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叙事文学中的一种重要体式的小说，在本时期获得了较大发展。虽然战争连续不断，虽然中国大地先后被分割成几个或两个板块，虽然各板块的具体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文学基础有所不同，然而小说家们的政治思想意识与情感却有着相似的倾向性，小说创作的主题思想却有着相同的指向性，读者的审美意识却有着相近的期待性。不过，这三“性”在不同的板块中，又有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差异。由此，形成本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旋律突出而又丰富多彩的新走势。
战争不仅影响了作家们的人生追求，也影响了作家们的创作心态与艺术风格。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初期，作家们一齐扑向了抗日救亡。共有的民族解放意识使得他们向社会、国家、民族、大众靠拢与凝集。因此，他们总是从前方抗战、后方支前的现实生活层面上去捕捉小说创作题材，选择创作“焦点”，种种战斗场面与英雄人物，涌入笔端，进入小说世界。他们努力实践着战争前夕自己的“宣言”：小说家“笔下所写的应成为前线的冲锋号，应成为后方的动员令！”小说的“技巧，是钢的锻炼，是铁的熔冶。”现实主义备受青睐，叙事写人，成为小说创作的共同特点。由江羽的《血刃战》和李华飞的《博士的悲哀》开始的一批小说，包括国统区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争遭遇》、萧乾《刘粹刚之死》、李辉英《北运河上》、骆宾基《东战场的别动队》、姚雪垠《差半车麦秸》、张天翼《华威先生》和解放区雷加《炮位周围》、荒煤《支那傻子》、孔厥《老会长》及沦陷区继萧红、萧军创作路子而出现的抗日小说，便是作家们为民族解放战争献出的第一批小说。这些小说，直接传递出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中华民族不可侮的战斗意志，也针砭剥蚀抗日救亡力量的社会负面因素及侵略者的累累暴行。这些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以整体优势汇入时代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洪流，第一次不约而同地从“民族关怀”出发，描述民族的苦难与反抗斗争，显示出强烈的社会现实功利性。一般说来，这些小说的政治思想意义大于审美意义，艺术性弱于思想性，不过也不乏力作与佳构。
随着战争的持久行进，作家们对自己的创作心态与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学指向，进行了自觉调整，由此带来不同板块中小说存在形态与“话语”的共时性差异。40年代中期，为国统区小说创作的鼎盛期。这时，不仅新老小说家频频推出中长篇小说，一些诗人、戏剧家与理论家如夏衍、阿垅、陈瘦竹、冯至、李广田等等也纷纷跃入小说家行列。茅盾的《腐蚀》与《锻炼》、巴金的《憩园》与《寒夜》、老舍的《火葬》与《四世同堂》、艾芜的《山野》与《石青嫂子》、夏衍的《春寒》、陈瘦竹的《声价》、阿垅的《南京》、靳以的《前夕》、冯至的《伍子胥》、李广田的《引力》等等小说，描绘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剖析社会人生的本质，探寻社会人生的出路，显示出作家们具有的严肃创作态度、刚健而遒劲的现实主义笔力。姚雪垠的《戎马恋》与《春暖花开的时候》、碧野的《风砂之恋》与《没有花的春天》、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与《财主底儿女们》、田涛的《地层》与《沃土》、郁茹的《遥远的爱》等等小说，大都从个人身边发生的事入手，展现大时代的命脉，把个人命运放在民族命运中去描写，体现出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真谛。这些小说，偏重主观描绘，具有热情而忧愤的色彩，显示出作家较高的创作才华与丰富的想象力。除上述居主导地位的开放的现实主义小说外，存在主义小说与浪漫主义小说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前者如钱钟书的《围城》，后者如徐□的《风萧萧》、《春》和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与《塔里的女人》及《逝影》等短篇及长篇小说。40年代中后期，为解放区小说创作的繁荣期。二三十年代成名的小说家如丁玲在这时推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欧阳山推出了《高干大》、草明推出了《原动力》、周立波推出了《暴风骤雨》，一批新进小说家如赵树理推出了《李家庄的变迁》、孙犁推出了《荷花淀》、刘白羽推出了《无敌三勇士》、马加推出了《江山村十日》。这些小说，从“民族关怀”与“人民关怀”出发，描述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斗争的风风雨雨，实践着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密切结合。这些小说，与同一时期国统区小说相比较而言，其美学意义上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度，要薄弱一些。1941年以后，沦陷区文学囿于生存环境的更趋险恶，减弱或消退了表层政治功利色彩，开拓新的文学表现空间，吸收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手法，远距离观照与描绘沦陷区社会人生。且予的《女校长》与《七女书》、梅娘的“水族系列”小说、苏青的《结婚十年》与张爱玲的《金锁记》等等小说，大都从“女性关怀”出发，表现沦陷区种种人生形态乃至人的变形与人性的扭曲，显示出特有的文学价值与审美意义。40年代中后期，台湾小说创作随着台湾文学的全面复苏而活跃起来，取得一定成就。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等等小说，从“个人关怀”出发，探寻个人命运与社会和民族的前途的关系，浸润着一股并不微弱的孤独意识与孤儿意识。
第一节 张天翼·沙汀·艾芜
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笔名张无诤、铁池翰、老侉、哈迷蚩，祖籍湖南湘乡，生于南京。
张天翼是位富有才情的小说家。从1929年登上文坛到1937年间，他出版了《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鬼土日记》等15部中短篇小说集，成为与沈从文齐名的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多以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生活为题材，其广泛展示社会各层面的巨大勇气与才情，曾得到鲁迅的称赞。抗战初期又以《速写三篇》，再度引起文坛震动。他独树一帜，摒弃华丽词藻和浮泛的抒情议论，也不借助冗长的段落，往往以简洁生动的对话代替背景叙述和描写，颇具讽刺幽默的艺术效果。这位曾被鲁迅介绍给斯诺的“左联新人”其主要成就还在于对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开拓。
张天翼从小随家庭流转于沪杭一带，又到北平念书。正因为如此，他虽通晓多种方言，却无真正的乡土情结和牢固的地域性审美情趣。发表于1929年的《三天半的梦》，以“梦”隐喻省亲，表明现代都市社会再不会退回到宗法制大家庭图景和安土重迁的陈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见出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当过教师、抄写员、记者、编辑、小职员，交游甚广，社会阅历丰富。然而“要不是生活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历史时期，我恐怕未必会拿起笔来搞创作，也未必会当什么作家”。张天翼以记者的敏锐和正直青年人的热情画出了那个缓慢移动的时代巨轮上的三教九流，综合再现了那个纷扰、喧嚣、危机四伏的社会，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都为苦于“革命 恋爱”的左翼文坛吹来清新活泼的气息。
张天翼所作短篇小说多以旧中国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他最富创意的世界是由求职者炳生、门房老包、机关录事员陆宝田、小高利贷者长生奶奶与庆二娘、乡镇地主长太爷、悲哀的猪肠子先生、附庸风雅的恋爱青年、闲得无聊的阔太太等组成的市民世界，类似狄更斯的充满市侩气息的人生世相和契诃夫笔下的小官吏、小职员、小知识分子和小人物系列。张天翼以嘲讽的笔触描绘他们的庸俗虚伪以及矛盾可笑的心理状态。虽然20年代的文研会作家叶圣陶已经着力描写过小市民灰色卑琐的人生，然而张天翼的作品更加不留情面，不计阶级面貌而直入小市民灵魂的丑陋、知识分子的庸俗颓废、动摇游移、向上爬的哲学，幽默而不失严肃，明快而内蕴深沉。中篇《包氏父子》代表了这类小说的最高成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他小人物系列的缺点——结构单薄、细节随意、人物类型化和夸张。老包当了30余年的门房，唯一的希望是儿子包国维从洋学堂毕业后当官，自己享老太爷的晚福。这种美满而渺茫的梦给贫困、寒伧、老实的老包一种效力无比的兴奋剂。为了给儿子凑够学费钱，他可以厚着老脸到银行和学校哀求免缴制服费而碰一鼻子灰，他可以穿着七年的油污旧棉袍，而为了儿子的体面偷一点主人的“司丹康”（头油）。但是他那可怜而执著的梦却被儿子可笑而轻浮的梦所粉碎。包国维受纨绔子弟的熏染，完全失去了贫家少年的朴实。他羡慕富家子的生活方式，早已变质为流氓青年。为了显示其勇敢，他打伤纨绔子弟的情敌，结果被学校开除。《包氏父子》这出小市民乌托邦式的悲喜剧，让人不禁为作者对人性深刻的体察和冷峻的讽刺肃然起敬。
抗战初期，他集道德喜剧、性格喜剧、风俗喜剧和意识喜剧诸要素于一炉，让喜剧才华得以大放异彩。他的短篇集《速写三篇》在暴露消极面，抨击阻碍破坏抗战的行为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谭九先生的工作》揭露了地主分子在抗战中囤集粮食，争权夺利的丑恶嘴脸。《新生》从李逸漠矛盾逃避的心理入手，表现了抗战初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由热情而消沉、迷惑、矛盾的复杂心态。《华威先生》以速写式的勾勒，刻画了一个国民政府文化官僚形象，成为国统区有代表性的作品，引起文艺界关于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讨论。《华威先生》成功地截取几个类似喜剧的场面，先以漫画的夸张和速写的手法，勾勒出“像闪电一样快的”坐着黄包车到处开会而对会议内容不感兴趣、“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制度”但“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的华威先生的工作和实质。进而通过他对战时保婴会的态度，集中突出了他是一个积极抓权、包而不办、言行相悖的官僚典型，讽刺和揭露由外到内，反复重叠，集中强化。华威先生联系广泛的现实背景，又有丰富的生动性、典型性。
社会问题与道德问题为张天翼的小说提供了行动、情节、思想，但假如没有作者喜剧创作技巧与讽刺幽默的语言，终也是焉附之毛。没有人能够不为这位目光炯炯，嘴角露一丝笑意的翩翩青年所讲述的故事捧腹。他善于捕捉每一个社会阶层的语言习惯。他的人物语言，故意跨越口语与书面语使用的常规，或者把语域语境不同的词语混用，制造出文体上的修辞（幽默讽刺）效果。炳生先生“别上嫩黄色的斜皮带”学说官话却笑话百出。“你的政策以为咸鸭蛋的趋势好，还是皮蛋的趋势好？”作者巧妙地以用餐口语夹杂政治术语，令人喷饭之余又“怪同情”这位向上爬者的蹩脚。张天翼小说的叙述语言切除了白话语汇的平铺直叙，追求语言多层次的表现力。他常运用语言的错位、逆反、有意残缺不全、故意重复等制造讽喻，揶揄人物，加快节奏。荆野先生想“这是自己决心坚定了之故，但或者，也许，大概，有点儿像是，因为昨夜太醉了。”以语言含混讽刺荆野先生的充实其实是醉后的假象。他还喜欢用外文与谐音汉字的表意合成笑料。
张天翼不仅在文体上利用语言发掘笑料，纵笔调侃，也在结构上借鉴了漫画、夸张、速写、美丑对照及“含泪的微笑”等喜剧技法。他擅长用揶揄戏谑的笔致无忧无虑地夸张人物的心理和言行，抓住人物喜剧性矛盾“剥开一些人物的虚伪假面，揭穿他们的内心实质。”长于制造温柔的老柏每天接吻30到35次，华威先生的训示都是统而笼之的套话。《砥柱》体现出美丑对照的讽刺喜剧形式。四铭式的假道学家黄宜庵听到隔舱飘来的猥亵下流话，始则愤愤，继而“身上发热”、“毛孔里冒着汗”、“腮巴子红得失了态”，终而加入其行列。而他的女儿贞妹子“对那些离奇古怪的响声没一点兴味”，黄宜庵越是以己淫秽之心去揣度她的自然举动，“她坐在窗子跟前，只瞧见一个弯着的人身剪影。可是他觉得她脸子正发着红，眼睛里闪着亮——水汪汪的！”越是以女孩天真纯洁的美反衬道学家淫秽虚伪之丑，讽刺意味更显悠长。《包氏父子》的笔锋则已刺破喜剧的表层而触及到小人物悲剧的底蕴，显出“含泪的微笑”。尽管老包愚昧可笑，但他从老太爷的梦“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的结尾，却令人不得不沉默地思考旧中国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影响，小人物微薄梦想的可怜。
张天翼还创作有《蜜蜂》、《奇遇》、《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金鸭帝国》等儿童文学作品。这些儿童文学作品语言生动，想象丰富，符合儿童心理。50年代，他更是主要转向儿童文学创作，《宝葫芦的秘密》等作品很受小读者欢迎。
沙汀（1904～1993），原名杨朝熙，杨子青，四川安县人。
沙汀是一位不断在大时代背景下探索四川西北部乡镇地域文化而特具权威性的发言人。他的全部小说提供了一幅川西北乡镇社会世态人情的历史风俗画，是旧时代中国封建基层社会和乡村政权的缩影。它既是现实的，又是封闭、凝滞而古久的，它承载着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丰富内涵。沙汀小说中独特的人物系列、文化氛围和地域特色，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具特色的小说家。
沙汀始终坚持他的美学理想，始终坚持他的文化选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而成为一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1929年他与流亡上海的四川同乡创办“辛垦”书店，广泛阅读果戈理、契诃夫、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并尝试写作。然而他早期的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除《土饼》、《恐怖》等篇外，“它们一般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倾向”。不过1935年冬因母亲去世而返乡的经历，终于使沙汀成功地找到了自己最适合写什么的答案。自那以后，川西北的乡镇已不再仅仅是地理学上的意义，同时也是他小说创作的根据地和落脚点，川西北的乡镇社会已经成了沙汀外化审美观照的对应物。沙汀虽早年丧父，家境破落，但他从小随操袍哥的舅舅坐茶馆，出入各种场合。这使他十分熟悉乡镇的人情世态，乡镇人物的性情爱好。因而，当这位清瘦的寓居上海的归乡青年以都市的眼光观照那虽然熟悉，却又依然陈旧、封闭和凄凉的故乡时，他奔腾在血液里的爱与恨，禁不住便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夜很深，四近没有一点声音，锤子敲在棺材盖上的声音恰如敲在木桶上一样。而在远处，突然响了一阵巫师的清脆的“司刀”声，接着便是一阵悠长而凄厉的呼唤……（《在祠堂里》）
在“五四”浪潮涤荡中华大地18年后的四川乡镇，一个追求爱情自由的连长太太在象征封建宗法社会支柱的祠堂里被活活埋入棺材，四周不乏同性和异性的看客。作者压抑不住的悲愤化为夜间凄厉的声响，注入到这位四川女性的悲剧里。承继20年代乡土文学的余韵，他笔下的川西北乡镇更少轻淡哀愁的田园风光，而是极富四川封闭、落后、野蛮的地域色彩。在这里，封建社会超稳定态势所具有的凝固性，宗法观所实践的国家观，家长制与人身依附的兽性文明以及兵匪一家、袍哥和官府勾结等社会毒瘤，使得任何吹到这穷乡僻壤的激越的时代新风都会衰竭、异味。可以说这是旧中国黑暗王国的最后一块割据地。《查灾》从猪圈里翻出死尸、《兽道》中的轮奸孕妇、叫喊“饿狗还要熬它二两油”的代理县长、收债派款做发财梦的丁跛公，沙汀30年代的乡镇小说以揭露性描写和传奇性故事令人不寒而栗。抗战爆发，沙汀再次返乡，他的所见所闻再次与当时的上海形成反差。那些粉墨登场的新县长、新联保主任、乡长等大小官吏“同抗战是多么不相称”，他们侵吞公款，草菅人命，买卖壮丁，抗战只不过是他们大发国难财与争权夺利的幌子而已。沙汀在保持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中强化了讽刺性，淡化了传奇性，展现了乡镇基层统治者的百丑图，表现了旧制度日益腐朽的本质。《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它以抗战时期兵役问题的黑幕为题材，以颇有民俗特征的“吃讲茶”为聚焦点，精心设计了一出场面火爆、讽刺辛辣的喜剧。一大清早地方顽劣邢幺吵吵大闹其香居只因联保主任方治国吃了豹子胆向县里告密把他的儿子抓了壮丁。正当两人从出言不逊到大打出手时，蒋米贩子来报告邢的儿子已被放出。原来那个扬言整顿兵役、“戴他妈付黑眼镜子”（隐喻两眼墨黑见钱就拿）的新县长接受了贿赂，便找个理由说邢幺吵吵之子点名时报错了数，因此没有资格打国仗。这戏剧性的反高潮产生了强烈的讽刺张力，可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表面是乡镇头面人物狗咬狗的争斗，但锋芒直指抗战时期中国基层政权的腐败，虽然从背景到人物对话都是十分纯粹的川味，但地域性和时代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篇小说也体现出典型的沙汀式讽刺。他挖掘人物带有心理内容的谈吐与动作细节，在冷静中暗藏机锋，让人物自己的行为揭发自己的伪善凶狠而不自知，到最后才点染一笔，追求一种戏剧性、结构型的讽刺效果，与张天翼更多的是通过语言的揶揄、夸张自有不同之处。长篇小说《淘金记》描写1939年冬四川农村乡镇北斗镇几种势力围绕开发金矿发国难财而掀起的一场内讧，是沙汀小说创作的里程碑。作家再次将剖析的主题寓于自己所熟悉的乡镇世界，塑造出不带脸谱化、公式化的清一色负面形象。地痞无赖白酱丹工于心计、阴险狠毒，独对女儿显出父爱真情；大户绅粮何寡妇精明厉害，也有寡妇弱子的辛酸；北斗镇老大——联保主任龙哥粗野狂放、刚愎残暴；“在野派”袍哥林幺长子粗鄙凶顽……一方面围绕他们对争夺筲箕背金矿开采权的争斗，牵出一张川西北乡镇社会袍哥光棍等土著政治势力与绅粮、官府相互勾结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笔触从基层伸向中央；另一方面尽情揭露了大后方发国难财者的疯狂和贪婪。《淘金记》之后，沙汀还相继创作了《困兽记》、《还乡记》，这是以四川乡镇知识分子和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们一起合称“三记”。
沙汀娴熟地使用记忆中的乡镇素材并将其放置到大时代的背景之下，既有强烈的左翼革命意识，又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是革命的，更是“川味”的。他的小说在语言上使用的是一种从四川方言中提炼出来的充满四川人机趣幽默的乡土话语，加之谚语、倒装、反语和语气语态的出神入化，故能使用最简单的川话把茶馆争吵摹拟得活灵活现，也能让读者从字里行间嗅到乡镇人物狡猾、粗鄙而又带热辣、憨直的本土特性。浓郁的乡土地域氛围也表现在风土人情上。沙汀善于抓住最富乡镇特点的人文景观和风俗习惯，将其白描入画。乡镇上挂长方白纸号灯、歪歪斜斜题有“鸡鸣早看天”的鸡毛店、一条鹅卵石铺的小街狭窄得居民可以横根竹竿晾衣服、背着夹背的脚夫、一个神经兮兮的留洋学生、金矿梁子丁字形工棚、农村集市的热闹。最能代表川西北乡镇风味的是茶馆，在那里可以“吃讲茶”（在茶馆评理断“公道”），“摆围鼓”（川剧清唱），讲圣谕，设赌局，理发的、喝茶的、卖吃食的，三教九流，汇聚于此，既是沙汀设置故事的背景也是乡镇生活厚重、粗俗、晦涩的象征。袍哥光棍、哥老会、土匪绑肥猪，则是四川特有的土著政治势力和帮会活动方式。这些昔日的世相风俗通过作家富于表现力的笔触而栩栩如生，特有滋味。如果说沈从文是从湘西世界的乡风民俗中寻找“希腊小庙”的抒情诗人，那么沙汀则是在川西乡镇茶馆里冷静地说着“老兄，这镇上的生活可真沉闷”（《某镇纪事》）的观察家。
1949年之后，沙汀写了《青木冈坡》、《红石滩》等四川乡镇农村题材的优秀中篇小说。他将毕生的艺术生命投注在川西北的乡镇世界，他深沉固执的“恋乡情结”也许影响了他对其他领域的开掘，然而守住了家乡也就守住了自己。他是继李吉力人之后又一位从感情到形式都十分纯粹的，有整体感的川籍地域小说家。
艾芜（1094～1993），原名汤道耕，四川新繁人。
艾芜是一位带有传奇性的作家。这位“少年老成”的川西农家子弟在滇缅边境和南洋诸国漂泊流浪6年，“差点没拖死在外面”。艰难的漂泊经历坚实了他的人生阅历。他以描绘鲜为人知的边地和异域生活步入文坛。他钟情于强悍有力、野性不驯乃至在生活重压下有某种畸形扭曲的坚韧个性，他比其他人更加敏感而热忱地歌唱底层人物的美好、善良和野性刚劲的反抗。他那炽烈如火的激情，明晰素雅的抒情，使他的作品如南国的明丽、山溪的清纯、印度洋咸辛的海风，显出独特的艺术个性。
艾芜在漂泊中以“脖子上挂着墨水瓶”积累下来的素材，成为他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的原型。《南行记》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部包括散文、短篇小说等文体在内的半自传性作品。全书通过“我”的流浪历程将绮丽的滇缅自然景观、人文风情以及生活在那里的说粗鄙方言的强盗、小偷、盗马贼、私烟贩、马帮头、流浪汉等传奇人物，如串珠般连缀成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艺术整体。《人生哲学第一课》写“我”在异乡昆明残酷的秋天里，走投无路、身无分文，仍然坚信“就是在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下去”，显出面对生活恶浪顽强坚韧的强者个性。《在茅草地》、《松岭上》、《山峡中》那群被文明社会蔑视为愚昧、残忍、野蛮的强盗、小偷、杀人者，在小说中转化成野性、强悍的个性，通过复杂、朦胧的反抗循环到虚伪的、疲弱不堪的社会身上。他热忱地展现他们坚韧的生命力，笔端流露同情、理解，甚至有对顽强的粗鄙汉、泼辣女的喜爱。野猫子就是一位野玫瑰式的生长在传统文化之外的女性形象。她可爱而又可怕，刁蛮泼辣而又有少女的柔情。
40年代的艾芜已褪去先前的浪漫情调和他的“流浪人”模式，取得了创作的丰收。他写了长篇小说《故乡》、《丰饶的原野》、《山野》。这时艾芜的视野更开阔，题材也多样化了，但是更多的还是反映国统区劳动人民的困难、挣扎与反抗。短篇《石青嫂子》是他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对石青嫂子外在行动的真实描写，塑造了在接踵而至的灾难面前（男人被抓丁、土地被占、房子被烧、菜地被毁）坚韧求生，决不屈服的女性形象。石青嫂子依靠在一块荒地上拼命劳作，企图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小小愿望在那个充满强权剥削的社会，竟然变成破碎的梦，求生的路已被堵死，但她仍然勇敢地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为孩子而活着，也就是为未来、为希望而活着，“桔子柑红了的时候我们会回来的”。这一方面是对倔强柔韧的个体生命的赞颂，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劫而能生生不息的生之信念。作者对石青嫂子的刻画不是简单的一次性完成，而是通过事件一次次深化而成，因而特别具有真实感人的力量。
《丰饶的原野》是艾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分两部：《春天》、《落花时节》。作品以20年代四川岷沱流域农村乡野为背景，描写了在封建势力压迫下农民的痛苦生活，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小说重点在于用革命启蒙主义态度解剖农民悲剧性心理状态。小说着重刻画了地主汪二爷家三个长工的不同性格：“在邵安娃身上看出了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看出了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看出了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情节单纯、脉络清楚，富有川西平原的地方色彩。《故乡》以大学生余峻廷回乡20多天的见闻为线索，描绘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县城的生活画面。《山野》则写吉丁村一天的生活，鲜明地表现了面对日本侵略的农村阶级关系，标志着艾芜长篇创作的成熟。
对性质迥异的种种人生及命运的把握，对自然风光与边地风情的独特感觉，所有这些都像抹在画布上的油彩一样，使艾芜的艺术画卷显出诗情画意。自然风景给艾芜的作品提供了不少灵性，给人留下鲜明印象。《南行记》中那奇山奇水与异域风光的描绘，为规定和表现小说的主题设置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想象境界。《山峡中》响彻长夜的低沉的江水的怒吼，同沉默地伸向云外的峻峰，破庙内闪烁不定的篝火，残缺的泥塑神像，构成一种意象，预示出悲怆怨愤的情调和那群被抛弃在时代冲击圈之外的底层人物的巨大潜能。《丰饶的原野》每一章都有川西平原的小溪田野和竹林织成的清新明丽的图画。他基于早慧心理的诗意感受从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中看到了内涵丰富的众生相，又透过现实人生而获得深刻体验，感受到蕴藏在自然景物中的生命的呼号和奔涌。
作为一个力图“把现实写得有诗意”的小说家，艾芜的作品不仅有对现实世界的敏锐、细腻的感觉，也有表达这种感觉的明析、素雅的抒情特质。黑暗的社会竟连石青嫂子、徐二嫂（《黄昏》）、永生嫂（《回家》）这样的善良贫苦的妇女也不放过。在貌似平静、朴实的描写下，谁又能听不见作者的呻吟呢？也正是下层人民在黑暗势力的沉重挤压下仍然保持着柔韧的存在，燃起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的如火的激情，使他创造出的艺术境界闪烁着诗意。在粗犷、野性十足的野猫子悠扬的歌声中，流淌出来的是少女对相亲相爱的正常生活和“没有愁，没有忧”的社会生活的深情向往。在《我的旅伴》老朱、老何这类粗俗的流浪汉身上，闪烁着“性情中的纯金”，使波别在澜沧江畔苦候不舍的是对爱的永不熄灭的希望（《澜沧江边》）。石青嫂子使贫瘠荒芜的山坡变成象征希望和生命的果园菜地与地主对这土地的任意亵渎和掠夺毁坏相对照，更显出自然的庄严。
艾芜是一位勤奋的作家，1949年以后他陆续写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短篇集《夜归》等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60年代写作了《南行记续篇》，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叠印中表现出昔日山寨和人物的变化，既保持了原来风格细腻、刻画入微的特点，又体现出充满春风、阳光和欢乐的时代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