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来
“丝绸之路”(德语dieSeidenstrasse)-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它是指我国西汉武帝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从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交通路线。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延续时间最长、内涵最丰富、影响最为深远广泛的一条联合贸易，科技、艺术、宗教传播、生活和生产传统相互影响之路；是欧、亚、非大陆辽阔地域之间不同地区、国家、人民之间一条持久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之路；是人类历史上一条重要的文明进步和融合之路；是友谊、和平与共同进步之路；它是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重要桥梁，对促进西方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古代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6年6月，在新疆吐鲁番召开的“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五国达成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吐鲁番初步行动计划”。入选丝绸之路申报项目的遗产，不仅应关注与丝绸之路有直接关联的部分，而且还应该关注丝绸之路的重要背景，关注佐证丝绸之路价值不可或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移动文化遗产。2008年6月2日，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第四轮国际协调会在西安召开，确定了丝路申遗涉及河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6个省区22个市州的48处预备名单，其中“陕西段”共有12处。
法门寺地宫作为这次申遗中“陕西段”的重要一处文化遗产，其理由不仅是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举世仅存的佛教世界最高圣物释迦牟尼指骨舍利及李唐王朝供奉的两千余件珍贵文物，同时还有由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法门寺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它们与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不同文明、多种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法门寺的建立，是丝绸之路开通后的直接产物
公元前139年，西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此开通了通往西域诸国着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咸阳、兴平、扶风、岐山、凤翔、西北至千阳，过陇山进人甘肃境内。扶风法门寺为其必经之地。汉明帝永平十年（67)，应东汉政府邀请，天竺僧人叶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洛阳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寺院——白马寺。此时，扶风人班超父子经营西域，公元97年，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即罗马帝国和现在的叙利亚，临大海而归。所以历史上法门寺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法门寺当时所处的美阳县，正是丝路西去，佛典东来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里留下了佛教东传的许多足迹。佛教文化在这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交融、嬗变、发展，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支脉。
关于法门寺建立的年代，目前有几种观点：
-是阿育王役使鬼神造塔说。
唐释法琳《破邪论》记载：“（佛）……灭度一百六十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于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今洛阳、彭城、扶风、蜀郡、姑臧、临淄等，皆有塔焉。”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也记载：“释迦大师示灭一百一十九年，天竺有国号曰无忧（阿育）王，分遗形舍利……岐阳重真寺乃其一也……”岐阳重真寺即现在的法门寺。
二是汉魏初创说。
唐大历张或《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载：“……有若此寺大圣真宝塔者，摩伽王之系孙阿育王之首造也。噫！如来灭后，报应斯在。究乎其容，则卅二相形焉。乎其变，则八万四千所明焉。或谓华夏之中有五，扶风得其一也。虽灵奇可睹，而载纪莫标。昔者汉魏初创，齐梁鼎峙，遭时毁歇，晦迹丘墟，营蓑不口无祯祥异气，往往间出，故风俗谓之圣冢。”
清顺治《重修法门寺钟楼记》则云：“从闻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藏牟尼舍利于浮图，历六朝敕修以迄唐。”所谓“西典东来”，实指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之时三是北魏建塔说。
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记载：“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
《大唐圣朝无优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载：“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口古名同于今口，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閛闳，度僧以资之，刻名以纪之。”
“元魏二年”或“大魏二年”，现巳考证为西魏恭帝二年（555)。这是法门寺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法门寺应在此前已经建立。1981年法门寺发现《北周七女碑》，记载了北周皇族一家七子的名字、官职以及妻女情况，该家族出钱修葺了阿育王寺、塔，并到此供养舍利，故立碑以记。该碑刻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为法门寺最早实物依据。法门寺现藏的《千佛碑》、扶风县博物馆馆藏的《四面佛造像碑》等也都是南北朝时期法门寺重要的佛教遗物。
阿育王役使鬼神造塔说，属神话传说，而且阿育王是公元前273年即位，公元前232年去世，当时佛教并未传人中国。汉魏初创说极有可能，但记载太少，没有实物依据。北魏建塔说，既有碑刻记载，也有出土与传世的同时期实物，可以断定，法门寺至少在西魏555年之前已经建立。
关于舍利的由来，《大唐圣朝无优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有“空传西域之草，独享中人之荐”的记载，《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也记载“究异草之西来，验灵踪之所止”，这些记载都说明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是来自于西方的。
法门寺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它不论是建于东汉，还是我国南北朝时期，都属我国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佛教东传经过此地而建立起来的。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供奉于此，使法门寺得到长足发展。北魏时已成为当时最着名的寺院之一，此后西域各国高僧到中原传教译经，也必将经过此地，在这里弘法传道。因此没有“丝绸之路”的开通，就没有法门寺的建立。
二、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的研究，展示了唐代印度密教传入中国后的最高结集唐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来到中国，弘传密教，建立佛教密宗，被称为“开元三大士”。
善无畏（637-735)中天竺人，刹帝利种姓，传为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的后裔。13岁继乌荼国王位，后让位于其兄而出家，到印度那烂陀寺从达摩鞠多习密教，受灌顶。受其师之命取道中亚来中国传密教，于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到达长安。玄宗尊其为国师，为其设置内道场。善无畏在中国撰成《大日经疏》十二卷，标志着中国密教正式传授之始。善无畏是以传授胎藏界密法为主。
金刚智（669-741)南天竺摩赖耶国人。从南天竺龙智大师学《金刚顶瑜珈经》等密教经典，受五部灌顶。于开元七年（719)携弟子不空来到中国。金刚智入唐后也被礼为国师，先后住长安的慈恩寺、大荐福寺、资圣寺、洛阳广福寺等，盛传密教。他主要弘传金刚界密法。
不空（705-774)是狮子国人（今斯里兰卡），15岁出家师从金刚智，随其来中国。他传密教历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来往于长安、洛阳、武威等地，被尊为三代国师。他奉诏入宫，建立曼荼罗，亲自为皇帝灌顶。不空译经有百余部，重要的有《金刚顶瑜伽真实大教王经》、《金刚顶经》等。
密教共有两部大法，一曰胎藏界，系讲色法，说明物质世界的本体与现象的；二曰金刚界，系讲心法，说明精神世界的本体与现象的。在印度，两部大法各自单传，善无畏、金刚智在印度并未广为传授。来华后，善无畏传胎藏界法与金刚智，金刚智传金刚界法于善无畏，是谓“金善互授”，由此两部大法相互交流。其后，金刚智弟子不空既受金刚智所传金刚界法，又从善无畏传承胎藏界法，由是一人而传承两部大法，谓之“两部一具”。此时，两部大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宗由不空的弟子慧果传授给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回国创立日本真言宗。
以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唐武宗“会昌法难”后，中国内地密教基本消失，密教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流传至今。但是，法门寺地宫发掘后，我们才知道，晚唐时，由不空的弟子惠果传给在华的另一支脉智慧轮一系，还在继续发展着佛教密宗文化。
法门寺密教器物较多，最典型的有盛装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金刚界曼荼罗宝函，盛装一号舍利的胎藏界曼荼罗八重宝函。特别是代表密宗最高境界的“金胎合曼”的捧真身菩萨。捧真身菩萨莲座上部表示金刚界，故有金刚界之五佛梵文种子字，大日如来三身梵文真言，仰莲瓣上的定门十六尊与慧门十六尊。中间束腰四大天王表示金刚部院的金刚诸天。捧真身菩萨莲座之下部表示胎藏界，故有胎藏界中台八叶之四方四佛及四隅四菩萨之梵文种子字，覆莲瓣上为八大明王。其底座有双龙绕杵（羯摩杵），即双龙捧杵，以示天龙八部护法护坛。捧真身菩萨是佛教密宗金刚界与胎藏界的完美结合。反映当时密教器物的还有等级最高、体量最大的佛教法器“鎏金双轮四股十二环银锡杖”，其杖首也为金胎合曼之造型。
咸通十五年（874)法门寺地宫封闭时，兴善寺主持、西域密宗高僧智慧轮法师在这里主持了盛大的佛指舍利供养曼荼罗法会。
智慧轮为密宗灌顶大阿阇黎，懿宗、僖宗时国师，法门寺地宫内曼荼罗坛场即为其布置。咸通十二年八月九陇山禅僧师益发现灵骨后，智慧轮曾打造金银函以盛C佛指舍利。地宫封闭时，智慧轮还供奉了银阏伽瓶、银阏伽水碗等密教法器。地宫《物账碑》对此有明确记载：
“金函一1重廿八两，银函重五十两，银阏伽瓶四只共重六十四两，银阅伽水碗一对共重十一两，银香炉一重廿四两，口直三只共重六两已上遍觉大师智慧轮施”。
函上也有明确的题记：
“敬造金函盛佛真身上：资皇帝圣祚无疆国安人泰雨：顺风调法界有情同沾利乐咸：通十二年闰八月十日传大教三藏僧智慧轮记”。
智慧轮不仅对我国的佛教密宗传承有着巨大的贡献，同时对f佛教东传日本，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大中九，年（855)十一月，智慧轮法师在法门寺的迎奉佛指舍利活动中，印度僧人也参与其中。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中天竺沙门僧伽提和迎送真身到此，蒙恩赐紫归本国。”僧伽提和何许人也，史书没有记载，但肯定是印度高僧，否则他不可能参加这次由唐朝皇帝和政府组织的迎奉舍利活动并记录在《物账碑》中。唐朝三品以上官公服紫色，有时官品不及而皇帝推恩特在长安大兴善寺，为日本入唐僧圆珍传授两部曼荼罗大法。现存于日本的圆珍《上智慧轮三藏决疑表》，记载了智慧轮传日本僧人圆珍《大毗卢遮那经义释》一事。
赐，准许服紫服以示尊宠，称赐紫。僧人亦有时受紫袈裟。僧伽提和能“蒙恩赐紫”并准其归国更能说明其身份之高。
法门寺是唐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僧人最多的皇家寺院和内道场，建有瑰琳宫二十四院。法门寺因供奉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院内僧伽不拘宗派，各宗并弘。但因其为皇室的内道场，法门寺在晚唐主弘密宗，这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器物中也得到了证实。
法门寺在晚唐时将印度来华的“开元三大士”所传来的佛教密宗传承并发扬光大，西域高僧和印度僧人能够主持和参与法门寺的迎奉舍利活动，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又一力证。
三、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对法门寺金银器的影响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开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当时对外交流的空前繁荣。在金银器的制作技术和装饰工艺方面，吸收了粟特、波斯萨珊等西亚、中亚金银器发达地区的工艺、造型和纹饰，使唐代金银器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这在初唐和中唐时期特别明显。如西安何家村窖藏，它不仅有直接来自波斯萨珊、东罗马、中亚粟特的产品，也有许多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仿制品和创新产品。晚唐时，外来文化的影响在逐步减弱，特别是器型和纹饰上摆脱了西方模式，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但从法门寺出土的晚唐金银器中，还是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影响。在金银器制作工艺上，还是继续继承和发展了中西亚的金银制作技术。
一是继承和发扬了金银器的锤揲工艺。这种锤揲工艺早在2000年以前，西亚地区巳经掌握。唐代时，粟特、波斯萨珊的锤揲工艺已经非常发达，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对外文化的交流，这种金银器锤揲工艺被我国工匠吸收并广泛运用。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具，绝大部分就是运用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锤揲工艺而制作成型的，其上的许多装饰纹饰，也是锤揲模冲而成，有较强的浮雕效果和立体感。如八重宝函、大银盆、双狮纹银盒、捧真身菩萨等等。法门寺出土的银芙蕖，其荷叶花瓣薄如纸张，稍有风动，便摇曳不止，可见当时锤拣技术的高超。
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上的人物画二是掐丝与镶嵌工艺。掐丝工艺是指将黄金或白银捶打成薄片，剪成细条，扭搓成丝。将金丝编成一定的花纹图案。再焊接在器物的表面，然后将宝石、琉璃、珍珠等物镶嵌进去，唐代称“金筐宝钿”。还有一种工艺，称为“炸珠”，它是将金银加热成金液或银液，倒人水中，形成金珠或银珠，装饰于器物的表面。炸珠与掐丝和镶嵌工艺通常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这种工艺西汉时通过丝路传入中国。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赋硖石宝函”、“捧真身菩萨”等装饰就是通过这种工艺制作的。法门寺出土的金银丝结条笼子，是唐代掐丝工艺和编制工艺的精品。
在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上，既有西方纹饰的存在，也有受西方文化影响而新出现的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