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所言，均衡和危机是社会这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们处于一个不断转换的过程中。当社会危机产生，它不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或早或迟总会在各方的博弈下得到解决，从而使社会重新回复到先前的均衡统治体系中去，或者上升到新的均衡统治体系。这里大家请注意，危机产生后，经过各方利益博弈，社会只是有可能回复到先前的均衡统治均系，也有可能上升到新的均衡统治体系。如果只是回复到先前的均衡统治体系，或者说危机没有产生新质，只是在先前的均衡统治体系中循环，那么，我们说危机没有导致革命的产生，或者说通过社会各方博弈来摆脱危机的方式不是社会革命，而是起义、政变、军事入侵和战争等。如果危机产生了新质，不再在先前的均衡统治体系中循环，而是上升进入到新的均衡统治体系中去，那么，我们说危机引发了社会革命，并以此方式摆脱了危机。由此可见，危机不一定导致革命的产生，革命只是各方博弈很小概率的一个事件，大多时候历史还是在旧有的均衡统治体系内循环前进。或者说产生新质的社会临界点是很少的，大多时候历史还只能在旧有的均衡统治体系内缓慢地进化。我们在本章着重阐述危机产生后没有导致革命的各方博弈和化解危机的方式，对于导致革命的博弈我们放在下一章进行阐述。
我们知道，自从统一的社会分裂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后，阶级矛盾就成为必然，也是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既然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而且，贯穿有阶级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枟共产党宣言枠一文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①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阶级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当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超过了民众的生存底线，使得民众无法生存下去，受压迫的民众就奋起反抗。这就是奴隶起义或农民起义。被统治阶级通过起义的方式推翻残暴的统治，或者给予残暴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加速残暴统治者灭亡的步伐，从而推动危机的解决。这是一种自下而上解决危机的方式。不过，由于起义者只是想推翻某家某姓的统治，并不是想改变整个均衡统治体系，也无力改变整个均衡统治体系，因而，整个社会又只是回复到往昔的均衡统治中去了。这样，社会也就完成了一个轮回，历史也就在轮回中缓慢前进。下面我们就以古代中国为例加以说明之。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地主阶级及其专制国家对农民阶级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且，这种剥削和压迫是世所罕见的，故而，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不断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就不断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爆发，且爆发的次数和频率是世界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是古代世界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殊死博弈的典型。
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秦帝国建立后，由于推行暴虐统治，社会很快陷入危机之中。走投无路的农民为了争取生存和温饱的权利，被迫举行起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即陈胜、吴广起义。其后，几乎每一个朝代隔一段时间就有大的农民起义爆发，如汉末的赤眉、绿林起义及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宋时的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等。这些农民起义大多推翻了残暴的统治，使整个社会摆脱了危机，而且，这也是当时社会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但是，这些起义也只是推翻了某一姓氏具体的残暴统治，而没有对作为制度性的均衡统治体系造成革命性的改变。相反，起义者不但没有改变集权均衡统治体系，反而在起义成功后沿袭、照搬了原有的那一套。这里我们以明末农民起义为例来具体说明。
像以往所有王朝在末期腐败黑暗一样，明王朝到了末期也是如此。整个社会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众生存艰难，以至于出现“民相食”的悲惨景象。这时的明王朝已处于这样一种危机境地：农民阶级不愿像原来那样生活下去，而统治阶级也不能像先前那样统治下去。于是，为摆脱令人无法忍受的深重剥削，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明王朝的压迫特别深重，一时间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陕西、河南等地。虽然明王朝派军队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不过收效甚微。起义的烽火越燃越旺，呈现出燎原之势。起义军不断给明王朝的军队以沉重打击，明王朝的军队节节败退。在这些起义大军中，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是最强的，也是对明王朝造成威胁最大的一支起义部队。由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对民众秋毫不犯，且每到一地都宣传“均田免粮”的主张，故而，李自成起义军深得民心，势力迅速增强。起义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明王朝很快就无法抵挡起义军的攻势。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决定北上攻取北京，推翻明王朝的统治。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灭亡了明王朝。随着李自成起义军消灭了旧的统治者，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重建原有的均衡统治体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推翻朱姓王朝统治的同时，李自成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政权———大顺政权。李自成的农民政权和明王朝的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其机构设置一如历代王朝之旧制。也就是说，李自成试图建立一个李姓王朝。不仅如此，占领北京后，一些将士自认为大功告成，开始贪图享受，日子过得同明代的官僚一样。甚至一些高级将领开始强占美女，如刘宗敏霸占陈圆圆就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一例。蔡美彪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时指出，起义军的领袖不但开始称王称帝，设官分职，而且也照样向人民征收钱粮，他们只能以封建王朝的体制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蓝本。历代农民战争中建立的起义军政权，既有革命性，又有封建性。如果这个政权没有被官军消灭，而是推翻了旧的王朝，它所建立的也只能是一个新的封建王朝。① 应该说，蔡美彪对农民起义性质的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明末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朱姓的天下，但并没有去动摇集权均衡统治体系的构架。李自成农民起义建立的一切正是他要推翻的朱姓王朝的一切。总之，通过对李自成农民起义这个典型的描述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农民起义改变的是某一人的统治，并不能改变集权均衡统治体系。它始终在原有均衡框架内进行周期性的循环振荡，最终还是回归原位。
从以上分析可知，农民起义并没有推动均衡统治体系革命性的转变，促进社会发展上一个新台阶，那么，农民起义为什么不能导致新的均衡统治体系的出现呢？我认为，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自生产性经济产生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自给性生产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交换性经济始终屈于从属的地位。在自给性经济条件下，社会阶层分为基本的两大类，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由于占有土地，掌握着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在社会上处于统治的地位。农民阶级几乎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能替地主打工，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处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总是想法设法构建严密的均衡统治体系，以维护自己所获取的利益，而居于从属地位的农民阶级整天为生计疲于奔命，根本不可能去构建什么统治体系。即便有，也只是怀有一些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的平均主义想法，而建构不了什么新的严密的统治体系。故而，农民起义成功后，只能效仿旧有的均衡统治体系。而只有当经济基础发生新的变化，即交换性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进而产生新的领导阶级后，整个均衡统治体系才会有革命性的变革。
虽然农民起义没有推动社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不过，农民起义还是对残暴黑暗的专制统治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及压迫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抑制了土地兼并的恶性膨胀，用暴力迫使专制王权和地主阶级对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或者说在原有的集权均衡统治体系内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是以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后的统治发生的变化为例加以说明之。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给后继的统治者以强烈的震撼，使他们吸取前朝的历史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秦朝“收泰半之赋”（枟汉书·食货志枠），“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枟汉书·严安传枠）。西汉建立后的前几十年里一直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汉高祖刘邦时定田租为十五税一，文帝时减为三十税一，还一度免除了田租。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到汉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国力大为增强。对此，枟史记·平准书枠记载道：“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可以说，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对秦朝暴政的荡涤，才有了西汉的“文景之治”，也就有了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局面。同样，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到“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要君臣牢记“隋氏灭亡之事”（枟贞观政要·政体枠）。因而，唐初统治者“征敛赋役，务在宽简”（枟旧唐书·食货志枠）。这为“贞观之治”和盛唐雄风奠定了基础。
农民战争使地主阶级不能肆意兼并土地，抑制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恶性膨胀，也打乱了原来的土地关系，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使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重新获得了活力和发展，从而抑制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也就不会产生新的农民起义。我们看到，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过后，都会出现大量无主的荒地。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调整土地政策，让无地农民耕种无主荒地，或者由国家把无主荒地分配给无地农民耕种。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相继，大量土地荒芜，“田无常主，民无常居”（枟后汉书·仲长统列传枠）。曹操就利用大量无主荒地推行屯田，其中就有民屯。民屯劳动者虽然最初带有国家佃农的性质，不过，当屯田制瓦解后，许多屯田民实际上也变成与一般自耕农没有差别的个体小农。再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即“令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枟续文献通考枠卷二枟田赋二枠）。同时，他还规定“复业人民，见今丁少而旧田多者，不许依前占护，止许尽力耕垦为业；见今丁多而旧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验丁拨付”（枟大明会典枠卷十七枟户部四枠，枟田土枠）；“若兼并之家，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光绪枟风阳县志枠卷十五）。可见，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朱元璋，对广大农民要求有自己土地的愿望有深刻的印象，因而他在成为新的统治者之后，就把允许农民占耕无主土地和抑制土地兼并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①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反抗外来殖民统治的起义，如义和团运动和1857年的印度反英大起义，虽然都是反对外来殖民压迫，但它们在很大程度都不反对本国的专制统治，相反，还努力维护本国的专制统治。因而，这些起义都是维护原有体制的反抗运动，都不具有新质。即便有新质的东西，也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局性的、系统性的改变。
与阶级矛盾引发农民起义并通过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来摆脱危机不同，政变一般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博弈、斗争，并通过上层的政变来设法化解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翻开一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就时常能看到发生在各国的宫廷政变和统治内部的政变。这些政变或多或少是在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逼迫下发生的，其目的是在原有均衡统治框架内争夺统治权力，化解日趋严峻的社会危机。这类政变往往不具有新质的东西，纯粹是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斗争，并没有造成整个统治体系的改变。当然，历史不是纯粹的，还有一些革新性质和反动性质的政变，不过，它们不是本章要论述的。这些政变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下面我们就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辛酉政变为例加以说明之。
辛酉政变，亦称“祺祥政变”、“北京政变”，是一场发生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的清朝宫廷权力之争。1860年，对清朝政府来说是个内外交困的年份。在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战火燃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清军与之作战胜少败多。同时，外又面临英法联军的入侵。这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并最终攻占了北京。咸丰皇帝不得不逃亡到热河，由恭亲王奕？留下来议和。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热河，遗诏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辅佐其子载淳，而将恭亲王奕？、皇后钮钻氏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载垣等八大臣屡劝皇帝迟迟不回北京，并与在北京主持对外事务的奕？对抗。而奕？在得到英法的支持后，到承德与那拉氏密谋策划发动政变事宜。两人都不满载垣等八大臣一手遮天，都深知要参与最高决策权，需要有对方的支持，于是，两人一拍即合。1861年11月，回北京后，那拉氏等立即发动政变，处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惩处和罢免了一批反对派官僚，建立了同治政府。此即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产生的同治政府是以维护原有的专制统治秩序为主旨，其最高掌权者慈禧太后是顽固的封建守旧派，没有丝毫的革新观念。在她执掌大权期间，一直是依靠两种政治力量来维护其统治的，即顽固守旧派和洋务派。前者极力维护腐朽的专制制度，在他们看来，任何与专制制度相悖的变革都是不可饶恕的。后者虽主张“学习西洋”、以“洋人为师”，但只是从专制统治和抵御外侮的需要出发，去学习一些外国的先进技术，而反对学习外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是一味地妥协退让，只要列强承认其专制统治都可以与之友好相处。他们也是满脑子充斥专制思想，充其量是那拉氏与洋人打交道的工具。由此可见，辛酉政变是典型的皇族内部的斗争，是清朝最高统治阶层内部为争夺权力、化解统治危机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它不具有任何革新和改良的性质。
辛酉政变后，清朝政府就和各国列强迅速勾结起来，在苏浙沪地区出现了外国人的洋枪队，协同湘军、淮军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最终太平天国运动被中外联合势力所绞杀，从而暂时挽救了清朝的危机。同时，辛酉政变产生的同治政府改变了咸丰朝时动摇不定的举措，坚定地推行主和政策。这不仅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仇视外国人的态度的改变，为西方文化的输入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之后，从心理上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月政变也是统治阶级为化解统治危机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只不过这个统治阶级不是皇亲贵族，而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下面我们来看下热月政变。
1793年，雅各宾派上台，掌握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政权。由于雅各宾派一上台就面临异常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便采取一系列恐怖统治措施。这些恐怖措施的实施强有力地挫败了国内的反叛力量和国外的干涉势力，挽救了法国革命。但在局势缓和后，雅各宾派没有终止恐怖统治，也没有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反而继续实施恐怖统治，甚至规定法庭仅凭推理就可以定罪，而且所有的刑罚简化为死刑。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好转，雅各宾派内部意见分歧日益尖锐，出现了主张加强恐怖政策的埃贝尔派和主张实行“宽容”政策的丹东派。对这些持不同见解的革命家和政治派别，罗伯斯庇尔像对待敌人一样采取了残暴的手段加以镇压。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特别是人人自危的暴虐做法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使自己在国民公会中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1794年雾月9日，罗伯斯庇尔前往国民公会，结果两度被打断发言。会上开始出现“打倒暴君”的呼声，并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决议。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的“雾月政变”。热月政变结束了恐怖统治，但这并不是政权易手，共和国的政权并未被封建专制势力掌握，而是被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热月党人所掌握。换句话说，新的均衡统治体系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还是基本保持原有的样式。事实上，热月党人掌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共和制及革命成果，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的统治秩序。由此可见，热月政变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内部的博弈、斗争，并没有改变整个统治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集权均衡统治体系下，摆脱危机的使命更多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而在分权均衡统治体系下，摆脱危机的出路更多的是通过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变来完成。如非洲国家独立后有40 多个国家发生政变，在1952—1985年共发生政变250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究其原因，我以为还在于权力的归属性上不同。在集权均衡统治体系下，权力属于君主一人，天下与臣民都要匍匐于他脚下。既然如此，压迫与剥削民众是正常的、必然的。这往往会引发民众的反抗。而在分权均衡统治体系下，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罢免统治者。故而，很少出现民众起义。
危机除引发农民起义和政变外，还会导致外族的军事入侵。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各方力量处于胶着状态时，外族的入侵往往会打破这种僵局，从而推动危机的解决，使社会基本回复到原先的均衡状态中去。这种事例在古代世界是比比皆是，如波斯帝国的灭亡、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拜占庭帝国的灭亡等。下面来看下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公元4世纪后，罗马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由于上层统治者内部纷争不断，使得帝国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造成统治力量的削弱。民众由于深受赋税剥削而进一步贫困化，生活非常艰难。总之，政局的混乱和剥削的加重，民众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不断激化，在罗马帝国内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地方性反抗运动。其中发生在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和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是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对罗马帝国打击较重的反抗运动。起义军虽然也曾占领了一些地区，并对一些贵族势力进行了打击，但最终还是因罗马军队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了。不过，这些反抗运动沉重地打击了罗马统治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4世纪末5世纪初，“蛮族”———日耳曼人开始入侵罗马帝国。西哥特人作为日耳曼人的一支，早已进入罗马帝国定居。当他们看到帝国的分裂之势，就开始攻掠巴尔干半岛各地。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占罗马。随后，转战高卢和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建立了西哥特王国。这是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蛮族”国家。与此同时，日耳曼人开始从帝国北部大规模入侵，而罗马帝国根本就无力作出像样的抵抗，罗马于455年再次陷落。到5世纪中叶，西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蛮族”侵占，成为日耳曼人的势力范围。西罗马帝国这时实际上已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476年，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被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废除，西罗马帝国正式宣告灭亡。而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蛮族”国家的建立，原先的危机逐渐地平息下去，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均衡的状态中。
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也是如此。自12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的国力渐趋衰微，领土日蹙。面对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它不得不求助于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的支援。但是，十字军的到来并没有挽救它，反而对其生存构成了新的威胁，十字军居然掉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虽然帝国在热那亚的帮助下复了国，但复国后的帝国不仅由于农业生产的破坏和商业贸易的衰退而导致国力大损，而且，政治腐败，内战不断，使本已有限的国力损失殆尽。与此同时，封建主和富商不断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在帖撒罗尼卡爆发了“吉洛特”（意为“人民之友”）起义，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国力虚弱的拜占庭帝国不惜向奥斯曼土耳其乞援，把起义镇压了下去。但是，危机重重的拜占庭帝国很快成为奥斯曼土耳其的盘中餐。奥斯曼土耳其先是夺占了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随后，又侵占了巴尔干地区，阻断了它与欧洲的陆上联系。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灭亡了拜占庭帝国。至此，一轮危机宣告结束。
危机还会引发国家之间的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欧洲列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而导致各国实力对比发生重大改变，由此各国矛盾日趋尖锐而导致的。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被塞尔维亚人刺杀死，成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史称萨拉热窝事件。萨拉热窝事件后，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的各国都迅速开始军事总动员，并拒绝一切调解。鉴于各国的强硬外交和对国家军事力量的自骄，战争已无可避免。战火首先在欧洲大陆燃烧起来，随后蔓延至亚非地区，其中欧洲大陆的西线战场是具有决定性的战场。德国和英法在西线进行激烈的交战，并很快进入阵地战僵持状态，双方都很难有大的进展。在东线，德奥虽然击败俄国多次，但并未达到迫使它退出战争的目的。随着美国加入协约国和苏俄退出战争，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协约国倾斜。到1918年，协约国开始向同盟国发动总反攻，奥匈帝国很快瓦解并无条件投降；德国也发出停战照会，并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宣告一轮世界性危机的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推动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促进了亚非民族的觉醒，建立了协调各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主观上并未要改变交战国的统治方式，但它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国家的毁灭和新生，并建立起新的均衡统治方式。不过，总体上没有改变分权均衡统治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