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的商业技巧
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交往，必须正确地掌握彼此间某种程度的商业气质。
一般地讲，中国人重视信用、人际关系，以及面子等问题。和日本的商人相比较，中国人更富有耐心，有先见性，善于运用技巧，有华丽的应付能力。中国人习惯以家族为单位或是同乡为团体，他们最重视一般的说法，这些和日本人相比，有着很显着的差别。但是，中国人的商法技巧，比起欧美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更接近于日本人。
一位东南亚华侨的大人物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这样的言论：“日本人非常精打细算，重利害关系，对于口头约束的事情，常爽约而不在意。”也就是说，中国人重视约束，重视信用，而日本人则不能。可以想像，这种华侨的直言，必定是他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不愉快的经验之谈。
从事商业交易的人，不可能不认识“信用”的重要。谁丧失了信用，谁也很快就会丧失顾客，以至最终完全被商业圈所排斥，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重视信用并将它积累起来，这才是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则。这点无论在中国人的社会还是日本人的社会，都是相同的。
然而，如果一一比较的话，中国人大多守信用，而日本人爽约的人多，这实在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批评。
从日常的贸易状况来看，中国人在商业道德上，并没有特别优异的表现。以中国所具有的庞大企业来说，一旦签订合同之后便绝对遵守的情形，已成为过去。尤其是自从能源危机以来，商业道德完全变样，这才是现实的情况。当然，日本商人的狡诈，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是信用毕竟还是很重要的，这点并没有改变。目前的问题是，对于不断急速变化的世情，应该如何加以应付，如何将合同配合现实来实行。所以，我们对中国各省的人的研究就很有用处。
陈舜臣所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一书，对中国人的经商才能有以下的叙述。
某个外国的贸易商是位公认的中国通，他以自己多年的经验，谈了他对“中国人是商业天才”的感想。他认为这是因为外界只看到中国人小小的一部分而引起的误会，也就是说，中国开放的港口及海外的华侨，只是中国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不要忘记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平民和纯朴的农民。
实际上，印度商人、黎巴嫩商人和犹太商人，都擅长经商，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是商业天才——这就是陈舜臣先生的论点。
外国人对中国商人还有这样的评价：有理财的观念，对金钱十分执着，善于经商等等。比如国外的华侨大多数是白手起家，在海外赤手空拳打天下，储蓄财富的例子不少，人们才会产生这种评价。那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
在政权交替频繁、社会局势混乱的情形下，生命随时随地会遭到威胁，所以依靠金钱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道理。最懂得金钱宝贵的，就是生活于乱世之下的平民。而在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在不能不认定政治的力量时，能够带动政治的只有金钱，这种想法也正是商人的立场。因此，为了赚钱，他们开始研究各种经商的技巧。
但是在近代商业贸易的世界中，玩弄手脚的技巧已经行不通了。利用组织的力量活跃于世界的商场，进而在世界的经济中产生力量则是事实。从结果来看，两国的商人谁更会做生意，恐怕难以马上判断。而在商业交易的技巧上，研究中国各地人所具有的特殊色彩倒是相当重要和有趣的。
2．被个人好恶所左右的交易
在中国商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供销员不经过科长，只与名义上具有权力的经理商量，以促成生意，但是最终却因不顾科长面子的缘故，而使本来可以谈成的生意归于失败。而在有些场合，甲为了顾及对方的面子，先行让步，而乙在以后的机会中，也对甲让步以示对甲面子的回报。对于这种现象，欧美的商人恐怕无法了解。就如“腹艺”，也就是以心传心，彼此气脉相通。
因为交易的双方能互相顾及面子，所以才能做到“腹艺”。换句话说，价钱和交易的条件，并不是谈成生意的重要的条件，而顾及对方面子，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所以条件的差异、价格的高低有时候并不是造成洽谈结果的因素。像这样的贸易关系，是欧美、印度、犹太商人最无法了解的。
欧美等地的商人从来不考虑彼此间交情多么深厚，也不计较昨天曾经发生过什么争论，只要条件符合，就可以做买卖，而这也是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商人所无法企及的。
在中日间的贸易往来上，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能有伤于对方的面子。尽管彼此间条件不合，也应尽量避免非难对方或中伤竞争对象，这些是不破坏洽谈对象面子的方法。总之，在贸易中，不留下不愉快的事情，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商人在与同行竞争时，拉破了对方的面子，那就将受到严厉的报复。
如果一个经理当众谴责自己的下属，那就等于使其无颜面，结果就再也无法任用他了。有效的办法是，将下属带到安静的地方，耐心婉转地开导，只有这样才能驾驭属下。也就是说，与其当众责难，还不如施以恩惠，给予机会使其改过。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最后总是以“惜名”、“保留面子”、“名比命重要”等等的安慰作为共同点，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以浪花节式——情绪性的条件来进行贸易活动的情况，在中日两国人民中间都可以看到。商业行为应以合理的、冷酷的方式来进行，大多数的商业手段，也与此方式相同，然而事实上，商业行为往往被个人好恶所左右，以情感浓淡来决定。
如“老朋友”在贸易中就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对方是老朋友，正遭遇困难，所以生意就成功了。
受恩得义，与将来要报恩的约束，互相牵连，长时间彼此互相帮助，尊重对方的面子，协调双方的贸易，这就是朋友的作用。像这样情感式的贸易，在欧美或不懂内行的人来看，是无法理解的。
3．中国商人重视血统
在中国的商人中，因为经历过乱世而采用冷酷的贸易法的也有。从地方色彩来看，较早从事国际化的欧美贸易的上海系商人，他们并不热衷重感情的贸易。另外，由于上海、天津和香港是最早港埠都市，所以这三城市中欧美化的中国商人也不少。
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国际性，擅长出入海外，有语言的天才，而且大多以个人或家族为单位行动。
有些历史学家也曾经这样评说：中华民族有同化外来民族的伟大力量，从周朝以来，他们一直吸收和融合着外来民族的文化。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中国的郑芝龙与长崎的日本小姐田川结婚，生下了郑成功，日后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而作战，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这很容易使人联系起中日两国人民血统亲近的史实。所有这些学者现在在重新论证日本人的国际性时认为，在日本人的血统中，具有国际性的因素大多是从中国人的血缘来的，而长崎和大孤的商人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国际性，与中国人的混血不无关系。
中国人的团结是以家族或亲族的团结为中心，成为企业活动的中枢；相反的，日本的企业是由非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这就是两者的基本差异。也就是说，中国人集体行动的单位是家族，日本人集体行动的单位是企业。
确实，在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的华人企业，大多是以家族为中心活动的。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由于在交易时彼此不用支票，仅以赊账来替代。所以，彼此双方的信用关系，必须超过普通朋友的亲密程度，而最合适的则莫过于家族成员了。这种贸易实际上只是亲属间的财产转移而已。以通常的支付手段来说，假如在香港的父亲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儿子企业的商品，就仅仅是父亲赠送财产给儿子。
为增强家族的力量，中国人喜欢多子多孙，尤其重视儿子，在团圆时，父母亲是极端宠爱儿子的。实际上，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亲情和教育上的责任感，有时甚至导致把子女当作财产，在这方面，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心态的确十分接近。
过去，在中国大陆，企业越庞大，有才能的职员也越容易得到培养，领薪化已是许多企业的普遍现象，在这些企业里完全没有家族关系。但是在改革以后，一些个体的私营企业又开始为家族的事业而奋斗。然而，很多企业家、业主、职业经理等越发地重视海归派，而不重视本土文化。
4．坦诚派与技巧派
山东与山西籍的实业家，他们厌恶玩弄技巧，而重视整个形势的发展，重视信用，也更重视人际关系，既不过危桥，也不做气派的宣传以及与身份不相称的活动。诚心诚意地做有内容的交易，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他们属于商法的坦诚派。
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上海系的企业和山东系的企业合作经营，上海系的人采用主动的姿态获得了成功，事业发展得很顺利，但是一段时间后，山东系的人宣布从合作中退出，理由是他们无法容忍上海人在董事会上说话的腔调，上海腔的普通话使山东人十分反感。我认为仅仅因为是说话的腔调而从强有力的股份中退出，未免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山东人是在发现他们与上海人的交易手法、经营构想完全不同后才退出的。山东人脚踏实地，讲究没有华丽装饰的经营，而上海人既喜欢冒险，又热衷于领先时代的事物；同时上海人好像是在玩生意游戏，利用技巧，玩弄策略，而山东人却喜欢表露真实、开怀、坦诚，以诚意作为生意的原则。因此，上海人的经商之道是纯属于技巧派的。
5．上海人与福建人的比较
上海人喜欢讲排场，即使家中没有一分钱，也会借了钱将客人带到豪华的餐馆，表面上遵守信用，实际上是借此起死回生，当然获得成功的也是有的。这是中国人之间比较确实的说法。
至于祖籍福建的华侨，虽然有相当的财富，但是总习惯在自己的财力范围内从事新事业，对于超过实力的事，绝对不愿插手，对商品的价格，他们习惯于一直杀价。与福建人合作，除非彼此十分信赖对方，能够说服对方，否则要想发展庞大的事业是很困难的。
因此，同样是中国人，你在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必须首先调查对方的财经实力，考虑万一不测的后果。上海人虽然有优异的先见性，在创意上也出类拔萃，但有时往往无法依照他们的计划进展，经常事出意外，到那时即使遵守信用也是无可奈何，所以常常会发生半夜潜逃的情形。
但是福建人就不同。他们虽然喜欢讨价还价，但是做事保守，这方面可以保守信用，比你期望的更能发挥实力。
6．客家人、四川人和河北人的比较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客家人大多数的祖先是中原的贵族，但是近几百年来，一直受着压迫，成为苟且偷生的一群。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克服，这已成为人生的信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就是四川客家人，他一生经历几起几落，海外报纸称他为“不倒翁”，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邓小平先生具备了客家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不轻易退却，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具有这样的性格。“没有法子”、“没有办法”等等，也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口头语。中国人也有灰心放弃的一面。
这种“没办法”的精神，常常在巨大的权力之下和有独占性的企业中表现出来。在非常干脆地放弃自己的原则的同时，卑屈地低声下气地遵照对方的意思去做——具有这种特征的，大多是河北人、陕西人，因为他们长期一直受着北方其他民族的蹂躏。
河北人与其说是有耐心，还不如说具备了机灵敏捷的应变能力的特征。所以，如果你要改变与客家人交往的态度，首先必须考虑如何应付这样的人。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弱点或谦让的美德的想法必须放弃，而应努力表现出自己对对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1872年～1894年间，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传教。他将中国人的缺点列举出几项：忽略时间，缺乏公德，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猜疑嫉妒，不诚实。
以上的批评似乎不适合客家人。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贫困，所以大多数人都依靠着技巧生活，一旦考虑他人，遵守约定，自己也就无法谋生。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也是他们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处世经。
虽然努力遵守时间，但由于客观因素——社会的、自然的条件，所以就无法保证遵守。以同一原则相比，它与具有完整地形的社会结构的国家的人民不同，有时为了保身，不得不快速改变立场，纵然有些不诚实，但否则就无法生存的情形也很多。如果不充分考虑国情，而只是单方面的议论——那些被称为中国通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批评，有许多是不正确或有失偏颇的。
比如客家人，他们不仅有耐心，而且不屈不挠，在道德和能力方面，水准极高，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7．晋商的气质及其特性
现代中国商人当首推温州人、广东人和福建人，山西人只能屈居后列。然而，山西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在明清两代，山西商人（史称“晋商”）是国内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潮帮）之首。世界经济史学者把山西商人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从绸缎、茶叶到当铺、钱庄，山西商人无所不经营，西至阿拉伯国家，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天涯。他们骄傲地自称：“凡是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在东北“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古“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青海“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晋商称雄明清两代，兴盛数百年，到了19世纪末，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压榨，加之现代交通的发展，海上贸易和沿海、沿江商路扩大，原经山西的陆路贸易逐渐冷落，终于使山西晋商的辉煌走向了衰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曾经红极一时，该片最吸引人之处除去妻妾成群的家庭剧情之外，那个布局奇特、建筑精美的大院落也是引起观众兴趣的焦点。那不是电影布景俗称“乔家大院”的房子，电影里的建筑确是真的，而且哪些“大红灯笼”也是真的。
乔家大院在山西省会太原西南约七十公里的祁县乔家堡，是清末山西着名富商乔致庸家族的故居，目前乔家人已四散，房子也收归公有，并改为民俗博物馆，公开供人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