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四年，朱元璋遣国史院编修雷燧致祭湖南炎帝陵，祭文曰：“朕生后世，为民于草野之间，当有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四年矣。君生上古，继天立极，作烝民主，神功圣德，垂泽于今。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历年久远。朕观经典所载，虽切慕于心，奈秉性之独愚，时有古今，民俗亦异。仰惟神圣，万世所法。特遣官奠祀修陵，圣灵不昧，尚祈鉴纳。”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此祭文表达了朱元璋希望继承自炎帝以来的帝统，祈求国祚长久、国泰民安的心情。此后，在永乐年间、宣德年间、正统年间、景泰年间、天顺年间、成化年间、弘治年间、正德年间、嘉靖年间、隆庆年间、万历年间、天启年间、崇祯年间，皇帝均派遣官员赴炎帝陵致祭。有明一代除了短祚的建文帝外，其余诸帝皆派遣官员祭祀过炎帝陵。
清代对炎帝的崇祀有增无减，自顺治以下十帝中除最后一位宣统帝溥仪外，皆遣官致祭过炎帝陵，次数远胜前朝。清帝于康熙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七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五十八年、雍正元年、二年、乾隆元年、二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四十五年、五十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五年、十四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道光元年、九年、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年、咸丰二年、十年、同治元年、光绪元年，遣官致祭炎帝陵。这表明无论是汉人还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从治统和道统上尊奉和继承炎帝。
三、炎帝与中华民族的自觉（清末至民国时期）
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西方民族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中华民族开始从危机中走向自觉。炎帝华夏始祖的形象得到强化，炎黄二帝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符号，号召中国人民的旗帜。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诗云：“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谁非黄炎之子孙，九天忍令呼无门。”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页。革命女杰秋瑾在《宝剑歌》中云：“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钱仲联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2》，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55页。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大声疾呼：“炎黄远裔，将沦降于永劫不复之域。”《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页。五卅运动中，闻一多先生在《我是中国人》中深情地表白：“我是中国人，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闻一多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47～148页。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浴火重生的时期。1932年，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说道：“知耻近勇，中华民族之复兴系焉。炎黄子孙受凌至此，岂不愧对先民哉？”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1页。1936年3月1日，毛泽东起草并与彭德怀联名发表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83页。1940年10月10日，湖南省主席薛岳特遣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李扬敬专程前往炎帝陵致祭，并题写了《重修炎帝陵记》：“以我地大物博足自给，而足食所系尤要也。其所以足食，则农业立国使然。而农业立国，又实我炎帝创始也。岳荷炎帝余泽，扞卫湘土，饮水不思源，何异数典忘祖乎？”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02页。1941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告海外侨胞书中盛赞：“我黄炎华胄之民族大义与传统文化精神，皆赖我海外侨胞之努力发挥而炳耀于世界，为大家所重视。”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0页。
抗战时期，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陈垣、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朱希祖、朱谦之等一大批着名学者都以史学研究来振奋民族精神，服务于抗战。熊十力先生为学生讲授《中国历史讲话》，大讲特讲中华民族同源同根。钱穆先生在《黄帝》一书中认为，“我们自称为炎、黄子孙，是很有道理的。”钱穆、姚汉源：《黄帝》，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第7页。历来强调治史“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顾颉刚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禹贡》杂志，倡导研究中国边疆史和中国民族史，大力宣扬“中华民族是一个”。傅斯年先生说，两千多年以来，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人最大的愿望是统一，“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统一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一个家庭。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既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1935年第18期。
四、炎帝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改革开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传统文化一度受到冷落。1955年，因香客失火，湖南炎帝陵主殿和行礼亭被焚。1963年12月9日，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的胡耀邦到酃县视察工作时，专程参观了炎帝陵。面对被焚烧的破败不堪的炎帝陵，胡耀邦希望能够重新修建。他在酃县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说：“这里的塘田乡鹿原陂，安葬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一生勤勤恳恳，发明创造过很多东西，为后代的繁衍发展做了许多事情。因此，几千年来，大家都记住他，尊他为中华民族文明之始祖，亿万人民则皆以炎黄子孙自谓。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多做好事，多干实事。如果能这样，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胡耀邦：《为人民多做好事》，转引自《炎帝和炎帝陵》，光明日报社，1988年版，第1页。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传统文化受到批判和清算。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华人纷纷回祖国探亲访友，投资建厂，“炎黄子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包括炎帝文化在内的传统资源重新受到重视，各地纷纷祭祀炎帝，研究炎帝，甚至争夺炎帝生葬地，出现了“炎黄热”。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指出：“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有关的政策，也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日。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提出的“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的问题时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人民日报》1986年9月8日。
2005年4～7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大陆，为“炎黄热”再增热度。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反复申明“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见宋楚瑜时说：“两岸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相聚在一起，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新党主席郁慕明说：“新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反对分裂国土，坚持反对否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矢志不渝，始终如一。”当代“炎黄热”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重新重视传统文化的结果，是广泛团结海内外华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炎黄热”的升温，学界对炎帝文化的研究日益重视，成绩斐然。株洲市修复炎帝陵筹委会主编的《炎帝和炎帝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出版）、湖北随州历山炎帝神农纪念馆编辑的《炎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宝鸡市社科联编辑的《炎帝史料辑录》（1993年内部发行）、山西高平市炎帝故里开发管理处编辑的《炎帝史料掇拾》（2002年内部发行）、宫长为、郑剑英主编的《炎帝神农氏——中华远古文明追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资料汇编各具特色。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八年编纂出版的《炎黄汇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辑录了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资料共计400多万字，近500幅照片，为繁荣炎黄文化研究提供了资料保障。而炎黄文化研究的繁荣又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结语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炎帝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清晰可见。炎帝同黄帝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凝聚认同的符号。中华民族的孕育、发展、危机、重构、自觉、复兴，都与炎帝息息相关。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研究炎帝，祭祀炎帝，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是广泛团结海内外华人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
我们要对传统的炎帝文化有所扬弃。要摒弃炎帝的神格形象和治统形象，保留其道统形象和血统形象，尤其要彰显其人文初祖的地位，最大限度地弘扬重视民生、开拓进取、凝聚统一的炎帝精神，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09XZSO14）阶段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