百多家网站上的诬告文字进行了公证。几位公证员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也不由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还从没有看到有人敢在网络上对一个人如此中伤诽谤！这种人不受到法办，实在是对中国法律的亵渎！
在我的律师的帮助下，我一边按照法律的有关程序继续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诉，同时我也学着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有冤枉和委屈的老百姓，曾先后多次前往北京市政府、市人大等部门上访。一些上访的老百姓知道我的遭遇后，大都惊叹地说：怎么连你们记者也来上访了？难道你不能借助新闻媒体曝光吗？
我无言回答，只能苦笑而已。
2002年6月26日，在报社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将有关邓的诬陷证据及材料递交给中国记者记协维权处。有关领导接到我的投诉后，对此高度重视。
由于此案早已在京城新闻界传得沸沸扬扬，并受到多位法学专家的关注，在几位政法记者和有关律师的建议下，我决定以个人名义举行一场专家论证会。当我把有关案情和证据分别寄给了我国著名的刑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兴良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玉胜先生及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先生后，当即受到他们的的高度关注，表示愿意为我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陈兴良先生，为了帮助我，他几次推迟了出国讲学的机会，开会的当天上午，他又将定好的出国时间推迟。
2002年7月24日（星期三）上午，我以个人名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一场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国内首宗记者刑事自诉案专家论证会。
这天上午，第一个来到会场的是陈兴良先生。接着，张泗汉先生以及韩玉胜先生早早地来到了会场。这场论证会也吸引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30余家新闻媒体的政法记者。
几位专家分别围绕着本案的程序问题，本案的实体问题以及本案的意义等几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中国三位著名的刑法专家严肃而认真地对我的这宗自诉案发表了论证意见。
上午9时，论证会在我的朋友、中国现代文学馆著名诗人北塔的主持下开始了。年逾六旬的国家法官学院老教授张泗汉先生是第一位发言的专家。他认为：朝阳法院驳回起诉是否有法律依据，程序问题是前提。《刑事诉讼法》第24条以犯罪地管辖为主，如果被告所在地适宜亦可。由被告所在地受理，这是例外的情况。犯罪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两种。本案中，被告人以文字诽谤的形式，发生地在广州，但结果地在北京。所以，北京和广州都可以认定为犯罪地。1998年6月29日对犯罪地的司法解释规定为一般原则，犯罪结果地仅指财产犯罪，故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歧义。法官是否认为广州管辖适宜，裁定书也没有表达。本案中，法官可能考虑被告人如在北京诉讼，会发生累诉，故从这点说法院也不能说没有法律依据。实体上邓世祥构成了诽谤。在客观上邓世祥不仅捏造而且散布了虚假事实，其对象是指向特定的具体人——石野。主观上邓世祥是直接故意，目的是达到诋毁石野的人格，破坏他的名誉，也企图使他受到刑事处罚，后果是严重的，社会影响很坏。邓的行为已完全构成诽谤罪。理应受到刑法的处罚。具体到邓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要看其主观目的是否是意图使石野受到刑事追究，关键要看是否有这方面的证据。
陈兴良教授发言说：本案的程序问题我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下面主要从实体问题的角度来谈谈。从实体上讲，本案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邓世祥客观上有捏造事实的行为，并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二、邓对其所捏造的事实进行了广泛的散布；三、邓的主观上具有诽谤的故意；四、邓的诽谤动机属于情节严重。这主要表现在：诽谤的动机是比较恶劣的，所捏造的内容在性质上也是比较恶劣的，并且散布时间较长。所以，本案符合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应当追究邓民世祥的刑事责任。
韩玉胜教授认为：从程序上，称诽谤罪是很笼统的，但从刑法本身讲，犯罪地包括行为地和结果地。因此，朝阳法院的作法虽然不能说违法，但却有点不合情理。相反，受理此案却比较切合实际。实体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既有捏造事实的诽谤问题，又有捏造犯罪事实的诬告陷害问题，因此，邓的行为又构成了诬告陷害罪，符合诬告陷害罪的特征，而不论石野是否受到了刑事追究。从邓的主观心理状态来分析，邓编造并到处散布虚假事实的主观意图不仅仅是想使自诉人石野身败名裂，从而达到损害他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的目的，而且企图使石野受到刑事追究。邓的诽谤方式不仅有电话、电传、书信，更有能流传全球的网络，手段极为恶劣，社会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几位专家获知了朝阳法院那位法官的所作所为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像这样的诽谤案，都是白字黑字，根本没有必要去南方调证，只须将有关诬告材料上的字迹作鉴定，就可以了。
最后，与会专家最后一致认为，本案从程序上讲，朝阳法院驳回石野的起诉，虽然不能说违法，但却明显不合理。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条之规定，法院以犯罪地管辖更为合适，而本案的结果发生在北京，所以北京朝阳区法院受理此案更合适。
为了能让人民法院更好地听取他们对此案的具体论证意见，三位专家特意让两位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学硕士、我的同事王洪坤和白洁将有关意见整理成文字，并在打印稿上当众慎重地签上了他们各自的名字。
第二天，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北京晚报》以图片新闻的形式，以《国内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即将开庭》为题，向全国披露了此案。随后，《中国税收报》在法制周刊栏目上，以《一篇报道三年麻烦三场官司》为题报道了案件的全过程。稍后不久，国内著名杂志《知音·打工》也以《SOS，援助打工妹的记者惨遭诬陷》为题，以长达6000字的篇幅更为详尽地披露了这宗全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瞩目。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自诉案现案情论证会现场
2002年6月25日，我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同时重新补充了新证据——由北京市公证处公证的权威证据，以及三位著名法学专家的对本案的论证意见。但令人遗憾的是，2002年10月28日，北京二中院刑事庭还是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决定。
2002年7月3日，我依有关程序向北京二中院提出申诉后，立案庭依法立案，有关法官也找到我和我的代理律师作了调查，如今，又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静静地等候法院的消息。2004年6月，当我的律师多次向北京二中院负责此案的法官询问案情时，对方却称早就发出裁定结果了！还说收没收到已与他们无关……后来，直到2004年10底，还是代理律师周剑英上门索要了一份，此时，这份迟到的法律文书已与法定时间相距近两年了。我知道，这场官司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早就下了决心，不管诉讼之路如何艰难，一定要将这场官司打到底。否则，对新闻记者这个神圣的职业就是一种亵渎。
2004年春节期间，在又一次搬家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电话通讯录。这是一本印刷精制的小册子，里面全是当时整个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及所辖部门的工作人员名录和通讯电话。就像一个久在外面漂泊的流浪儿在遥远的江湖突然见到家乡的某种物品一样，我的心头陡然涌出一股复杂的感情，尽管那其中有诸多的辛酸和苦涩。此时从窗外正钻入一股凛冽的寒风，我不顾刀锋样的寒风刮得双手生疼，为了看得更加清楚，特意打开了电灯。我擎起手来从头开始，一页一页向后翻，那上面有多少我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和电话呀！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的通联：魏东、刘庆、邱小红、曾华锋、王青草、罗斯文……
突然，我从那一长列熟悉的名字和电话中，又看到了我和邓世祥的名字，更看到了在我们的名字后面的那个传呼机号码：石野，传呼，95961——25971；邓世祥，95961——25970.我又不由仰天长叹，百感交集！唉！如果不是那次报社领导安排我们前去暗访，如果不是我们经历了一次生死历险，如果不是在暗访中我们的传呼被抢，如果不是我们一起去配置了中文传呼，如果我们当时不共用一个密码，如果邓世祥没有告诉陈良琴我们的传呼号码，如果陈良琴没有打通我的传呼，如果我不去多管闲事，也许我走的会是另一条路，我过的也许是另一种生活……
我这样做对吗？我经常在黑夜里痛苦地诘问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呢？我几乎每天都在反思这个问题？但答案总是在黑夜里，在我的噩梦之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