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称，史弥远专权二十五年，除了歌颂投降、反对恢复之外，对于国家大事毫无建树。成天忙着与杨皇后勾结，如何为自己揽权受贿，如何使用阴谋害人，等等。
史弥远为相二十六年，是否对国家大事毫无建树？作为主管全国军、政、财、文与外交等大权的“独相”，本篇只是从宰相行政的部分职责着眼，即解决民生问题、文化建设问题与官吏任命等三个方面看其真实的历史。
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社会，老百姓靠天吃饭，一旦遭到水旱虫风等自然灾害抑或疫病流行，就会衣食无着，流离失所，饥饿死亡。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执政者治国“大经大法”的《书经》明确指出：“民为邦本”、“政在养民”。所谓养民之政，就是执政者要做好九件事：水、火、金、木、土、谷、正德（正民之德）、利用（利民之用）、厚生（丰衣足食）。这九件事中，除了“正德”这件是讲社会伦理道德，其他八件讲的都是社会物质生活，即民生问题。执政者做好这九件事叫“九功”、“九德”。所以古往今来，执政者祈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把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即民生问题列为头等大事。这就是“民为邦本”、“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化。判断一个政府或一个历史人物的优劣好坏，首先要看他对民生问题的态度如何，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看他能否给老百姓带来安定的社会环境与丰衣足食的家庭生活。
赵宋王朝在“养民之政”方面非常突出。宋太祖赵匡胤在建隆年间就兴复救济百姓的“义仓”；太宗赵光义时建“常平仓”“惠民仓”；英宗时又增设“广惠仓”；神宗蔡京当国时为鳏寡孤独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给常平米，派官卒管理，安置吃饭衣被。所以史官对赵宋王朝予以很高的评价：“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籴，或贷以种食，或直以赈给之，无分主客户。”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还明确规定监司、守令政绩考核的四条标准：按田莱荒治之迹；较户产登降之籍；验米谷贵贱之价；考租赋盈亏之数。一句话，监司、守令官职的升降是看你如何解决民生问题为标准。
南宋自高宗以来，一直把民生问题放在极重要地位，大兴水利，发展生产，修圩垦田，仅建康府永丰圩就有圩田950顷。高宗把是否关心民情列为评价官吏好坏的一条重要标准。如绍兴七年三月，他亲自赐无锡知县李德邻因能关心民间疾苦以五官。为了体会民间的疾苦，宫禁中设“打麦殿”以知稼穑之艰难；宫中亦养蚕两箔许，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他申戒有司“勤恤民隐”，以便“大固其心，勿以小小伤之”。绍兴七年久旱，他就命中外臣庶如实上报旱情，免去诸路民众多年拖欠的租赋，诏户部派官巡按诸路，考究财赋利病，劾查违法的官吏。当时建康发生疫病，他就下令遣医生前去医治，贫民给钱，死者给以安葬。总之，在关心民生问题上，尤其是发展生产、赈灾救急问题上，高宗带了一个好头。以后孝宗、光宗、宁宗继续贯彻这一治国的方针大略，在具体的制度、政策上不断完善，这是南宋王朝得以存在一百五十三年的根本原因，亦是历朝宰相必须履行的首要职责。
综观史弥远为相的二十六年，除了战争匪患等“人祸”，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尤其是嘉定元年的旱、蝗灾；嘉定二年的蝗、旱灾；嘉定三年的大水；嘉定六年的两浙大水；嘉定八年的旱、蝗灾；嘉定九年的四川大地震，两浙、江东的水灾；嘉定十四年的浙东、江西、福建诸州旱灾，沔、成、阶、利诸州水灾；嘉定十六年的两淮、沿江诸州水灾；嘉定十七年的福建水灾；理宗宝庆二年的风灾；绍定二年四川成都、潼川的旱灾，台州的水灾；理宗宝庆元年楚州的火灾；宝庆二年蕲州的火灾；绍定三年临安的火灾与建昌年的火灾。将近一半年份是大灾之年。自然灾害是当时社会的一大问题，也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史弥远“政府”对此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第一，表现为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方针政策上。从嘉定元年开始，参照历史经验，诏文武百官集体讨论，制定出一系列“宽恤之政”，并严格要求各级官吏认真执行。
下面就是具体的历史记录：
1.嘉定元年五月丁卯，“诏侍从、台谏疏奏缺政，监司、守令条上民间利害”。
2.嘉定元年七月壬戌，“以飞蝗为灾，诏三省疏奏宽恤未尽之事”。
3.嘉定二年七月癸巳，“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五条”。
4.嘉定三年六月壬戌，“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十有九条”。
5.嘉定四年闰二月辛亥，“诏重罪诸路帅臣、监司、守令格（格：抗阻）朝廷赈恤之令及盗发不捕者”。
6.嘉定六年五月戊辰，“修庆元六年来宽恤诏令”。
7.嘉定八年四月癸卯，“诏中外臣民直言时政得失”。
8.嘉定八年十月乙未，“命六部各类赦书宽恤事，下诸路监司推行”。
第二，表现为政府在具体的救灾赈灾措施上。每逢灾害袭来时，能及时地组织官吏与民众救灾赈灾，虽然有些举措现在看来十分滑稽可笑，如天旱时诏令各路、州、军向老天爷“祷雨”，但总的说救灾与赈灾工作还是及时有力的。
下面就是这个时代政府救灾赈灾的历史记录：
嘉定一年（1208）
“二月壬子，诏临安府赈给流民。”“闰四月壬申，雨雹。辛卯，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丁酉以旱诏求言。”“六月乙酉，以蝗祷天地、社稷。”八月初一发米赈贫。“甲午，发米二十万石，赈粜江、淮流民。”九月壬子，“出安边所钱一百万缗，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籴米赈饥民”。十二月辛卯，“免两淮州军二税一年”。
嘉定二年（1209）
“二月大风。”三月庚申，“都城疫。命浙西及沿江诸州给流民病者药”。蝗灾。出内库十万缗为临安贫民棺櫘费。四月乙丑，“诏诸路监司督州县捕蝗”。五月辛丑，“命州县捕蝗”。六月旱灾，“命丰稔江西、福建、两广诸州籴运以给临安，仍偿其费”。七月乙未，“诏凶荒歉州县七岁以下男女听异姓收养……募民赈饥免役”。八月丙戌，“发米十万石赈两淮饥民”。该年，“诸路旱蝗。杨、楚、衡、郴、吉五州、南安军盗起”。
嘉定三年（1210）
三月“免都城及荒歉诸州民间拖欠的赋税”。四月戊辰，“出内库钱二十三万赐临安军民”。“临安府给贫民病死者棺。”五月癸丑，“以久雨发米赈贫民”。八月乙亥，“大风拔木。临安府蝗”。十二月丙辰，“诏江、淮诸司严饬守令安集流民”。“是岁临安、绍兴二府、严、衢二州大水，赈之，免税。”
嘉定四年（1211）
闰二月丁未，大风。三月己未，“都城疫，临安府赈治病民，死者赐棺钱”。己丑，“以没收吴曦官田租代关外四川旱伤秋税”。四月“出内库钱葬疫死贫民。”
嘉定五年（1212）
三月临安、两浙大雨。“七月雷雨毁太庙。”“十月雷。”“十二月再免濠州租税一年。”
嘉定六年（1213）
“五月旱。”“九月免京、湖诸州拖欠租税钱28万余缗。”“是岁，两浙诸州大水。赈之。”
嘉定七年（1214）
六月旱，命诸路州军祷雨。“十一月丙戍，命浙东监司发常平米赈灾伤州县。”
嘉定八年（1215）
“是岁，两浙、江东两路旱蝗。四月祷雨。”五月乙酉，“发米赈临安府贫民”。六月“诏两浙、江、淮谕民杂种麦、麻、豆。国不收税，田主不收租”。七月“免两淮诸州今年秋税并极边五州明年夏税。因灾免临安、绍兴府贫民夏税”。丙子，“发米三十万石，赈粜江东饥民”。
嘉定九年（1216）
正月辛巳，“免和籴、科籴。罢诸路旱、蝗州县和籴及四川、关外科籴”。二月辛亥，“东西川大地震。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六月戊申，“赈浙西被水州县，宽其租税”。九月甲申，“诏两浙、江东监司□州县被水最甚者免租”。
嘉定十年（1217）
正月辛巳，“雷，雨土，大风拔木”。二月庚申，“地震、雪”。六月辛未，“东川大水”。十月乙巳朔，“久雨”。十一月丁丑，“大风”。诏浙东提举司发米十万石赈给贫民。
嘉定十一年（1218）六月“湖州水，辛酉诏赈恤被水贫民”。
嘉定十二年（1219）“六月西川地震”。
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庚戌大风。”“十一月壬子，临安火。”“十二月戊午，大风。”嘉定十四年（1221）“正月雪，乙未，雷、地震。”“五月西川地震。”“是岁，浙东、江西、福建诸州旱，沔、成、阶、利水。诏赈之。”
嘉定十五年（1222）“三月赈江西旱伤”。“九月大雨雹、雷（癸丑）。”“十二月出米五万石赈济临安贫民。”
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命淮东制置司赈济山东流民。”“三月诏以五万二千五百石赈道州饥。”“九月诏江、淮诸司赈恤被水贫民。”“十一月诏赈太平州太水。”“十二月命淮东、西总领及沿江被水州募江西、湖南民入米补官。”
嘉定十七年（1224）二月，“免台州拖欠的赋税十万缗，命临安府赈贫民”。四月“赈庐州饥”。六月“赈福建水”。
宝庆元年（1225）“二月丙辰，楚州火。戊午，发廪赈在京细民”。“四月辛亥，出丰储仓米八万石赈在京细民。”“七月丁丑，滁州大水，诏发会子三千缗，米六百石赈恤被灾之家。”
宝庆二年（1226）“三月己卯蕲州火”。“七月戊辰，雷电雨、昼晦、大风。遂安、休宁两县界山裂，洪水坏公宇、民居、田畴。”
宝庆三年（1227）“三月庚戌朔诏郡县长使劝农桑，抑末作，戒苛扰”。
“七月丁酉，诏赈赡被水郡县，其竹木等税勿征。”“十二月壬申，发廪赈赡京城细民”。
绍定元年（1228）“正月丙申，兴雪寒籴贵，出丰仓储米七万石以纾民。”
绍定二年（1229）“五月诏成都、潼州路旱，制置司及各路监司疾速措置赈恤，务要实惠及民，仍考察郡县奉引勤惰以闻”。九月丁卯，“台州大水”。十月壬戌，“诏：台州水灾，除民田租及茶、盐、酒醋诸杂税”。
绍定三年（1230）“十二月壬申，以雪寒诏出封桩库缗钱三十万，赈恤临安贫乏之民”。十二月乙酉，“慈明殿出缗钱一百五十万，大犒诸军、赈恤临安贫乏之民”。
绍定四年（1231）“四月久雨”。七月丙戌，“建州、剑州、秋霜害稼，运广米应济市籴。湖州、秀州、严州、徽州春霜损桑，水潦为灾，令监司郡守留意赈存，减免税色”。九月丙戌夜，“临安大火”。“庚寅诏：火后合行宽恤条件，严令三省施行，令学士院降诏出封桩库钱、丰储仓米，赈恤被火之家。免临安府城内外之征一月。”辛卯，“出内藏库绢钱二十万，赈恤贫乏之民”。九月庚子，“建昌军火灾”。丙辰，因临安火灾史弥远等宰执（薛极、郑清之、乔行简），“乞镌罢”，即引咎辞职。诏：“史弥远降奉化郡公，薛极、郑清之、乔行简各降一秩。”
绍定五年（1232）“九月乙巳，雨、雹、雷”。
绍定六年（1233）“三月丙辰，大雨雹”。十月乙未，史弥远薨。
以上就是史弥远任相期间抗灾，救灾的历史记录。历史上一些醉心于（中央大权）权力斗争的道学家，他们想的、说的全是一个“权”字，评论历史与人物也都围绕着一个“权”字。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民生”这个概念（如欧阳玄对嘉定十七年的评价）。这种“以权为本”的执政理念，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古代社会的上层，从这个角度看，史弥远任相时还是爱民、恤民的；史弥远这个宰相和历史上那些以权为本的人物相比，心灵还是比较仁慈、忠厚的。上述救灾、赈灾的记录，当然不能说都是史弥远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他的功德。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宁宗的仁政爱民治国理念和当时南宋朝廷有关的救灾赈灾制度（如丰储仓、义仓、常平仓等制度），归功于各路、州、军的广大地方官员和民众，但也应看到以史弥远为“总理”的“政府领导班子”的勤政爱民的功劳。正是这个时期，救灾赈灾的制度与政策在前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执行。应该说这个“政府领导”班子还是强有力的。从史弥远个人来说，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执行机关的首脑，他出色地完成了宰相应负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