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法门寺出土的摩羯纹三足银盐台、摩羯纹银香宝子，都有摩羯鱼鎏金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图案，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奉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常见于古印度的雕塑和绘画艺术，后来随着佛教而传人我国。地宫出土的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其上的伎乐纹显然是从西域传过来的舞蹈，衣着也为胡人服饰。连珠纹是波斯萨珊和粟特的艺术特点，在法门寺金银器中，这种连珠纹出现很多，如鎏金双狮纹银盒盒盖上的连珠纹，鎏金人物画银坛子腹壁上的连珠纹等。
其二、佛教文化题材丰富。佛教文化题材是最早通过丝绸之路而传入中国的，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中，除一般的佛教题材外，还有着丰富的佛教密宗内容，特别是密宗的金刚界曼荼罗和胎藏界曼荼罗图像。如盛装真身舍利的金刚界曼荼罗宝函，盛装一号舍利的胎藏界曼荼罗八重宝函，金胎合曼的捧真身菩萨等。这些图案在唐代金银器中是首次发现，也是唐代开元三大士”将密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发展的最高结集。
四、法门寺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皿，是“丝绸之路”畅通和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玻璃古代也称琉璃，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6或15世纪的两河流域，到古罗马帝国时期，玻璃业的生产已十分繁荣，但我国的玻璃烧制技术发展十分缓慢。丝绸之路开通后，国外的玻璃器皿开始传入我国，晋代文学家潘尼曾为琉璃碗作赋道：
“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其所托也幽深。据重峦之亿仞，临洪溪之万寻。接玉树与琼瑶，邻沙裳与碧林。瞻阆风之崔嵬，顾玄圃之萧参。于是游西极，望大蒙。历锺山，窥烛龙。觐王母，访仙童。取琉璃之攸华，诏旷世之良工。
这里不仅可以看出琉璃器皿之豪华侈奢，更主要反映出其作为贡品，从异域经丝路传入我国内地之艰难。到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而西方的琉璃、珠宝、工艺品也不断传入我国。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波斯遣唐使就供奉赤琉璃、石绿、金精等物。唐玄宗开元年间，阿富汗多次派人朝贡，给唐朝进奉汗血马、琉璃等。在长安西市上，也有出售宝石、琉璃的胡商在经营。可见琉璃在唐代仍为极其珍贵之物。
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完整无损的玻璃器皿20件。这批玻璃器中除了一套茶碗茶托是典型的中国器型，其余的都是伊斯兰玻璃器。我们根据其造型和不同的装饰工艺分析如下：
1.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高21厘米，腹径16厘米。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形，底部有加工疤痕。盘口、细颈、鼓腹、圈足。肩部缠贴一道相同颜色的玻璃丝。腹部贴有四排装饰，第一排为8个深蓝色同心圆形饰，第二排为6个不规则五角星饰，第三排为6个莲芯样圆形饰，靠近底部的第四排为6个深蓝色水滴形装饰。
贴丝和贴花都属于热加工装饰工艺。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匠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便已熟练掌握这种工艺，他们特别喜欢在非常薄的器皿上缠贴多道同色或不同颜色的玻璃丝作为装饰。公元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占领地中海东岸后，伊斯兰玻璃匠首先继承和发展的就是这种装饰工艺，除了生产与罗马玻璃很难区分的贴丝器皿外，还生产罗马玻璃中不常见到的贴花器皿。圆形饰是伊斯兰玻璃中最常见到的贴花，另外星状饰（六角形、五角形或三角形）也是比较流行的贴花。
法门寺出土的这件贴花盘口瓶，与现藏德国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盘口贴塑梨形玻璃瓶极为相似，应为伊斯兰早期或拜占庭晚期地中海东岸所生产。
2.四瓣花纹蓝琉璃盘：口径20厘米，高2.3厘米。吹塑成型，纹饰镌刻。侈口、平沿、浅腹、平底。盘外底心凸起，系铁棒加工痕迹。通体呈蓝色，光洁透明。盘面刻满纹饰，主体纹饰为以双线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其四出部分与方框组成四个“默赫拉巴”纹样，四出的尖瓣内，各刻一朵无花果叶，尖瓣之间，饰以忍冬。中间方框内刻虚实相间的小斜方格纹。刻纹和刻花都属冷加工装饰工艺。“默赫拉巴”是伊斯兰最庄严、最神圣的地方，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建筑上，门窗均采用的是“默赫拉巴”形式，我国清真寺的“默赫拉巴”均在大殿西墙中间，代表着麦加方向。这件盘是典型的伊斯兰早期器物。
同样的刻纹蓝玻璃盘共有6件。深蓝色透明，平底稍向上凸，侈口。盘的口沿稍有差别，有的圆唇，有的平唇，盘的外底部有加工的铁棒疤痕，盘的内底刻有不同的纹饰，我们称这种玻璃装饰为刻纹玻璃。刻纹属于冷加工装饰工艺。6件玻璃盘都是以植物的枝、叶、花为主题的刻纹，但每件盘子的图案各异。艺术家熟练地运用了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和一些几何图案，如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再加上密集的平行细斜线纹划出地纹，组成繁丽的图案。6件刻纹蓝玻璃盘中有2件在刻纹的基础上，一些主要线条又绘描金色，使得已经很华丽的盘子更加光彩夺目，如丹芭纹蓝琉璃盘、V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等。刻纹玻璃工艺也是伊斯兰玻璃匠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工艺之一，在伊斯兰早期流行一时，但保存下来的完整无损的刻纹玻璃器皿非常罕见。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39年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了一批玻璃残片，其中一件刻纹玻璃盘，与法门寺出土的刻纹玻璃盘最为相似。该盘深蓝色透明，直径28厘米，高1.0厘米，盘子的内底布满繁丽的刻纹图案，其葵花纹、绳索纹和葡萄叶纹都极为相似，法门寺的刻纹玻璃盘应与内沙布尔的玻璃盘属于同一来源。内沙布尔在九世纪以后是伊斯兰重要的玻璃制造中心之一，也是东西贸易的商业重镇。法门寺出土的这六件完整的刻纹蓝玻璃盘很可能是来自于伊朗高原的内沙布尔。
3.菱形双环纹直筒琉璃杯：高8.4厘米，口径8.2厘米，无色透明，直口、尖唇、深腹，平底微上凸，外底部有粘棒疤痕，腹壁稍外鼓。壁面装饰五组花纹，每组中间为菱纹，菱纹内饰双环纹，菱纹上下各饰三组双环纹。从这件玻璃杯的纹饰来看，它是经过模制印花的。桶形杯是伊斯兰玻璃的常见器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多件89世纪的桶形杯，但都是素面。模吹印花的技术，也是伊斯兰玻璃匠从罗马帝国同行继承下来的。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伊斯兰模吹直桶杯，高10厘米，腹部和底部印满蜂房状的六角形。纹饰虽然与法门寺的这件直桶杯不同，但成形和装饰的工艺是一样的。法门寺还出土了一件内圈足浅黄色琉璃杯，直筒，内底部有一圈贴塑的玻璃条，起加固杯底作用。这一特点流行于波斯萨珊晚期及伊斯兰时期，在伊朗、约旦等地均有此类器物的出土。
4.罂粟纹黄色琉璃盘：高2.7厘米，口径14厘米，敞口，翻沿、圆唇、直壁，平底微凸起，底外壁有粘棒疤痕，玻璃为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盘内壁口沿处绘有12个黑色半圆弧《粟纹黄色璃盘纹，腹壁下部绘二周黑色弦纹，底部绘有黑色罂粟纹。盘内壁除了黑色花纹外，施满不透明黄色作为底色。
釉料彩绘是玻璃装饰工艺的一种，玻璃的彩绘与瓷器的彩绘工艺很接近。伊斯兰的釉彩玻璃是富有世界声誉的，一般认为伊斯兰釉彩玻璃的使用年代是公元12~15世纪，早于9世纪的釉彩玻璃很罕见。但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部收藏的内沙布尔发掘品中发现了类似的袖彩玻璃，也是在无色透明的玻璃上涂上黄色作为底色，绘有黑色图案，与法门寺的这件釉彩盘很相似，所以法门寺的釉彩玻璃盘的原产地很可能是伊朗的内沙布尔。也有学者认为，法门寺出土的罂粟纹黄色琉璃盘属于拉斯特彩玻璃。拉斯特彩一般认为8世纪起源于埃及，为二次烧成，9世纪传入两河流域。
此外法门寺出土的其他琉璃器，都能够在伊斯兰玻璃器皿中找到类似产品。
通过对法门寺地宫出土部分玻璃器成分的测定，它们均为钠钙玻璃，钾与镁的含量比较高，与伊朗内沙布尔玻璃器的成分基本相同。
因此，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器，从器形、纹饰、工艺和化学成分来推测，他们都是标准的伊斯兰玻璃器，为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所生产，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五、地宫内出土大量的香料及熏香器皿反映了当时香文化的繁荣随着唐王朝成为一个空前富强的大帝国，其对外贸易也空前繁荣。西域的大批香料通过横跨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运抵中国。唐代中晚期以后，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起来，从而又有大量的香料经两广、福建进入北方。香料贸易的繁荣，为香文化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代佛教的兴盛，对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佛家对香大力推崇，几乎在所有的佛事活动中都要用香。不仅敬佛供佛时要上香，而且在高僧登台说法之前也要焚香；在当时广为流行的浴佛法会上，要以上等香汤浴佛；在佛殿、法坛等场所还常要泼洒香水。佛家认为，香与圆满的智慧相通，在佛家描述的极乐世界中，有一个“香积净土”，其处之佛为“香积如来”，以香开示众生，天人坐于香树下，闻妙香即可获得圆满的功德。佛家还认为，香能沟通凡圣，为最殊胜的供品。据经书所记，“烧种种香，以为供养”，此为“诸供养中最为殊胜”。香还有利于佛家的修持，佛家认为香对人身心有直接的影响，好香使人心生欢喜，而且能助人达到沉静、空净、灵动的境界，于心旷神怡之中达于正定，证得自性如来。所以，佛家把香看作是修道的助缘。唐代皇帝大多信佛，皇室参加佛事活动甚为频繁，其用香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据法门寺出土《物账碑》记载，在最后一次迎奉舍利中，唐懿宗供奉“乳头香山二枚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沈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这些香料的古代原产地基本上在印度、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如乳香原产于希腊、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也门、阿曼等红海沿岸。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记载：“熏陆香（即乳香），出大秦，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树胶流出沙上，方采之”。大秦即古代波斯，曾统治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乳香在西方的宗教场合很常用，古埃及和古罗马的祭司曾大量使用乳香在神庙中制造异香缭绕的神秘气氛，犹太教也经常使用乳香举行祭祀活动。檀香、沉香古代主要产于印度，它们不仅是佛教使用的主要香料，同时，檀香还是古代庙宇家具的主要材质。这些香料在我国古代很少，它们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到我国，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香料也是唐代丝绸之路畅通和贸易繁荣的历史见证。
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中，熏香器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有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及银炉台、素面高圈足银香炉、鎏金鸿雁纹壸门座银香炉、鎏金双蛾团花纹银香囊、鎏金雀鸟纹银香囊、象首金刚铜熏炉、如意长柄银手炉等。其中唐懿宗供奉的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及银炉台，形制高大，制作精美，熏炉高29.5厘米，口径26厘米，重6408克。炉台高20.8厘米，口径43.5厘米，重8970克。为目前发现唐代金银器中体量和重量最大的器物，系当时专为皇室制作金银器的文思院所生产。器形雍容华贵，纹饰精致富丽，代表了当时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凝结着唐代工艺大师们的高超智慧和心血。唐僖宗供奉的鎏金双蛾团花纹银香囊，直径12.8厘米，链长24.5厘米，重547克，系唐代香囊存世品中迄今发现最大的一枚。香囊内有一个钵状香盂及两个平衡环，香盂用短轴铆接，内、外平衡环间也以短轴铆接，在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随之转动而香盂的重心始终不变，使香盂面始终保持平衡状态。这种平衡装置，早在公元4世纪之前，我国已熟练的运用于浑天仪上，唐代工匠巧妙的将这种原理又运用于生活之中。这种与现代用于航海、航空上的陀螺仪原理完全相同的平衡装置，欧洲17、18世纪才掌握。从法门寺出土的熏香器可以看出当时唐皇室和佛教寺院对用香之重视。
此外，反映与丝绸之路有关的还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绸和石刻文物。
中国唐代丝绸考古重大发现的有甘肃敦煌藏经洞、新疆吐鲁番阿斯那塔墓、青海都兰热水墓和陕西法门寺地宫。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绸数量最大，品种最多，工艺最精湛，堪称“唐代丝绸宝库”。
法门寺地宫出土丝绸品被《物账碑》明确记载属于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等皇室帝胄供奉的就达700多件40多个品类。
最珍贵的是五件蹙金绣，分别是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半臂、蹙金绣祢、蹙金绣案裙、蹙金绣拜垫。蹙金绣的捻金线，最细直径仅0.06毫米，比头发丝还要细，令人叹为观止。而地宫发现的菱纹织金锦是目前我国考古首次发现的最重要的唐代织金锦实物。《北史何稠传》记载，“波斯曾献金丝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及银盐台稠锦成，逾所献者。”可见织金锦源于波斯，我国受其金织工艺影响而发展起来。
刻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的《千佛碑》，是法门寺建寺的最早见证。碑阳上部刻有残存五躯伎乐供养人，有弹拨箜篌、吹笙、吹筚篥、击钱者。箜篌、筚篥原属西域乐器，后传于唐并兴盛于唐。
结语
法门寺的建立，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佛教东传的产物，法门寺的鼎盛，是“西方圣物”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供奉于此及印度“开元三大士”将佛教密宗传入中国后发展的结果。法门寺出土的器物，再次证实了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法门寺地处古丝绸之路要道，从汉到唐历经千年，体现了不同文明、多种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它既见证了丝路的沧桑，又是丝路上的一颗璀灿明珠。
参考文献：
1.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
2.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3.谭前学：《盛世遗珍-唐代金银器巡礼》。
4.文物出版社：《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
5.安家瑶：《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
6.马文宽：《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
(任新来，法门寺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