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皇子赵竑(即济王),人们差不多都会予以同情,因为他反对史弥远与杨皇后。几百年来,人们差不多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认为只要反对史弥远就是好样的。
这种思维定式是以道学宗师真德秀为代表的道学家一手造成的。因为真德秀是济王赵竑的老师,在理宗宝庆元年(1225)湖州事变后,主张给济王封赠立嗣,后因为济王鸣冤而被贬。1233年弥远死后,真德秀等得势,端平二年(1235)三月当上了参知政事。他们一上来就为济王“翻案”。端平元年(1234)元月己卯日为济王恢复原来的官爵。由此开始,几百年来道学家始终占据舆论的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为济王的“封赠”一加再加,直到40年后的景定五年(1264)十一月,借封赠济王来巩固自己社会地位的“翻案”工作还在继续。度宗刚即位(十月),即立即复“济王竑原赠少师、节度使,追封镇王,谥昭肃”。恭帝德祐元年(1275)四月乙丑,提领户部财用兼修国史常楙,请为济王赵竑立嗣。十月戊午,“常楙和中书舍人王应麟请更封大国,表墓赐谥,命大宗正司议选择立后,迎善气,销噩运,莫先于此。下礼部议,赠太师、尚书令,依旧节度使,升封镇王,谥昭肃。以田万亩赐其家,遣应麟致祭”。
南宋是1279年灭亡的。1275年10月(德祐元年)距“湖州事变”(1225年)已过去半个世纪。南宋末年,以真德秀为道学宗师的道学家们,竟把这将近五十年的宋室君臣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根源归结为“济王不得其死”的“冤气”导致上天的惩罚。由这样一批文人掌握政治思想的主导权,哪有不灭亡之理!由于其文化专制主义的控制,谁反对他们的观点就打倒谁。如殿院蒋岘说:“济邸之于陛下,本非同气之亲,非兄弟而强为兄弟。”“天不能命,神不能语,巫而诬焉。”于是,太武二百余学生相率上书力攻蒋岘,岘遂被罢官。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高压政策,使道学家为“济王鸣冤”的思想得以世代相传,以至于济王的形象被越塑越美,而作为真德秀对立面的史弥远等人则被越描越黑。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演变:
在《宋史》里,关于济王赵竑不满史弥远与杨皇后的记载只见于《杨皇后传》,说:后既诛侂胄,弥远日益贵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国嗣未定,养宗室子贵和,立为皇子,赐名竑。弥远为丞相,既信任于后,遂专国政,竑渐不平。
这时关于赵竑为什么反对杨皇后与弥远的记载还不具体,皇子对弥远不满的原因也很模糊,只是笼统地讲“既信任于后,遂专国政,竑渐不平”。
但到了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就“发展”了,将其“具体化”了。
《宋史纪事本末》的《史弥远废立》一文把《宋史》的记载改为:
“时,杨皇后专国政,弥远用事久,宰执、侍从、台谏、藩阃皆所引荐,莫敢谁何,权势熏灼。”(画线部分的内容由陈邦瞻加)
这样一来,就把济王赵竑反对史弥远的“理由”充分化了。这个“充分化”的理由就是明代人陈邦瞻的杰作。
到清代著名史学家毕沅编写《续资治通鉴》时就不再转述《宋史》的表述,而是引用陈邦瞻的“创作”了。
继清代以后,史学界就以明人陈邦瞻的立论为经典,把济王赵竑为什么反对杨后与史弥远的形象越塑越清晰,越塑越高大。济王赵竑成了一个正面的要求民主、反对专政的形象。
人们的认识往往是“先入为主”。既然历代的史学家都这么评论济王与史弥远,后人也就当做真理加以接受,很少有人去追究一下:赵竑反对杨皇后与史弥远“专国政”,究竟他(她)们干了些什么事?
如果我们深入追究一下其具体干的事情,就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济王赵竑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路?他凭什么要反对杨皇后与史弥远?难道他被立为皇子的时候,不正是“杨皇后专国政,弥远用事久”的时候吗?如此说来,杨皇后与史弥远应该是拥立自己为皇子的“恩人”,为什么济王不但不感恩,反而要恩将仇报呢?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杨皇后和史弥远“专国政”的所作所为吧。
史实告诉我们:所谓的“杨皇后专国政,史弥远用事久”,干的主要是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为“伪道学”平反,拨乱反正。
二是治好战争创伤,恢复江淮广大地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
三是平定江淮与湘赣的“群盗”,建立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四是开禧以后,水、旱、虫、火等灾连绵不断,年年领导全国抗灾、救灾。
五是整顿军队,加强战备,整肃吏治,严惩贪官污吏。
六是组织抗金,拒金求和,赵竑立为皇子时抗金已进行了四年,四川方面虽败多胜少,但江淮前线却胜多败少。
七是收李全,恢复河北山东(嘉定十二年)。“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
八是赏信罚明,举廉吏与奖有功将帅,健全“官吏”队伍,提拔了一大批精明能干的将帅与官吏。
这就是史弥远“用事久”的一些具体内容。离开史弥远“用事久”期间这些具体的国事,抽象地谈对“用事久”不平,就很难看清问题的实质。其实,封建社会的制度本身就只能“专权用事”,谁来都一样。问题在于专的什么权,干的什么事。
赵竑是在韩侂胄专政时被选来作为沂王的嗣子的。据史载:开禧二年(1206)五月初一,“吴兴郡王抦卒,追封沂王,谥靖惠”。五月甲午日,诏以宗室均为沂王嗣,赐名贵和。均父希瞿,太祖九世孙也。赵竑的年龄史书没有记载。如果为沂王嗣时是十岁,那么他被选为“皇子”(由王子变为皇子)时已二十五岁了。嘉定十三年,皇太子询薨。十四年(1221)六月诏贵和为皇子。
宁宗是嘉定十年五月下诏伐金的,十四年六月诏贵和为皇子。他当皇子前四年(也就是说二十一至二十五岁这四年)是抗战前线战争最紧张激烈的时候,难道这样的大事他都不知道?这几年也正是前线捷报频传,“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的时候,这是当时传闻天下的豪言壮语,赵竑这位“皇子”总应该知道吧?而当时能争取到这样的局面正是他们讲的杨后与史弥远“专国政”的结果。对这样的国事赵竑这位“皇子”居然心怀“不平”,那这位皇子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我看,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赵竑(济王)是一个权力欲很强,急于想登上皇帝宝座而又城府不深、不善于掩饰自己的人。在他眼里只有皇位与权力。不管杨皇后、史弥远对他是有恩或工作干得多好,他都得灭你。你干得越好对他越不利。因此他把史弥远和专国政的杨皇后视为眼中钉,并且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是典型的为“权”而斗,为“权”而“心怀不平”。
顺便说一下,关于济王竑为什么要反对史弥远的问题,《钱塘遗事》说是他为真德秀和魏了翁抱不平:“弥远为相十七年,如真德秀、魏了翁皆遭斥逐。济王嫉之,一日书于几上,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弥远,弥远衔之。”
说真德秀和魏了翁是被史弥远“斥逐”,这与历史事实不符。
弥远在宁宗朝为相十七年,没有“斥逐”真德秀与魏了翁。
真德秀从嘉定元年迁博士开始,年年升官,六年时间就从从八品升到从五品。嘉定二年迁校书郎(从八品),三年秘书郎(正八品),四年著作佐郎,五年军器少监(从六品)升权直,六年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从五品),七年出使金国。嘉定八年,是他自己不愿为从官,在宁宗面前讨了个差使,赴任江东计度转运副使,后又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嘉定十二年,真德秀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以母丧回家守丧三年;十五年以宝谟阁待制(从四品)湖南安抚使知潭州。
魏了翁是四川邛州蒲江人,史弥远任相前是校书郎知嘉定府,嘉定元年因丧父在家守丧,筑室白鹤山下。免丧后差知汉州,因境内桥坏压死人降一秩,数月后知眉州;嘉定四年任潼州路提点刑狱;八年兼提举常平等事,迁转运判官;九年兼知遂宁府;十一年因丧母在家守丧。免丧后迁直秘阁知泸州,主管潼州路安抚司公事,差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京,进兵部郎中,改司封郎中兼国史编修官。
从以上两人的经历可见,真德秀在自己主动请求到地方任职之后,已官至湖南安抚使;魏了翁因两次在家守丧,并有一次事故问责降官一秩,但也官至潼州路安抚司公事、知潼川府。按理说,这两人没有受“斥逐”。
但这则记事倒启发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即济王赵竑当年赤裸裸地反对史弥远,这是否与真德秀有关?真德秀当时仍兼宫教,所以他一直是济王赵竑的老师。亦正有此因,所以才有理宗宝庆元年湖州事变后,真德秀、魏了翁带头起来为济王鸣冤之举。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则记录理解为当时真、魏与济王本来就是一伙的。如果济王上台,把史弥远“决配八千里”,代替史弥远这个位子的就是真德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