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汉语叙述的转型与文学的自觉（1901～1921）
近代以降，中国文学走向了与西方文化和文学相互对应与对话的历史进程，尽管它们之间的相遇呈现出被迫性和不平衡性，但文学的文化生存空间的不断扩展也就必然带来文学意义内涵的转移与变迁。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也置于社会历史的内在驱动和中西文化、文学的冲突与融合背景之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本土性转化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改造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思路。其发端为汉语叙述的转型。
第一节 变法维新与汉语叙述的转型
历史常常赋予那些生长于世纪之交的人们一个命定性的语词：选择。从19世纪迈进20世纪的大转变过程中，变法维新是当时社会历史所面临的必然选择，也是近代以来一批改革志士和思想启蒙者所意识到的历史潮流。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出现了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思潮，它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用和缓渐进的方式，去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189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里指出，中国已名存实亡，只有立即变法，才能救亡立国。他大声疾呼：“观大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小变仍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还批评洋务派的“自强新政”，认为“洋务”者的办铁路、开矿务、办学堂、办商务，不过“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于救国之大体无成”，只有“筹全局而全变”，才能救中国，致富强。变法为救亡，维新为富强，这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的精髓。在梁启超看来，变法维新更是天地之公理，“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天在变，地在变，生物在变，人类在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康有为和梁启超强调了变法之必然性和紧迫感，并且还触及到变法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自近代始，中国的变革与维新都隐含着一种被动性和被迫性，现实的调整与理论主张的倡导都摆脱不掉回应的策略，或者说是被迫近代化、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
变法既为世间之大势，那么维新就成为了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而随着中国传统思想的逐渐衰微，难以从它里面导引出现实需要的多重价值，学习西方文化也就势所必然。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专家费正清认为，晚清的维新运动主要留下了两方面的重要遗产：一是“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二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社会集团的诞生。”维新派大量介绍翻译西方文化知识，积极革新工具，改造传统的书院而创立新式学堂，建立具有强烈现代色彩的新型社会组织——学会，创办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和民众舆论的新式报纸。这些变革举措为新思想的扩散提供了保证，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梁启超写了大量文章，热情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学术思想，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等。变法维新时期所介绍的西学知识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应首推严复1898年4月翻译出版的《天演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蔡元培在1923年写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也肯定地说：“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天演论》译自英国博物学家、实证主义哲学家、达尔文学说拥护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该书1894年在英国出版，两年以后严复就开始译述。由此可见，严复对它的推崇和喜爱。“天演”即进化，严译《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上一切生物皆处“天演”之中，物竞天择，“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那么人应做的是“与天争胜，胜天而治”。《天演论》在中国的翻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人的思想——无论内容还是思维方式，都开始了一个新的飞跃。“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这种新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天不变道也不变”的静止观念和阴阳循环的圆形思维，给予人们一种指导性的概念，以变动不居的眼光看世界，以“物竞天择”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天演论》深深地拨动了一代青年的心弦，促使近代中国形成了一股进化论思潮。鲁迅在《人之历史》中说：“中国迩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鲁迅自己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时，“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觉得它是那么的“新鲜”，吸引人。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也说：“《天演论》出版以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这表明一种新学说、新思想已开始从理论形态走向世俗形态，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化论本是一种生物学理论，但在中国近代却被误读为现实操作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和救世药方。知识转化生成一种现实力量，逐渐超越了它自身的历史性所指，而演变成与现实相结合的使用价值。这意味着知识从本源语言进入译体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在译体语言的历史环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语言的意义就是用法”，可谓一语中的。语言意义始终生成于它所处的现实与句法构成的语境之中。
作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变法维新很快就遭受到了失败的沉重打击，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的转型和过渡却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诸如它的吸收西方文化以促进中国的进步和自强的思想启蒙方式，注重中国传统人格的改造，崇尚文化的力量，以及它的天人相争、物物相竞的进化论思维，都昭示出丰富的历史价值意义。就中国文学而言，从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与过渡也出现于晚清民初时期。如周作人所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
为了适应改良主义思想启蒙的需要，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也就势所必然。王韬问世于19世纪80年代的八卷本《园文录外编》，思想新鲜，形式自由，预示着散文的变革。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从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文中解放出来，尝试着创造一种新文体。在戊戌变法的新文化运动中，八股文、试帖诗、策论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废除，桐城古文的“明道义，维风俗”的载道内容和“桐城义法”的僵硬与模式化也使其走向了文学的反动。这些为中国文学的转型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产生扫清了障碍，解除了思想束缚。就中国传统文学而言，它呈现出自足而封闭的整体性，其进化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各种文体和样式的演变、分解和相互渗透。内部要素的自我调整可以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和精致，但一旦达到极限，它也就渐显僵硬和死板，再也无法承载来自外界的丰富意义和作家自身的独特感受。另外，中国传统文学的意义与言说始终和传统文化相关联，载道也好，言志也罢，它的叙述与抒情始终生长于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中。随着传统文化价值的衰微，特别是浸染着丰富的封建道德观念的文化思想的反动，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意义和语言方式也就面临着重审与反思的命运。同时，伴随西学的传入给予传统文学猛烈的冲击和鲜明的参照，中国文学的价值意义和语言转型也就踏上了历史的进程。
汉语叙述意义的转型并非起始于某个固定而确切的时间，也并非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是晚清文学的改良运动加速了这一转型的进程，并逐渐走向文学的自觉行为。变法维新的倡导者所大量译介的西方文化奠定了文学变革的思想基础，如当时就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思想、进化论观念影响了汉语转型的文学观。梁启超认为：“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也认为：“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者焉。”就文学思想而言，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主要表现出两方面的文学观：一是走向性情的文学，这以王国维为代表；二是“重功利”、“重政治”的文学，这以梁启超为代表。王国维认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同时认为，“□□的文学”、“文绣的文学”以及“模仿之文学”都不是“真正之文学。”梁启超主要从文学与改良社会、振兴实业、改良群治、救国救民角度考察了文学的功能和价值，特别是抬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夸大其本身的政治功能，使文学走向了难以承受社会之重的困境。不管是王国维的性情文学观，还是梁启超的功利文学论，它们的主张对中国文学的转型而言，都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意义。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的意义是在对西方文学的误读中被确立的。王国维欲在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与中国传统的“境界说”之间找到理论契合点，形似遮蔽神异，理论操作大于实践意义。他的理论的提出主要针对诗歌对象，但并没有结出丰硕的创作果实。梁启超是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认识西方文学的，而西方文学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理论主张恰恰是强调文学从基督教之“道”下解放出来，文学不再从属于神学、伦理学、哲学，而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艺术。
汉语叙述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对文学语言变化的自觉和叙述、抒情方式的转换。王国维认为：“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语言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之知矣。”语言不仅具有丰富的民族性，而且对文学语言而言，还拥有鲜明的个体性；语言不仅仅是叙事状物的工具和中介，而且还与人的生命相连。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大量译介西方文学，创造文学新语，主张语言与文学的合一，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等等理论，都推动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裘廷梁于1898年在《苏报》上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认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中国两千年来的文言窒息了民族的发展，并使“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实为二千年文字一大厄”。于是，他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狄平子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进一步提倡“俗语文体”，并主张以白话为文学语言。中国传统文学的言与文、说与写的分离实际上使文学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文的规范与精致化，二是写的复杂与艰深化。并且，这种脱节影响到文学的阅读、理解和接受，文学越来越走向个性的束缚与生命的压抑。
对晚清文学改良者而言，他们主张改变言与文的分离，使说与写倾向一致，目的主要在于让语言担当起更大的社会启蒙作用，而不是从文学本体角度去考虑的。他们强调的是文学语言的工具性，而不是生命性和符号性，其结果是汉语的人文意义和民族特性逐渐丧失，而代之以社会性和时代性。所以当我们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我们应该清楚，实际上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语言。如晚清语汇的“新民”、“天演”、“原富”、“原强”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革命”、“民主”、“科学”等。西方文化和文学的翻译，尤其是一些新语言的引入更促进了汉语的变革。汉语生长于传统文化的意义结构之中，它的语词、语义、语法和修辞相对于西方语言而言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如强调语言的整体性、流动性、模糊性和内在性，崇本息末而非穷究事理，和谐大度而非斤斤计较，情感感受而非认识摹拟。叶维廉认为，中国传统语言之用法，“不是通过‘我’说明性的策略，去分解、去串连、去剖析物物关系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不是通过说明性的指标，引领及控制读者的观、感活动，而是用来点兴、逗发万物自真世界形现演化的状态。”由此可见，汉语的功用处在言与不言、名与实、写实与写意之间，它的表意方式不在聚焦渗透，不长于抽象与分析，而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去“点兴”、“逗发”世界的意义。
传统文学价值的衰微与崩溃并不完全是由于文言本身的缘故，而主要是对文言使用的呆板和僵化。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发表过一个非常中肯的看法，认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字的本身并没有明了的界限。”好的文言仍是具有生命力的，当然以文言写作的文章就另当别论了。文言与白话本身不应是截然对立的，但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却表现出本质的差异。白话文里面依然存在文言词汇，只不过它的叙述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它主要体现为自由流畅、条理明晰的叙述方式和饱含激情、杂用多语的语言特点。这里，我们以梁启超的“新文体”来略作说明。
“新文体”又称“时务文体”或“新民体”，其特征有多种解释。梁启超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作过分析：“……至是（指办《新民丛报》、《新小说》时）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由此可见，“新文体”大致具有这样的特点：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行文毫不检束，饱含激情。“新文体”是对八股文和桐城散文的反拨，但同时也继承了传统散文的优秀成分。如《庄子》的联想、比喻，《左传》的委曲详尽的笔法，《史记》的生动流畅的语汇等等，都被梁启超吸收、运用，生成了他的“新文体”。同时，“新文体”还大量吸收了外来词和语法表达方式。“新文体”的各个特点是互相融合的，它在畅达浅白的半文言中夹入大量的外来语，又以奔泻的情感调动句法结构，行文自由，条理清晰。
汉语意义和形式的转型并不标志着文言与白话的截然对立，转型本身显示了它的过渡性和中介性。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汉语转型，其意义主要体现为汉语叙述发展的方向以及所呈现出的抗争姿态和无畏气势。纠缠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艺术与政治”、“先锋性与大众化”的种种矛盾在此已露端倪，问题是难以找到它们之间的对接点，而使之趋于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