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作者内在的情感素质，包括固有的性格、气质等因素以及作者后天的感情积累和人格修炼有关。三国魏人刘劭在《人物志·材理》中这样说道：
夫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及其论难，鲜能定之。夫何故哉？盖理多品而人异也。
夫理多品则难通，人材异则情诡；情诡难通，则理失而事违也。
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六构，通有八能。
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礼教宜适，义之理也。人情枢机，情之理也。
四理不同，其于才也，须明而章，明待质而行。是故，质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见理，理足成家。是故，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辩其得失，义礼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
这里刘劭提出并论述了“四家”之说，即道理之家、义理之家、事理之家、情理之家。刘劭对才性识鉴虽然颇多理想色彩，但“四家”之分表明：品才者因其质性差异，对材理的把握往往不尽相同。良好的素质与情性，易于准确把握材理；相反，则难免酿成品鉴之失。如果将其推而广之，体现在文学上，亦不无如此。所以，清代刘熙载说：“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文之本领，只此四者尽之。”（《艺概·卷一》）
其实，综观文学史，品评作家作品便不难发现，每个作家、每篇作品各有所长，或以文辞胜，或以说理胜，或以抒情胜。这一方面当然与文体不无关系，刘熙载举西汉例说：“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概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艺概·卷一》）另一方面也与人的禀赋大有关系，刘熙载在举到学《离骚》时便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长卿虽非无得于情，要是辞一边居多。”（同上）
前文我们已经有所论述，秦嘉、徐淑的诗文，从语言的角度看，语言质朴，平白如话；从题材角度讲，述夫妇之事，表一己之悲，似乎无关宏旨。可是，但凡读到他们诗文的人却无不被其感动，他们的诗文为何感动了一千八百年来的无数读者而经久不衰呢？窃以为，关键在一“情”字。
诗本来是最好的抒情载体，古人说：“凡为诗文者，固以情也，非情则谜而不诗。”“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序》）刘勰也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篇》）。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也说：“诗者，吟咏性情也。”明代诗论家谢榛更是直言：“情乃诗之胚。”可谓一语中的。但是，一直以来诗人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薄情和故弄玄虚、献媚撒娇的矫情诗作却又屡见不鲜。而且汉代以来，诗往往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风化，称风俗。”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以看出，诗一直未能摆脱政治、伦理的束缚。事实上，在独尊儒术的古代中国，个人的志向若不能和集体的、国家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观相统一，那就成了异端，算不上什么“志”。“自《离骚》以来，文人写男女的相爱和中道离异，大都用以比附君臣关系。像秦嘉这样毫无掩饰地袒露自己爱情的诗篇，在这个时期是很少见的。”（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节班固、张衡、秦嘉的诗》）
因此，可以这样说，秦嘉、徐淑诗文胜于他者在一“情”字，而情胜于他者在一“真”字。一言以蔽之，秦嘉、徐淑的诗文真事真情真感人。而且真情生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这股洪流般的力量无意间推动了诗歌进程，创新了诗歌体式。
因其真，语言虽平，而意隽永。
前文我们在专门探讨秦嘉、徐淑的语言美时提出，他们的诗文语言明白如话，朴实自然。为什么这样的语言会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呢？关键在于它承载、传达的情和意均是发自诗人肺腑的真情真意。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句，“空”字两出，看似平淡，且有雷同之嫌，但是我们设想，诗人在即将远离之际欲迎妻团聚而不得，此时此地，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心中除了巨大的失落感还有什么？他目之所及、耳之所听的还能有什么呢？所以着两“空”字，而境界全出，意味无穷。
因其真，事情虽小，而情充沛。
秦嘉、徐淑的诗文里没有“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曹植《白马篇》）的壮志豪情，也没有“一生不自保，何言恋妻子”（阮籍《咏怀诗》）的人生悲哀。虽然表达的是男女之事，但是他与以往那种借男女之事附比君臣关系的诗文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内容纯属夫妇私事，是一种“儿女共沾巾”的伉俪深情和无关宏旨的夫妇之事。但是，我们若将秦嘉、徐淑的这一真实小事情放在他们的真实的悲剧人生中来考察，那我们就不难理解诗人所感所知无不饱含挚情，念时则慨叹“忧艰常早至”，“省书”则“情凄怆”，“临食”则“不能饭”，“长夜”则伏枕辗转不能眠，看到“浮云”，则悲激于胸……真实的事情在诗中演绎，真实的情感在句中流淌，他们之间的私人小事传达的是笃厚的感情，彰显的是他们对婚姻的忠贞，他们所坚守的忠贞是人间的根本正道，他们遭遇的生离和死别是人间最大的悲剧，他们经历了人世间普遍存在着、而在他们身上表现尤甚的离合悲欢。正因为流露出的是这种自然的真情，所以一旦发出就能够引起人的共鸣，读来自然感人至深。
因其真，故能打破常规，别开生面。
前文我们论述过，五言诗从产生一直到钟嵘时代是备受歧视的，因此，当时的文士创作五言诗是在名誉上承载代价的压力下进行的，他们是在“名不正”的情况下做了艰难的努力。这点我们也可以从秦嘉的四言诗中看出来，如《述婚诗二首》用四言来表现，正体现了四言的正统性和表现庄重性内容的特点。所以，秦嘉、徐淑能够创作出如此高水准、如此“非常规”的作品，除了历史的必然之外，一定还存在着某种使其得以应运而生的巨大的内在动力。我们设想，秦嘉将要离郡上计远别之时，夫妻双方必然是情不能自已，在表达这种情感时，他们已无暇顾及太多的规矩，心中惟有满腔的赤诚。在这种情况下，五言较四言更易于表情达意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真情的巨大力量促使其抛弃了无形的枷锁，成熟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赠妇诗三首》便应时而生了，诗文同时反复咏叹一件事情这种少见的文学现象便出现了，大胆地抒发夫妻之情这种突破伦理禁忌的诗文便产生了，赠答诗这种全新而又成熟的诗歌表现形式也就应运而生了！而这些新鲜东西的原动力就在于他们的满腔赤诚生发的真情这一伟力之中。
因其真，故能突破世俗，袒露情愫。
郭建勋《汉魏六朝诗歌中夫妇之情的伦理禁忌与性别表达》（《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一文中对夫妇之情的诗歌表现做了较深入的探讨：
诗歌中的夫妇之情，一般应涵盖弃妇、寡妇和相思等题材，然而这些题材与我们所讨论的夫妇之情也有所不同。就弃妇诗和寡妇诗而言，叙写者的情感倾向是单一的，即侧重对女性一方的哀悯，作品中对男性的谴责或悼怀，只是作为陪衬来烘托女性的不幸和孤苦，其中的“夫”与“妇”并未构成一种对等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叙写者的创作目的是表达对弃妇或寡妇这一弱势群体的同情，而非夫妇之间双向的正常感情。就游子思妇的相思题材而言，情况颇为复杂，游子思妇可能是有婚姻关系的夫妇，也可能是非婚姻关系的情侣，文学史上的此类诗歌明显具有泛化和虚拟化特征，也就是说，除了有“本事”为背景的少量诗歌之外，作品中相思的两性并不确指夫妇双方，而更多地指向被一定空间阻隔无法相聚的所有异性，叙写者所关注的是“阻隔”造成的后果本身，对相思双方关系的真实性和确定性却是忽略的，因而也是模糊和类型化的，如徐干的《室思》和《情诗》便是这样。除此而外，如张衡《同声歌》之类的作品，虽写夫妇之情而实喻指君臣遇合，篇中的“夫妇”只是一个虚拟性的象喻符号。
……
在儒家诗教运用美刺比兴对《诗经》予以经学化阐释的过程中，“夫妇之义”和“二姓之好”抹杀了“夫妇之情”和“二性之好”，表现男女情爱的“恋歌”被斥为追求声色的亡国之音、淫奔之诗，婚姻的个体性情欲内涵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在这种伦理性禁忌的制约之下，尽管汉代文人往往在诗赋中通过渴慕“美人”来象征对理想与真理的追求（张衡《四愁诗》），或虚构“荡女”来证明自我战胜诱惑的道德力量（司马相如《美人赋》），或自比“新妇”寄托君臣遇合的隐喻（张衡《同声歌》），美妙的情思流连在非现实的虚拟世界里，却总是缺乏勇气冲破伦理道德的禁锢，用诗歌去抒写原本出于自然的夫妇之情。
这种情况直到东汉中后期才有所改观。随着政治的巨大变动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在夫妇之情的伦理性禁忌有所松动的情况下，渐渐出现了一批表现夫妇之情的文人诗作。但是，此类诗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如同时期的民歌和艳情诗。
在现存两汉作品中，真正以“夫妻事”为内容的诗作似乎只有秦嘉、徐淑的赠答诗。正因为如此，秦嘉、徐淑的诗文以“另类”的形式出现，无疑是有一定的挑战的，这在没有巨大的动力之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的。窃以为，这种动力之源就是他们的真挚感情。而这种原动力又是由他们所处的境遇激发的。当时，秦嘉即将赴京城洛阳上计，因路途遥远，临行前欲与妻子面别，并派车前往迎接，但徐淑身患疾病，无法前来。秦嘉大失所望，心中甚是怅惘，因而面对这一远别，表现出一种无所适从的惶恐和焦虑。“内心的惶恐与焦虑需要消释，古代文人大多通过祈求天地、父母或借助与神祇的虚幻沟通来实现，然而秦嘉唯一想到的却是与他具有婚姻关系的妻子，和妻子的‘面别’成为他临行前最强烈迫切的愿望。惟其如此，一旦得知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他的精神便几近崩溃，愁苦郁闷之情在《赠妇诗》中宣泄无遗。诗篇的主要内容是对妻子徐淑的深切思念、一身独处的孤苦无助、对未来前途的忧惧不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命运幻灭感。毫无疑问，秦嘉对妻子的感情是极为真挚而深厚的，在作者脆弱的心灵里，妻子不仅是一个与男性具有同等伦理意义的另一半人，而且是一种可以抚慰男性灵魂的母性精神力量，完全没有‘艳情’诗中那种对女性的情欲意味和狎玩心态，却是纯粹到令人心碎的夫妇之情。”（郭建勋《汉魏六朝诗歌中夫妇之情的伦理禁忌与性别表达》）
因其真，故能于无意间播盛名于后世，历千余载而传唱不衰。
钱穆先生说：“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转引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古诗十九首为文学在魏晋时期的自觉唱出了先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秦嘉、徐淑在以诗歌赠答的同时，还以书信往来，像这样同时采用诗歌和书信两种文学体式来表现同一事情的文学现象，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在此之后也不多见。这一方面说明，书与诗两种文体具有叙事与抒情两个侧重不同的功能。因为相较于书信，诗歌的抒情功能更胜一筹，而书信则偏向于叙事功能，实用性较强。当然，秦嘉、徐淑的书信也是很抒情的，特别是徐淑的《答夫书》，文情并茂，非常感人，但是因文体所限，与她的《答夫诗》相比则有所不及。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之间那种缠绵不尽的情思，所以他们感觉到，不论是单以诗歌咏叹还是书信传情，都不能够尽意，于是既以诗歌赠答咏叹，又以书信尽言，倾吐衷肠。这说明，这次分别对秦嘉、徐淑夫妇而言始终是难以释怀的，故而反复言说，且言之不足又歌咏之。如此，我们来揣测秦嘉、徐淑当时的创作动机，他们的创作初衷只是为了传情，可能没有更多地考虑诗文自身的文学价值，更不会想到他们的赠答诗和往还书会光耀千古。在这种没有杂念、只为表达纯真感情的动力促使之下，如同世界上众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一样，他们对那一份真情的真实倾吐，在无意之间成就了他们的芳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