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00年左右，在经历了400年的“黑暗时代”以后，城邦制度终于出现在希腊大地。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城邦制的黄金时代，实际上主要是就雅典而言的。
凭借提洛同盟的力量，雅典人在把波斯人赶出爱琴海的同时，在希腊大陆上向斯巴达的霸权也发起了挑战。公元前465年，雅典的盟邦塔索斯暴动，斯巴达人秘密答应给予支援。雅典人则借机与斯巴达的宿敌阿哥结为同盟，向斯巴达的霸主地位挑战。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最后在公元前445年签订了《三十年和约》，斯巴达实际承认雅典为希腊一霸，享有对提洛同盟的控制权。至此，雅典对外扩张达到顶峰。
与此同时，雅典的政治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马拉松之战、萨拉米斯大海战、普拉提亚、米卡列、优里梅敦等一系列重大战役，无不是依靠普通公民的力量才最终赢得的，雅典海上力量的发展，使中、下层公民在国家中地位日益上升。作为海军中的桨手，他们实际成了雅典军队的主力，相应地，他们要求在政治上享有更大的权利。这种状况决定了雅典政治变革的方向。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办法由投票改为抽签。雅典人认为富有者无法利用其财富、声望取得在抽签竞选中的优先权。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实行改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绝大部分权利，将其分别移交给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3个机构。
厄菲阿尔特的改革遇到了来自贵族方面的猛烈抵抗，改革家本人的遭遇暗杀则充分昭示了斗争激烈的程度。但是，改革仍然继续向前发展，伯里克利成为新的领导人。他一面继续扩大雅典在希腊世界的影响，发出召开全希腊会议的倡议，加强对盟国的控制；一面在国内推进政治民主改革。到了公元前457年，以前向来被贵族把持的执政官职位终于向第三等级公民开放，使雅典大约半数以上的人有机会、也有可能出任雅典的最高官职。为使贫民能真正平等参政，伯里克利推行公薪制或津贴制，即对参与公务活动者，由国家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助。这是用经济手段保证政治权利的有效措施。公元前451年，伯里克利鉴于公民权日益成为一种特权，乃提议限制公民权的扩散，规定以后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对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控制大大加强。公元前462年以后，雅典勒石公布的法令的剧增，大抵也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
其实雅典民主的繁荣是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公民经济地位稳定、国家府库充盈是黄金时代雅典经济的基本特征。
雅典公民的经济基础是在公元前6世纪确立起来的。梭伦改革确定了雅典经济基本的发展方向，即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发展。庇西特拉图时期，通过贷款给小农、鼓励经济作物种植等手段，大体稳定、加强了小农的经济地位。邦主政治垮台后，原帮主政治城的公民们无需向任何人交税。只要他拥有适量的土地而又不懒惰的话，他应该可以养活自己。这是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小农们从未享受到过的殊遇。
公元前6世纪以来，雅典工商业一直处在上升发展阶段，尤其是它的陶器生产，一直处在希腊世界的领先地位。公元前6世纪中期，雅典陶器出口超过科林斯而跃居希腊世界第一位，后又进一步排挤其他城邦的产品而享有垄断地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北非和西亚地区，凡希腊人足迹所到之处，几乎都有雅典的陶器。
这时期的雅典发展异常迅速，各生产部门都有长足的进展，而且可以代表古代较高的文明水平。有些开创性的事业，则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