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总是处在均衡中，均衡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历史的一大特征。历史的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另一大特征是危机，即社会失去了均衡。也就是说，历史是由均衡和危机两部分组成的，在均衡和危机交替中向前发展。这就像一个人有健康的时候，也有生病的时候一样，人就在健康与生病中迈步向前。或者还可以这么说，没有危机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历史，是不可信的历史，是缺少动力的历史。有危机，历史才是完整的，才有进步的动力。甚至可以这么说，危机是历史进步之源。
自有了人类社会，危机就已经开始伴随人类了，就像自有人类，疾病就伴随人类一样。正像人类在不同阶段生不同的病和不同人生不同的病一样，处在历史不同阶段的危机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不同地区的危机也表现不一。也即危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虽然如此，但它们根本的一点是相同的，即社会失去了均衡，原有的平衡状态无法保持，或平衡状态发生较大的改变，从而对共同体造成了较大的破坏，或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震荡。
人类最初的社会是原始群，它很小，只有几十个人；也很松散，并不固定于某些人，有时走散一些人也不在意；也很简单，他们一起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和上下之分，没有形成复杂而精密的社会分工；社会关系也很简单，就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并且这种性关系没有禁忌，完全是动物性的性关系。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内部力量很少也很微弱的群体。群体里的几十个人为了生存不会内斗，基本上一条心，没有任何异议。可以说内部力量并不对群体生存构成挑战，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外部大自然的力量。这些外部力量主要有自然灾害、肆虐的疾病、不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在人类四周出没的大大小小的食肉动物等。这些外部力量往往使原始群在一夜之间惨遭灭顶之灾，而且，这种事情应该在人类历史的前几百万年里是经常发生的。弱小的人类还没有应付这种威胁的办法，对待它的方法基本上是听天由命。除此之外，人类还要面对内部混乱的性关系对群体形成的威胁。由于没有性禁忌以及对血缘关系的认识一片空白，结果是原始乱婚行为造成人口繁殖能力和身体素质低下，一个一个原始群就在动物性性关系的交往下灭亡了，或者一个又一个畸形儿诞生了，从而对群体的持续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这就是人类最初要面对的危机，一种由于人类与自然的力量过于悬殊，从而无法取得均衡而导致的危机。特别要说的是，人类社会内部自然性性关系造成的危机，可以说是，人类由于自身无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无法平衡好男女之间和上下辈之间的性关系而造成的危机，虽然这种关系还是鲜明地打上了自然的痕迹。需要指出的是，原始群时期出现的危机是由于科技和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无法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完全听命于大自然而造成的。可以说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危机的形式，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和科技和生产力水平是相匹配的。这是我们在考察危机时所要注意的。
随着农业革命的发生，人类开始从攫取性经济或非生产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过渡。这标志着人类开始摆脱大自然对自身的绝对主宰。这时候，大自然对人造成的威胁开始不再是人类的头号危机了，它开始逐步退居幕后。人类这时所要面对的最为主要也是威胁最大的危机是社会内部各方力量以及外部力量相互争斗、失去平衡而产生的风险。这是危机形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农业革命后，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再也不像先前那样只能通过攫取天然果实来维持自身生存需要，而没有一丝一毫的剩余。相反，人类通过生产第一次获取了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宣告财富的诞生。如何来分配这些剩余产品或者说财富成为摆在氏族和酋邦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虽然剩余产品一出现并不会马上引起社会的纷争，但当剩余产品越来越多时，氏族部落的酋长和父系大家族的家长、酋邦酋长和处于高阶等的人就会利用自己对公共产品的管理和支配权，在产品分配和交换上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抉择，譬如占有一部分剩余产品。这种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使社会日益分成两个不对等的阶级：富人和穷人。也即原先为着共同体利益奋斗的人开始一分为二，并开始为各自利益考虑了。普通的氏族成员、酋邦低阶等的人对酋长等处于金字塔顶尖的人占有剩余产品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甚至是抗议。这些通过不公手段获有较多财富的人一方面想通过自己的地位、影响来占有社会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又要防范他人夺取自己财富，特别是普通成员由于不公、愤怒而导致的暴力行为对自身及财富带来的危害。这样，社会就因为财富而产生了分裂、纷争。随着抗议、暴力性行为在共同体内不断发生，原先采用非正式公共约束力来维持均衡的统治体系再也运转不下去了，或者说社会内部各方力量再也不愿遵守原先默认的准则、规定，而各自按照各自的一套方式来进行，整个社会陷入了巨大的分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基于经济利益而导致的社会大分裂。分裂的社会再也无法回复到往昔的平衡状态中去，社会再也无法正常运转下去，它宣告了社会危机的到来。对此，恩格斯在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枠中也有一段精辟描述氏族社会是如何分裂、危机如何产生的话。这段话这样说道：“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①总之，随着向生产性经济过渡，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处于金字塔顶层和接近金字塔顶层的富有者及权力拥有者和处于底层的普通成员之间矛盾不断加深、激化，最终导致原先的氏族体系和酋邦体系再也无法维持住社会的有序运转，整个社会爆发了严重的危机。它是在人类内部第一次出现的你死我活、充满血腥的社会危机，是所有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而造成的危机的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裂，或者说第一次产生的两个阶级（富人和穷人）不可调和的斗争最终导致国家的产生。国家合法地使用武力来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维持社会秩序，支撑统治者的权威。恩格斯对此就说道：“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②他还说道：“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③
国家的产生，并没有消灭危机，反而由于使用暴力侵夺利益而使得危机不时爆发，有的很严重，有的不很严重。下面我们就严重的、导致社会变革的危机进行阐述。我们知道，专制王权（王权）统治成为国家最初的统治形式。在专制王权统治下，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是社会失去均衡或者说是产生危机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言，专制王权总是不遗余力地强化王权的力量，镇压一切敢于争夺王权的力量，并想法设法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奢华的需求，或者说总是设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于专制王权自利性以及不受限制性，其索取总是无度的，民众在其统治下只能处于维持生存需要的境地中。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就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面对专制王权的压迫，民众再也不接受残暴王权的统治，不得不揭竿而起，奋起反抗，以争得自己微薄的权益。或者说，专制王权过分强调单方面的权益，忽视民众的利益，结果却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均衡，产生了危机。下面我们先来具体看下古代埃及因阶级矛盾而产生的危机。
古埃及专制王权不断膨胀自己的权力，加重对民众的剥削，特别是把奴隶当做牲畜来对待，并肆意挥霍民众辛勤劳动积聚起来的财富。例如，第四王朝斯涅弗鲁统治时期，就为他建造了三座金字塔。胡夫统治时期，花30年时间，每年动用10万人，建造了一座高146畅5米、每边边长约230米、用石约230万块、每块石头约重2畅5吨的金字塔，从中可见民众遭受的奴役。枟聂菲尔涅胡预言枠就记叙了民众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它写道：“土地缩小了，（但是）它的行政人员却很多，土地荒凉不毛，（但）税收却很重；只有很少的谷物，但斗量却很大，而且量时总是满得上尖。”①沉重的剥削，加之连年的战乱，把民众逼入了绝境，结果导致民众奋起反抗，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枟聂非尔列胡预言枠就描述了社会的这种剧变，它说：“没有武器的人（现在）变成占有武器者。人们（恭敬地）向以前鞠躬行礼的人鞠躬行礼。？ ？那最下面的人到了顶上，他的变动就像我的腹背的转动一样大。人们住在坟场上。穷人发了财？ ？穷人吃着供祭的面包，仆役们在欢乐。赫利奥坡里斯州，这个众神的出生之地将不存在于世上。”②枟伊浦味陈辞枠也有这样的描述，它说：“大地像陶钧一样翻转了过来。”“贫民已变成财富所有者，而不能为他自己制作便鞋的人现在是财宝的占有者。”“所有的女奴随便讲话。”没有财产的人变成财产的所有者，而富人变成了穷人；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卑贱者受到尊敬，而原来的高贵者被打翻在地；国家机关，包括最神圣的司法机关也被打开，文件被抢走？ ？社会经历了极大的震荡。③ 枟哈里斯大纸草枠同样也有记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社会剧烈的变化。它说：“埃及国家曾被弃之不顾，每人各自树立（自己的）正义标准。直到某一时期之前，有许多年，他们没有首领，埃及的土地属于大家和地方首领，人们互相残杀，无论高贵者或卑贱者都如此。随后到来的某一时期是一些空虚的年代，这时？ ？一个叙利亚人在他们中自立为王。他把整个大地变成他的附属物。人们参加他的队伍为的是抢掠别人的财产。他们对待神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神庙不作任何供奉。”①
再来看下古代中国统治者压迫民众而引发的社会全面危机。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世所罕见，其对民众的赋税剥削和压迫是很沉重的。并且，中国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越往后，其腐朽性和残暴性越明显，对民众的压迫也越深重。因而，社会危机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这种危机是周期性出现的。我们知道，秦帝国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帝国。秦帝国的开创者秦始皇骄奢淫逸，不爱惜民力，以大兴土木为乐。据枟史记·秦始皇本纪枠记载：“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到了秦始皇，他还不满足于已有的宫殿规模，“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不仅如此，秦始皇即位之初，就“穿治骊山”。到一统天下后，更是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营建陵墓。枟史记·秦始皇本纪枠记载：“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这座坟墓蔚为壮观，极尽奢华，“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可见，秦始皇为死后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修建陵墓已到了不惜血本的地步了。换而言之，就是对民众的剥削索取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同时，秦始皇崇尚法家，以吏为师，一任刑罚。其残暴已是令人心惊。到秦二世，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致民众“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其残暴比秦始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杀宫女殉葬，活埋修建陵墓的工匠，人数众多，而且，“用法益刻深”，“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总之，秦帝国的统治者过于强调自己的利益，而把民众逼迫到无法生存的境地，天平过于倾斜了。最终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于是，天平倾覆了，全面的社会危机就爆发了，秦帝国15年就宣告了其寿命的终结。
秦亡，继之而起的是汉帝国。西汉末期即汉成帝和汉哀帝时期，也是西汉王朝专制统治的末期。汉成帝时，他一方面不管国家大事，把国家大事交由舅舅管理；另一方面不管民众的生死，大建宫殿，大修陵墓。这从谷永劝谏汉成帝的一段话中可以窥见汉成帝劳民苦民伤民之甚。这段劝谏的话是这样的：“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财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成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白乾（左系右谷），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又广盱营表，发人冢墓，断截骸骨，暴扬尸柩。百姓财竭力尽，仇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饿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枟汉书·谷永传枠）汉成帝的后继者汉哀帝比汉成帝更残暴，百姓的处境也更为艰难。鲍宣在给汉哀帝的谏书中写道：“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枟汉书·鲍宣传枠）由此可见百姓生活之困苦艰难，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中。正是在这背景下，王莽取汉自立，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王莽改制没有改善民众日益恶化的处境，反而在统治者和民众本已处于紧张关系的基础上洒了一把盐，使整个社会陷入了动荡和战乱之中，王莽短命统治也宣告终结。
其后，东汉建立。不过，到了东汉末年，由于统治者的不受限性，一再压迫百姓，以至于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民众流离失所者众。于是，社会再一次陷入了前一朝代遇到的危机，重复了前一朝代的危机。这样的危机在隋末、唐末、元末、明末以及清后期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帝国也一个接一个的灭亡。也即在专制统治下，由阶级矛盾而导致的社会危机在不断地循环，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历史怪圈。
再来看罗马帝国的情况。罗马帝国统治者基本上由冒险家、暴发户、大富豪和贵族们组成。他们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财富和土地，因而，这种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势必带有鲜明的掠夺性和残酷性，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帝国统治下的民众负担日益沉重，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恩格斯为此就指出：“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①在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下，社会危机一触即发，反抗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反抗运动虽然没有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极大地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是激化社会矛盾的主因之一，也是社会危机产生的另一大原因。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多种力量，有专制君主、世袭贵族、祭祀集团、地方力量以及武人集团。这些不同的力量虽然针对被统治者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它们共同对付被统治者，但也存在着矛盾。当专制王权强大的时候，这种矛盾是不突出、不尖锐的。一旦专制王权变得软弱无力时，世袭贵族、神职人员以及地方力量就会欺凌、操纵专制王权，为自己谋取利益。于是，就产生了比较激烈的矛盾，进而加重了社会的负担，引发社会危机。
先来看下埃及法老专制统治下的统治内部的矛盾。古代埃及的法老专制统治不仅要依赖门阀贵族、官僚大臣，也要依赖神庙祭祀集团。法老专制统治强大时，这些贵族和祭祀紧紧依偎在专制王权周围。但到了法老专制统治受到削弱时，它们的离心倾向就日益明显。古王国末期，法老专制统治由于挥霍无度，国家很快就衰败下去。地方贵族乘机截留王室收入和国库收入，扩充自己的势力，增强自己的实力。在第四王朝末和第五王朝时，地方贵族世袭化的趋势不断得到强化。到第六王朝时，各州的州长已不听命于法老，而是各自为政，成为称霸一方的独立的政治势力。这样，法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被贵族割据局面取代了。这些贵族割据势力不仅采用类似国王的头衔，拥有自己的纪年，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军队，经常与相邻地区发生战争，侵占对方的疆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无休止的战争对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需要说的是，这些地方贵族势力在中王国时期遭受到了法老专制王权的沉重打击。自此后，地方贵族势力就一蹶不振了，再也无力与法老专制王权进行抗争了。
神庙势力不同于地方贵族势力，它是专制王权唯一的精神支柱，专制王权需要它。因而，历代法老都给予神庙慷慨的赠与，还免除神庙的各种赋税，以加强彼此的同盟关系。如图特摩斯三世就把2800斯塔特土地和1078个奴隶等捐赠给阿蒙神庙，再如有学者从枟哈里斯大纸草枠中推测出，当时全国15%的土地和2%的劳动力都赠给了阿蒙神庙及其他神庙。在法老的扶持下，阿蒙神庙势力成为仅次于国王的最富有的社会集团。可是，当神庙势力壮大后，并没有对专制王权感恩戴德，反而是离心离德。这些神庙祭司极力参与政事，设法垄断政治权力，而不愿做专制王权的附庸，甚至联合地方贵族来反对专制王权，削弱专制王权。于是，神庙势力就和专制王权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在新王国时期这种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新王国的法老们开始不信任阿蒙神庙的祭司，在阿蒙荷特普三世时，撤除了祭司兼维西尔的普塔赫摩斯的职务，并尊崇太阳神阿吞神，而不是阿蒙神。到了阿蒙荷特普四世，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规定只准崇拜阿吞神，没收阿蒙神庙的一切财产，并转给阿吞神庙。改革沉重打击了阿蒙神庙势力，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失败了。改革的失败导致阿蒙神庙势力卷土重来，阿蒙神庙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王权的控制，使王权更加依赖于阿蒙祭司。阿蒙祭司还不满足于此，在公元前1085年，篡夺了法老王权，导致了新王国的终结。
在古代中国，专制王权统治采用文官制来巩固大一统的局面，因而，虽然也有地方武力割据的局面出现，但分裂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时候还是大一统。而且，文官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和自觉的忠君意识，因而，很少祸害专制王权。对大一统帝国来说，统治集团内部的隐患主要来自宦官和外戚的专权。这种宦官和外戚专权是古代中国有特色的统治阶层的斗争，也是其他国家绝无仅有的。
宦官专权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而且，皇帝越是专制集权，宦官专权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皇帝把权力从大臣手中夺来，又交付给身边的亲信宦官，毕竟皇帝没有三头六臂，一个人做不完所有事务。这些宦官利用君主的信任，欺骗、愚弄君主，甚至是操纵君主。同时，他们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排斥异己，祸乱国家。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权在握的宦官是秦帝国的赵高。秦始皇游幸途中病故，赵高和李斯阴谋勾结，谎称秦始皇死前立胡亥为太子，并矫诏赐公子扶苏死。胡亥当上皇帝后，对赵高是言听计从。胡亥担忧自己的帝位不稳固，赵高让他杀大臣和诸公子以巩固自己的皇位。胡亥就听其言，“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 ？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枟史记·秦始皇本纪枠）一时间，“宗室振恐”，“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后赵高又欲作乱，指鹿为马，杀秦二世。赵高的专权祸乱了秦帝国的朝政，加剧了社会矛盾，使秦帝国无可挽回地坠入到社会大动荡的深渊中去。东汉王朝也是一个宦官跋扈的朝代。邓太后主政期间，宦官势力把持朝政，“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闺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到汉桓帝时，他利用宦官势力灭了外戚势力，并为诛灭外戚势力有功的宦官加官晋爵。这些封侯的宦官骄奢淫逸，飞扬跋扈。枟后汉书·宦者传枠载：“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技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势力的横行霸道，目无王法，欺压朝臣，成为东汉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再说下明帝国的宦官专权。明帝国开国之君朱元璋曾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到了明成祖时，就废弃了朱元璋的“祖训”，开始委用宦官办理各种差事。不过，这期间宦官还是比较守规矩的。到了明英宗，王振利用英宗对他的宠信，将朝政控制在自己手上，欺压外臣。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搜刮民脂民膏，成为有明以来第一位专权的宦官。王振专权最终导致明英宗土木堡一役被俘，国家元气受到损伤。武宗朝又有宦官刘瑾等人迎合武宗奢侈好色的品性，以此博得武宗的信任，从而掌握了整个朝政，并对有异见者大肆迫害。刘瑾的擅权搞得朝政乌烟瘴气，怨声载道，结果引发了王朝同姓王的反叛。到了明熹宗，又一次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宦官魏忠贤凭借皇帝对他的宠信，一方面排斥异己，肆无忌惮地迫害妨碍他专权的绊脚石———东林党人，并试图赶尽杀绝。另一方面专断国政，大小政务皆有他代皇帝裁决，以致朝野“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魏忠贤的擅权，或者进一步说，宦官的专权是导致明帝国灭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外戚专权也是导致国政黑暗和朝纲败坏的重要因素。这以东汉王朝最为典型。汉成帝时就把国政交由他的舅舅管理，开了外戚专权之先绪。这些王氏外戚把持朝政，收受贿赂，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对王朝统治造成了较大的损害。由于王氏把持朝政日久，虽然被皇帝削去一些势力，但还是势力较大，最终被王莽篡夺了帝位。汉顺帝至汉桓帝诸朝，外戚势力又开始把持朝政，并且其专权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外戚视皇帝为傀儡，甚至谋害对己不满的帝王。枟后汉书·梁冀传枠载：“冲帝又崩，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复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乔，海内嗟惧。”由此可见，外戚专权之甚。虽然此后梁冀被汉桓帝诛灭，但外戚势力始终没有消灭，反而一有时机就卷土重来，继续飞扬跋扈，危害王朝统治。而这也成为东汉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阿拉伯地区的伍麦叶王朝存在着各种政治派别，主要是王室、北阿拉伯人派和南阿拉伯人派；而且，这些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很激烈。伍麦叶王室通过挑动部落仇恨和利用部落矛盾来夺取政权和稳固政权。穆阿威叶靠南阿拉伯人建立王朝。北阿拉伯人反对穆阿威叶二世继任哈里发。为此，还爆发了战争。瓦立德一世时，北阿拉伯人势力强大。叶齐德三世又依靠南阿拉伯人的力量夺回了哈里发的宝座。王朝末期的哈里发，实际上成了某个派别的首脑，无力统领全国。两大政治势力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导致了统治力量的削弱和王朝的崩溃。需要说的是，伍麦叶王朝还有反对派存在，它们反抗伍麦叶王朝的统治。这些反对派主要有拥护阿里家族的什叶派、要求哈里发职位的阿巴斯人和不敢居顺民地位的呼罗珊人。什叶派认为阿里的后代是穆斯林最高权力的继承者，不承认伍麦叶人的统治是合法的。阿巴斯人也不承认伍麦叶人的哈里发地位，坚持强调哈希姆家族的权利。呼罗珊地区的波斯人不满自己被降为顺民阶级，一心想摆脱伍麦叶人的统治。这三股势力因都不满伍麦叶人的统治而结成联盟，终于推翻了伍麦叶王朝。①
军人干政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导致帝国危机重重的另一个原因。罗马帝国早期，军队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直接参与元首的废立。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元首继位时都得到近卫军的支持。此后，行省军队对元首继位的干涉日益加强。军事混乱时期共有29位元首，其中有18位由行省军队拥立。这些帝国元首统治时间短，并且57位元首中有40位元首死于非命，特别是军事混乱时期，29位元首中有25人被军队所杀。② 军人干政导致帝国的无政府状态，它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广大民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即将一触即发。再如奥斯曼帝国本身是个军事性封建帝国，近卫军拥有许多特权，干涉国家政务，左右君主废立。在17至18世纪的14个素丹中有6个被推翻，另有6个被扶上王位。军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以往作为驯服工具的特性，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削弱了帝国的统治。
宗教压迫也导致了社会危机的产生。在历史上，由于阿拉伯穆斯林东征西讨，伊斯兰教被带入到南亚次大陆和南欧地区。于是，就和基督教、印度教产生了冲突，也引发了宗教压迫。我们知道，在印度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穆斯林王朝，它们是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这两个穆斯林王朝都曾经对非穆斯林实行过宗教压迫，而且后者实行的宗教压迫很严重。在德里苏丹国时期，规定所有非穆斯林都要缴纳人头税，还对他们征收香客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诉讼，只能依据伊斯兰法判案。有清真寺的地方，不准建印度教寺庙。苏丹还下令捣毁了许多印度教神庙，砸碎了神庙偶像。这些都引发了印度教徒的不满，社会也矛盾重重。在莫卧儿帝国时期，特别是奥朗泽布统治时期，他重新对印度教徒征收人头税。所有印度教王公、官员和士兵也都必须缴纳，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香客税也被恢复。他宣布废除伊斯兰教封建主所欠商人高利贷者的债务，商人高利贷者绝大多数是印度教徒。他恢复了对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商人的不平等税率，随后又取消了伊斯兰教徒的商业税。他没收了一些印度教寺庙的土地，并且还下令关闭印度教学校，不过这没执行，等等。① 奥朗泽布的宗教歧视政策以及别的错误政策导致民众负担加重，商人利益受损，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最终引发了帝国的危机，导致帝国分崩离析。此外，在后伍麦叶王朝时期，阿拉伯穆斯林对基督教徒、新入教的西班牙穆斯林很不信任，宗教迫害也愈演愈烈，加之种族歧视严重，因此社会矛盾尖锐，内乱不断。
民族矛盾是产生危机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统治者对被征服民族的疯狂压迫使得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终被压迫民族不堪忍受征服者的欺凌，于是就奋起反抗，推翻其残暴的统治。如亚述帝国以血腥的恐怖来对待被征服者。亚述人对战俘和平民施以不可言状的酷刑———剥皮、钉火刑柱、插尖桩等。那西尔帕二世的铭文中说：“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了山谷，直达顶峰；我砍掉他们的首级，我用他们的人头装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我在城门前建筑了一座墙，包上一层由反叛首领身上剥下来的皮，我把一些人活着砌在墙里，另一些人沿墙活着插进尖木桩，并加以斩首。”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不是他人记载的，而是亚述人自己的炫耀。① 亚述人的血腥统治最终激起了其他民族的反抗，并导致了亚述帝国的亡国灭种，以至于其在历史上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再如元帝国时期，统治者利用强硬的手段迫使汉人屈服，并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首先，它把全国民众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蒙古人处于最高等级，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的地位最低贱。并且，四个等级的人犯罪，其量刑标准是不一样的；高等级的人可以殴打低等级的人，且低等级的人不得还手；其次，在政治上存在着歧视。官员正职只能是蒙古人，汉人和南人不能担任正职，只能担任副职。而且，科举取士上分左右榜，右榜蒙古人和色目人，左榜汉人和南人，右榜比左榜高一等，授官后的待遇也差别很大。总之，蒙古人时时处处压迫汉族人，对他们实行高压政策，广大汉族人不断奋起反抗。双方不断的对抗导致彼此间的冲突更为剧烈，加之，元朝统治者穷奢极欲，绞尽脑汁搜刮民众财富，终于导致全社会危机的爆发，元朝统治者也被驱逐出了中原。
需要说明的是，发生在古代世界各个地方的危机基本上都是孤立的，彼此间都不存在联系，也对另一方没有直接的、明显的影响。也即危机在封闭的世界进行自我的循环，自我的重复，形成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怪圈。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在于，古代世界科技和生产力落后，基本上是个自给性封闭体，相互间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因而，在没有外力干预下，一个地方的危机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演下去，这导致历史发展迟缓。
民主统治是继专制统治之后的统治形式。虽然民主统治截然不同于专制统治，但在民主统治取代专制统治以及反抗殖民统治的过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依然是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一阶段危机产生的方式、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知道，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使原先互相隔绝的地区发生了联系，各大洲的贸易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世界市场。加之，殖民势力的不断拓展，使得资本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增长。这样，一个新兴的、即将主导世界的阶级———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方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阶级“本性好动”，它要求在商品交换流动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要求变革束缚商品流通的一切条条框框，并要求获取与自己势力相应的政治权力。这与原先那些“安静”的、固守等级的阶级———收取地租的封建主和自给自足的农民完全不同。而对西欧专制主义来说，它需要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支持，但它的横征暴敛和种种限制却又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发生了矛盾，而且，这种矛盾随着交换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专制统治的加深而日趋紧张。这最终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危机，并建立起了一个新的、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国家形式———共和国。需要说的是，由于新兴资产阶级是世界新的领导者，因而，这种危机的产生是世界性的，是一个接一个，连锁性的，互有影响的。这是与古代世界产生危机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下面我们就以英国和法国为例具体说说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矛盾的发展以及同质相关联危机的产生。
十六七世纪的英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依然是个农业国，但是，“圈地运动”在英国农村的兴起，使资本主义因素深入到农业生产中，主要体现为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工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如煤矿的开采和铁的生产都得到了较大的增长。这些新的经济成分的出现，使社会阶层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分化出一个与资本主义关系密切的新贵族阶层。这些新贵族主要由乡绅转变而成，他们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或出租土地收取资本主义地租。其次，产生了一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主要由商人、高利贷者、手工工场主和租地农业家组成。他们受到封建制度的诸多束缚，希望能够改变现状。17世纪的英国由斯图亚特王朝统治，它厉行君主专制，不经议会通过而任意征收捐税，损害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经济上成长起来的新阶级不甘心任人宰割，号召民众抗议君主的专制行为。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激化，加之，民众也起来反抗君主，危机在1642年爆发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也最终被推翻，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18世纪的法国还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但是，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在君主专制社会内部有了较大的发展。法国工场手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有着发达的采矿业、冶金业、奢侈品业和纺织业。不过，最为发达的还是金融业。到18世纪，巴黎已有60余家银行。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使贵族阶层出现了分化，产生了自由贵族或者说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虽然资本主义关系得到了发展，但在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下，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依然受到其重重阻碍，专制政府经常对金融界强行借款，乃至封闭银行。因此，废除君主专制统治或者说旧的生产关系已成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而且，法国实行非常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它把全国居民划分为三个等级：僧侣和贵族是第一、二等级，除此之外，皆是第三等级。第一、二等级是统治阶级，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没有任何赋税义务。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是被统治阶级。它们不仅政治上无权，而且经济上深受压迫和剥削。在这个等级中，资产阶级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对平等参政有着强烈的要求。随着专制政府财政危机的加深，专制政府决定召开三级会议，向第三等级征收更多的税。而第三等级代表决心仿效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专制政府决心对第三等级代表实行镇压，而第三等级代表和巴黎民众则奋起反抗。于是，社会危机就产生了。而波旁王朝也最终被推翻了，建立了共和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共和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这有别于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虽说如此，但资产阶级最后还是掌握了国家大权，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通过对上述两国危机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导致与旧世界的统治阶级发生尖锐的矛盾。不甘心屈从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资产阶级领导民众推翻了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性质的政体。而且，英国资产阶级反专制统治的行为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反专制统治的行为，成为欧洲最早的相关联的也是深刻影响世界的危机事件。需要说的是，虽然英法在欧洲地区最早确立了资本主义关系，但是，资本主义关系在欧洲的完全巩固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欧洲的专制势力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需要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作艰苦的斗争。这个作斗争的过程是一个危机丛生、危机环生的过程。如在法国的影响下，反抗专制统治波及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乃至后续影响波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日本、中国等。
我们在看到资产阶级同本国专制统治者矛盾重重并进而推翻专制统治的同时，也看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关系不是内生的，是外加上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深受殖民者的剥削，有的还要受本国统治者的压迫，不过，主要的还是民族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各国资产阶级和民众开始不甘屈从于外来的暴虐统治，纷纷奋起反抗，一时间整个世界处于反抗殖民统治的风暴中。
美国的前身是英国在北美大陆建立的13个殖民地，它与欧洲大陆存在专制主义不同，它不存在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不过，它有英国派驻的总督和官员，代表英王行使对殖民地的统治权。而且，到18世界上半叶，北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北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迅速，如纺织业、造船业、冶金业、面粉加工业等都发展很快。生产的工业品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甚至有些工业品还可以和英国竞争了。商品的流通还把南北方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催生出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但是，随着英法七年战争的结束，英国开始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并准备增加对殖民地的税收，以缓解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如限制民众向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迁，颁布了枟印花税法枠、枟汤森税法枠和枟茶叶税法枠等。这些举措激起了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引发了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与母国的矛盾。于是，殖民地民众不断掀起抗税斗争，乃至发生暴力事件。面对殖民地民众的反抗运动，英国统治者也是不断采取损害殖民地民众利益的高压措施。双方矛盾陡然间升级，最终爆发了武装冲突，并引发全面的战争。独立战争以北美殖民地获胜并取得独立而告终。
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主要的殖民国家，占有拉美绝大部分的土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委派总督对殖民地实行专制统治，殖民地参议院的权力微不足道。这些殖民统治者一方面残酷地剥削压榨印第安人，疯狂地掠夺贵重金属；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禁止殖民地发展对宗主国经济有威胁的产业以及同别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此维护宗主国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虽然由于宗主国的残酷掠夺和压制而导致经济发展迟缓，但拉美殖民地经济还是冲破种种限制而缓慢发展起来了，如纺织、制糖、皮革等发展较好，一些农产品都销往欧洲。经济的发展，宗主国的残酷剥削，加之受到法国的影响，使殖民地民众深切感受到有必要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于是，在一些庄园主和商人的领导下，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在墨西哥、中美地区和南美广大地区纷纷开展起来，整个拉美陷入到反殖民统治的风暴中。最后，这些国家反抗殖民统治获得了胜利，建立了独立的国家。
亚非国家很早就沦为欧美的殖民地，深受殖民统治之害。这些殖民国家通过战争打开亚非国家的大门，获取战争赔款和其他利益，并不断加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剥削。如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一直为英法控制，因此，英法从中获得巨额利润。1955年的运河利润为1亿美元，埃及只分得300万美元，仅占3%。再如1900年，清王朝和八国联军开战。战败后，签署了枟辛丑条约枠，赔偿白银4.5亿两。当然，殖民国家的入侵在客观上也带动了本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尽管发展缓慢。同时，也产生了本地资产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老牌殖民国家实力的削弱，以及亚非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民众的觉醒，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日高，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也此起彼伏。整个殖民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特别是埃及宣布独立，成功挫败英法的侵略，收回苏伊士运河，标志着殖民统治已不能用“炮舰政策”来维持统治。这是殖民主义体系的“中东危机”。此后，中东、非洲及其他一些地区都起来反抗殖民统治，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
国家结成联盟并发生矛盾，从而导致世界性危机，是危机新的表现形式。这种矛盾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于各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发展速度不同，使得各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力迅速增强的国家为一方，它们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与旧有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一方产生了矛盾，并引发全球性的危机；另一种由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各国为转嫁和摆脱危机，就加紧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那些占有地盘较小、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就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这些国家就结成联盟，希望通过发动战争来摆脱危机，结果引发了全世界的危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各国实力不均衡而导致的。我们来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1870—1913年的43 年中，美国工业增长了8畅1倍，德国工业增长4畅6 倍，法国增长1畅9倍，而英国仅增长1畅3倍。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地位在这43年间一直在下降。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工业总产值就被美国超过，从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到1900—1910年间又被德国超过，降为世界第三位。美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从1870年的13畅3%上升到1913年的16%；同时德国从13畅2%上升到1913年的15畅7%，英国从32%下降为14%，法国从10%下降至6%。① 经济实力对比上的突变使德国要求按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英国则坚决固守已获得的全球利益，于是，双方矛盾就日益尖锐。此外，其他欧洲列强在经济、领土和殖民地上的争夺也很激烈。像法国和德国积怨已久，奥匈帝国与俄国也是冲突不断，法国又与意大利在殖民地争夺上矛盾重重。彼此间没有矛盾的列强互相拉帮结派，结成同盟，于是在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即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剑拔弩张，终于因一次偶然的刺杀事件而爆发全面战争。而且，由于战争的目标是争夺整个世界，因而，战火从欧洲蔓延至亚非，使整个世界陷于危机和灾难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同盟国战败、协约国获胜而宣告结束。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是为转嫁和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而引发的。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工业生产下降了40%以上，失业率高达30%~50%；1933年贸易额比1929年减少了2/3，回到了1919年的水平；银行大量倒闭，美国在这一时期破产的银行超过1万家，德国的黄金储备减少了4 /5.1933年危机结束后，又进入“大萧条”，直至1936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生产水平。1937年下半年起，美英法等国又爆发了新的危机，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繁荣的局面。危机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国际关系中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经济战。如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890种商品提高征税的法案。对此，有33个国家表示抗议。到1931年底，有25个国家采取了报复措施，到1932年，更是增加到76个国家。英国在1932年决定在英联邦内建立关税优惠制。法国采取限额输入的办法，保护本国的商品市场。① 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召开，目的是协商建立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由于各方矛盾重重，会议以失败而告终。这进一步恶化了国际经济关系。面对危机的打击和恶化的世界经济环境，处于不利经济地位的德意日不得不开始通过对外扩张来缓解危机给自己的危害。它们实行法西斯专政，扩军备战，分别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开辟战场，谋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危机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德意日三国失败而告终。
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成两大对抗的阵营，从而导致“冷危机”的产生，也是危机的另一种新的形式。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英法则受到了严重削弱，德意日因战败而彻底崩溃，这样就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新体系。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洗礼，实力和国际威望显著增强，成为可与美国匹敌的政治军事大国。加之，东欧国家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先后与苏联结盟，这样就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以及所追求的发展目标不同，因而，对抗成为必然的选择。不过，这“两个世界的对峙”又没有上升到美苏直接的、面对面的爆发冲突的境地。如柏林危机虽然使东西方关系非常紧张，但对峙双方都不愿开战。朝鲜战争虽然爆发了，但却是有限的、局部的战争，并未发展到全球性的、美苏直接对抗的战争。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危机呈现出“冷危机”的特点。这也是与以往危机不同的新的危机形式。这种“冷危机”持续了四十多年，不过，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这种“冷危机”也宣告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