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创造，还是发现？
诗（狭义的诗或作为一切艺术的通称的诗）是创造还是发现？这是一个涉及到艺术哲学的有趣问题。正如科学是创造还是发现的问题一样。科学规律，从祖冲之的圆周率到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从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到现代人的宇宙模型，显然都不是人类的创造，而只是人类的发现。无论人类发现与否，客观的物质世界都在按照自己的规律存在着，运行着。但科学技术的具体的物质成果，从原始人的独木舟，到现代人的宇宙飞船，从有巢氏的栖身之所，到现代人的摩天大楼，上帝并没有创造出现成的东西，供我们人类享用，而是留待人类自己来创造。所以，科学既是发现，也是创造，抽象的科学规律是发现，具体的科技成果是创造。那么艺术呢？诗呢？
杜甫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强调的是创造。
陆游认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强调的是发现。
历来被称为“天籁”的一些诗句，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等等，与其说是诗人的创造，不如说是诗人的发现。此时，诗句仿佛自生自荣于天地之间，诗人只不过以慧眼识之，以妙手得之。
另外一些诗句则更像是“人籁”，如“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就不是天然生成的“文章”，更像是诗人苦心孤诣的创造。
“天籁”与“人籁”的界定，关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如果说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是对社会生活的再现，它也离不开心灵世界的参与，从而不可能纯属天籁；如果说艺术是对心灵世界的抒写，心灵世界毕竟是客观世界的投影，一个彻底与世隔绝的人是无所谓心灵世界的，艺术也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心造之物，不可能纯属人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所谓花儿感伤时局、鸟儿抱怨离别，原是诗人的心像与客观物象的不期而遇；“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则是诗心与物心的欣然际会。
诗，作为一种艺术品，仿佛是由天工与人工合作而成，就像一件根雕作品，既是钟天地之灵气，自然生成，还须凭诗人之慧心，人为创造。其区别可能仅仅在于，不同的作品，其发现和创造的比重不同，有的偏重于发现，有的偏重于创造。
偏于创造的诗，其创作过程是一个“渐悟”的过程。诗中凝结着作者呕心沥血的苦吟之功，包括构思立意、取象设喻、布局谋篇和锤炼字句，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偏于发现的诗，其创作过程是一个“顿悟”的过程。在天赋过人又训练有素的诗人那里，一首诗的完成可能非常快捷，凭着灵感和直觉，无须冥思苦想，诗思的翅膀仿佛刚刚张开，就已抵达了理想境地。
而人们期待的一种境界，是创造得好像发现，渐悟得好像顿悟，刻意得好像是率意为之。譬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野趣天然的诗句，只会让人以为是妙手偶得，哪里还能见出贾岛当年月夜“推敲”之苦？又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人们为之喝彩，何曾记得王安石为这一“绿”字，有过“到”、“过”、“入”、“满”等十来次的炼字之功。正像清人张问陶《论诗》所说：“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诗的创作，就是这样“内紧外松”，明明用尽了惨淡经营之功，却给人以信手拈来轻松出之的错觉。
发现是创造的前提
诗是发现，也是创造，而发现是创造的前提。要进入一首诗的创作过程，首先必须有诗的发现。没有诗的发现，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便是天纵英才，又如之奈何！
从十米高台
陶醉于下面的湛蓝
在跳板与水面之间
描画出从容的曲线
让青春去激起
一片雪白的赞叹
——艾青《跳水》
“让青春去激起/一片雪白的赞叹”，高台跳水这项体育运动中，原来还蕴含着如此理趣！这一理趣鲜为人知，一经诗人慧眼发现，一首小诗便跃然纸面了。
有感于现代体育题材的诗作太少，我曾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收获，但在田径、球类、体操、游泳四大场馆神游多日，发现甚少，仅得的几首多不是奥运会项目。如《斗牛》：
狮吼虎啸的古罗马斗技场
早已是一个时代的陵寝
野性不改的西班牙公牛
却径直地闯入了现代文明
斗牛士的雄风天下仰慕
斗牛士的拉拉队倾国倾城
斗牛士的披挂是永远的时装
斗牛士的舞步满世界风行
斗牛士也遭遇反对的声浪
斗牛的人潮却狂奔不停
野蛮的世纪向往文明
文明的世纪崇尚野性
盛行于西班牙的斗牛（以及奔牛）运动，年年举行，年年伤人。每当有人员伤亡，总会有人站出来谴责这项与艺术与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蛮运动，呼吁当局明令禁止。然而，谴责归谴责，呼吁归呼吁，西班牙的斗牛运动照例年年举行。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也许，在远古的野蛮的世纪，人类曾急切地向往着文明，然而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纪里，人心过于机巧虚伪，反不如野蛮时代的朴拙率真；人心过于险恶狠毒，反不如野蛮时代善良友好；人心过于贪得无厌，反不如野蛮时代的知足常乐……加上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们不禁厚古薄今，想要返朴归真。可能由于类似的原因，今天有些女性心中理想的男子汉形象，不是标致的奶油小生，而是粗犷冷峻带有几分野性所谓“酷”的家伙。尽管，过去了的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人们对于上古社会，往往是过分理想化了，但这种理想化、诗化，有时恰恰是获取诗意所必需的。“野蛮的世纪向往文明/文明的世纪崇尚野性”，也许，这就是西班牙斗牛运动长盛不衰的真谛。一个“发现”支撑全篇，其余的句子都属于铺垫。
生活中决不缺少诗意，缺少的只是发现，缺少的只是发现诗意的慧眼慧心。“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这句话毕竟当不得真。好诗是做不完的，因为生活在继续，诗意不断地在生活中萌动着，生长着，被生活蕴藏着，诗意也将不断地被诗人发现着，采撷着。《圣经》里说，“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却不能说，“太阳底下无新诗。”告别唐诗之后，中国诗史还在续写着。譬如牡丹，“云想衣裳花想容”、“解释春风无限恨”，诗仙李白绝唱之后，还有人敢于题咏吗？还能够别出心裁吗？
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最擅奇。
国色天香人尽咏，丹心独抱有谁知。
——[明]俞大猷《咏牡丹》
绕过“人尽咏”的“国色天香”，径向“有谁知”的“丹心独抱”，诗如其人，俞大猷是丹心报国的民族英雄，花入英雄之眼，遂成英雄之花。
而梅花可以说是中国的国花，梅花作为中国人人格精神的象征早已是定势，古往今来，咏梅诗之多，不计其数。前人笔下的梅花大致有两种风范：一为志士之梅，凌霜傲雪，力斡春回，积极入世，兼济天下，“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一为逸士之梅，超凡脱俗，远离尘嚣，消极避世，独善其身，“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是，当愚钝如我者，试着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打量梅花时，还是获得了一份新的发现：
东方情调
不总是古典的
那盈盈暗香
是我抛给世界的
飞吻
这“飞吻”的语象，直到近代才来自西方，在中国古诗里应该是不曾有过的。当我试着进入梅的内心世界，发现梅还有一些前人可能不曾察觉的遗憾和忧伤：
残冬飘来几片白雪/诗人说那是玉色蝴蝶/于是我匆匆以心相许/在那个群芳寂寥的时节//待只只彩蝶踏歌而来/百花笑绽于春的原野/我才发觉初恋是多么轻率/才知道蝶梦应有的色泽//但那毕竟是我的初恋呀/它也曾给过我许多慰藉/彩蝶呀我们已经相见恨晚了/不要吻我不要玷污了爱的贞洁//万紫千红呀我不嫉妒/但春的挑逗我怎能拒绝/还是谢了吧谢了结几枝梅子/让人们去品评其中的酸涩
梅原产中国，据说为中国所特有，难以移植他乡。当我试着让梅充当海外游子的喻象，写一首《梅在他乡》时，梅诗之境又可能有所拓展：
中华一剪梅，流落到他乡。水土几时服，家国几曾忘？一支紫箫曲，三更明月光。关山万千重，梦里归汉唐。
中华一剪梅，流落到他乡。天纵风与雅，何须惆而怅？含笑迎飞雪，倾情赋华章。西风不相识，问是谁家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