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汉族社会风俗趋向收敛的主要特征是宗族制度得到发展。由于宗族制度的发展，私家编修谱牒之风始盛。元代以后，族谱的修撰逐步规模化、程式化，并对族谱纂修的时间、义例及族谱的保存都有明确的规定，族谱更加成为家族组织习俗的一个重要表现。此时，一般宗族均有族产，如有用于赡济孤贫的义田、支付祭祖费用的祭田、资助学业的义学田和为埋葬贫困族众的义冢等田产，祠堂、义宅、义仓、宗族学舍等房产，以及车船等不动产。有些大宗族的学舍还发展成为书院，如华林书院、申义书院等。同时，宗族祠堂制度普遍流行，几乎每个聚族而居的宗族，都有一个或几个祠堂，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宗族都有“家法”、“义约”、“规矩”一类的族规。北宋中期，京兆府蓝田人吕大钧制有《乡约》，后朱熹加以修订，撰成《增损吕氏乡约》，流行于世[194]，对后世“家法”、“义约”风俗的形成影响颇大。宋元宗族均有族长，一般是宗族中年龄最长者担任，如果族人商议选举，年龄次高者也可以充任族长。在一些较大家族，除了族长外，还有宗子，一般由嫡长子担任，负责主管祭祖事务。
宋元宗族大多聚族而居，有族内互助风俗。一旦族人遇灾荒或疾病，生计无法维持时，宗族常要进行内部赈济。宗族赈济的办法，大多是计口授给。如范氏义庄，其族人每人每月可支米3升，冬天可支绢1匹，凡娶妇可支钱20贯，嫁女支30贯[195]。宗族最主要的活动是祭祖，有寝祭、墓祭和祠祭等形式。其中以祠祭最隆盛。事先由族长牵头，组织族人购置祭品，筹备筵席，并选择吉日。届时钟鼓齐鸣，全体族众均集于祠，同祭祖先。祭毕，有时还要演戏，以示隆重。祠祭所需费用，先用祭田收入开支，不够，则向族人摊派。
宋元时期大多数村落是“杂姓而居”，村落大小不一，从十几户到几十、上百户不等。为了维系村落的日常运行，宋代一般采取编户齐民的办法，即在这些村落设置乡、里、社、村。后又改为乡下设都、都下设保、保下设伍的保伍法。
南宋初，许多乡村有成立义社的风俗。元代承金代之俗称农村为“村社”，设里正劝课农桑，督促赋税。宋代的城市区划有厢、坊、里、巷等，在城市管理上实行厢坊或坊制。厢坊设有巡捕，负责城市防火。为民防止火患，两宋京师灯火均有管制习俗，临近半夜，“消防队”就在“官舍第宅名望人家”不停巡逻，以防不测。元代城市社区则有严格的户口查验制度和值夜风俗。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南方杭州城内居民每家都得把家庭成员名单贴在门口，若有死亡或迁离，则将名字勾去；如遇添丁，也要注明。每一客栈，若有旅客投宿，则得将其姓名和住宿日期登记于簿，以备有司查验。城内有士兵轮值巡夜，每个士兵都配有木梆、铜锣，按时巡查、报更[196]。
宋元时期，宋代民间会社组织普遍，有民间祭祀性斋会，《梦粱录》卷十九《社会》曰：“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有为庆典而临时走会，如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诞日，杭州的富户要在承天观阁上建会。有士大夫的集会、结社，如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13人在洛阳组织的“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等。还有许多娱乐性的民间结社，如南宋临安百戏艺人的绯绿社、齐云社、遏云社、同文社、角抵社、清音社等。元代，士大夫更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如浙江浦江吴氏结月泉社，聘谢翱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题，取罗公福为首[197]。
宋代的城市工商服务业，“皆置为行”，其首领称行头、行首或行老，铺户又称行户。北宋汴京的行业组织，据记载，有米行、麦行、糖行、面行、肉行、鱼行、果子行、茶行、牛行、马行、纸行、金行、彩帛行、彩色行、竹木行、大货行、小货行、骨董行、香水行、花行、水行、杵作行、牙行等。（图97）而南宋临安的行业组织，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有南北猪行、海鲜行、纸扇行等414行。
宋元社会重交往。官场中欲拜会某人，得先投刺或名纸、“门状”[198]。官场往来书启一般前后均有一些客套话，如秦观《与邵彦瞻简》曰：“某顿首启：……某顿首。”[199]书启的形式和格式也常有变化，如果与“流行”样式不同，则可能失礼。
宋时相见礼节繁多。君臣相会，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礼节。常见的礼节有稽首、肃拜、顿手、叉手、揖等古礼，以及宋时新出现的“唱喏”，也叫“声喏”，即见面时须扬声致敬。（图98）开封府李伦被召至御史台，“有声喏于庭下者，李遽还揖之”[200]。妇人与人相见，则常道“万福”致意，苏洞《过金陵》诗曰：“高资店里主人婆，万福官人问讯和。”[201]
北宋时，晚辈见父亲的好友，得行“父执之礼”。官员道中相遇，有尊长之礼。据《天圣编敕》记载：“诸文武官与宰相相遇于路，皆退避。见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同宰相。”[202]此时接待宾客，“同席者皆谓之客”[203]，但有座次之分。沈括曰：“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宾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让客。”[204]而洛阳风俗，私聚则尚齿不尚官。吕本中《官箴》曰：“如己官在前辈之上，遇之得避坐下坐。”“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是南宋时的待客之礼。《南苑纪谈》曰：“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阊间，莫之为废。”
唐代社会流行称行第之风，宋代士大夫仍沿袭之，社交中往往以被称行第为荣。陆游《老学庵笔记》曰：“今吴人子弟稍长，便不欲人呼其小名，虽尊者亦行第呼之矣。”[205]宋代妇女社交，常自称“奴”、“奴奴”或“奴家”。《猗觉寮杂记》曰：“今则奴为妇人之美称。贵近之家，其女其妇，则又自称曰奴。”[206]据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妇人自称为“奴”，是从宋代开始的[207]。
两宋时期，士人大多崇尚忠义、注重气节[208]。北宋“起而勤王，临难不屈”者如宗泽、韩琦、刘倚诸人，南宋则有精忠报国、浩气长存的岳飞、文天祥等。故近人张亮采则认为，宋代仁人义士，“身当国变，茹辛忍苦，百折不回”，“可为万古国家社会风俗上之标准”[209]。
有宋一代，民间杀婴、弃婴习俗非常普遍，如荆湖北路，“岳、鄂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210]；福建路“建、剑、汀、邵武之民，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虽士人间亦为之”[211]。对杀婴、弃婴的陋习，宋王朝及各级政府频加戒谕，并采取了不少举措，然禁而不止。宋时赌博之风很盛，即使赴京应试的举子也聚众赌博。如天圣年间，举子郑戬“与同辈赌彩选，一坐尽负”[212]。官场中同样赌博成风，如章得象与杨亿、李宗谔等不时相聚赌博，“一夕负钱三十万”[213]，数量之大，令人吃惊。两宋朝廷在法律上也禁止赌博，太宗于淳化二年（991年）闰二月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我犯者斩。”刑罚可谓重矣。但终其两宋之世，赌风未曾禁绝。
六、五代宋无风俗学史概况
1．学者对风俗论述的深化
五代宋元时期，社会对风俗文化的重视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的文入学者对风俗文化不仅注意采录、收集和考索，而且还较多地关注风俗本质、风俗与文治教化的关系，以及风俗的播布和传承规律等理论问题的探究。在两宋时期，着名学者司马光、苏轼、朱熹、楼钥等均就风俗文化的某个方面，作过精辟的论述。
什么是风俗？司马光从风俗在社会不同人等中的播散，以及在播散过程中的教化作用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他在嘉佑七年（1062年）上仁宗皇帝的《谨习疏》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熏蒸渐渍谓之化，论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由此出发，司马光又对风俗的播布和传承规律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京师，在风俗文化的传播中有着“枢机”般的主导作用。而京师风俗的良莠俭奢，又取决于朝廷宫掖的示范。《司马文公文集》卷三十二《风俗》曰：
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依仿也。加之士民富庶，财物毕会，难以俭率，易以奢变。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诸夏。工者矜能于无用，商者通货于难得，岁加一岁，巧眩之性不可穷，好尚之势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见毁于人，人有循旧而见嗤于俗。富者竞以为胜，贫者耻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为奉养若此之丽，而我反不及！”由于转相慕效，务尽鲜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时之嗜欲，破终身之资产而不自知也。京都只要“旦更奇制”，则会“夕染诸夏”，至使各路俗尚奢靡。他认为京师是风俗习尚熏染漫延之枢机，京师若流行奢靡之风，则“四方仰之为师”，就会快速刮向全国。因此，要正国家风俗，就得先从正京师开始。嘉佑七年，司马光又在奏言中指出：“宫掖者，风俗之源也；贵近者，众庶之法也。故宫掖之所尚，则外必为之；贵近之所好，则下必效之，自然之势也。”[214]那么，要正京师风俗，就得先正宫掖。可谓一语中的。
南宋学者楼钥，则从风俗与统治者文治教化的关系人手，认为“国家元气，全在风俗”，把风俗文化提高到是影响国家兴衰之根本的高度，强调要重视风俗文化的整饬。而“风俗之本，全系纪纲”，所以，要整饬风俗，则必得先整肃朝廷纪纲。其观点与司马光大致相似。
南宋时的思想家朱熹，则是从探讨礼和俗的关系出发，提倡要以儒家的礼学思想体系来统率风俗文化。他身体力行，对汉族传统礼仪制度加以整理，撰写了《朱子家礼》一书，并加以推广；试图对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加以礼制的约束，以达到整肃风俗，实现文治教化的目的。
2．笔记对市俗记载的重视
五代宋元时期，社会上已出现了专门记叙都市生活与风俗习惯的笔记着作，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
《东京梦华录》，宋盂元老着。全书共10卷，备记北宋都市生活及其风土民情。二至四卷记述汴京城中的商铺、货栈、酒楼、饭店、佛寺、鱼肉行等；卷五叙述民俗、京瓦伎艺、娶妇、育子；卷六至卷十，系统记述岁时节日。全书对当时京城风俗的记录，涉及面广、讲究系统。如“娶妇”条记述宋人婚姻曰：“凡娶妇先起草帖子，两家允许然后起细帖子，序三代名讳。”“次檐许口酒，以络盛酒瓶，装以大花八朵，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枚，又以花红缴檐上，谓之纳檐红，与女家。女家以淡水二瓶，活鱼三五个，箸一双，悉送在元酒瓶内，谓之回鱼箸。”因此，被后人誉为是“先秦迄宋第一部系统、全面记载城市市民习俗的书籍”[215]。
《梦粱录》，南宋吴自牧撰。该书系仿《东京梦华录》之作，详记南宋都城临安建制、人物和风俗民情。全书20卷，卷一至卷六以岁时为序，记载一年四季的节日习俗；卷十三记载都市钱会、夜市和诸色杂卖等；卷十四记祠祭；卷十六记茶肆、酒楼、米店、肉铺等；卷十八记物产、民风；卷十九记园囿、瓦舍等；卷二十记嫁娶、产育和百戏、伎艺。该书内容系作者亲历所成，史料价值颇高。如书中记杭州夜市曰：“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216]记当时市民食俗曰：“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凡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大凡面食店，亦谓之分茶店。”[217]同时，还列有四色馒头、生馅馒头、水晶包儿、虾鱼包儿、羊肉馒头、肉油饼、菊花饼等面食品种上百个，展现了当时社会丰富多彩的饮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