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治疔法里面，除了运用道符和“解”、“谢”之法属道教宗教活动外厌”鬼而用道符，显然也属于道教法术。而《发病书》运用“解”、“厌”之法的不同，反映了一种宗教心理的不同。因为解、谢是采取祭祀的方法，是向神灵祈祷、奉献祭礼，表达人对神灵的既崇敬、又畏惧、又要讨好的心理情感，人神之间的关系需要人主动地祈求；而这些神灵也有求于人，需要人的祭礼供奉，所以他们作祟往往是对人的一种惩罚、示威，而不是立即置人于死地。-般的鬼也是有求于人，尤其是死于非命的各种荒魂野鬼，更是需要人的怜倘，因而他们作祟只是有所索求而已。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便主要是解、谢、求一类祭祀活动，当然也不排除用符辟厌的方法。厌法即“厌胜”，则完全是用一定的物品和方法克制、驱除鬼邪和灾害的法术，是一种敌对的方法，没有复杂的祭祀活动。“推初得病日鬼法”用厌胜法，是因为日辰之鬼纯属冷面杀手式的邪鬼，他们并非有求于人，Ifif只是要取人性命，故凡遭逢轻则使人得重病或致残，重细直接令人暴死。可见他们和人的关系是-种完全敌对关系，所以对付的办法便是用符厌除之。“推得病日法”和“推得病时法”一方面与出自道教的六壬十二神、南斗北斗神灵有深刻联系，一方面没有全面采用道教法术；前者要求请某八卦方位之“师”来救治，后者则主要用假人代替真人祭献鬼神，换取病人的性命。对这种情况，正统规范的道教系统所采取的宗教行为，除了一般的解谢之外，唐后期还多用醮南斗或者北斗的办法，祈祷南斗、北斗延长性命并蠲除疾苦，如杜光庭《广成集》中此例甚多。敦煌《发病书》则未提出这种方案，而是采取了用送假人换取病人性命的方法。这种做法虽然也可以视为一种解除法，但却更接近于民间传统的宗教行为，类似的在一定方位以草人、面人、泥人、香火之类送鬼邪的宗教民俗至今还存在于甘肃民间。[41]这种行为也类似于东汉王充曾经批评过的一种宗教活动，即当时民间在缮治宅舍完毕后，往往要进行解除活动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神土。”[4i]从时代看，王充所处的东汉前期还是道教的形成时期，这种解除法或者与早期民间道教相关，但其中尚看不出明显的道教特征，当还主要属于民间宗教行为。应该说，这两种行为有共同之处，不过一者是以假人代真人，一者是以土偶人像鬼形。
又从宗教医病术的角度总体来看敦煌《发病书》的内容，则和唐代流行的道教医学的咒禁术大有关联。《千金翼方》有“禁经”两卷，是唐代着名道士和医药学家孙思邈经过长期搜集整理而形成的道教禁咒医病术的专集，其内容主要是用禁咒法解除瘟疫时疾及鬼邪、动物(恶兽虎狼狗鼠蛇)邪毒引起的疾病。其中有不少与敦煌《发病书》相同相类似的内容，如“禁经”之“按摩卒中注忤魍魉法”云男祥女样，客死不葬。骸骨消散，流连道旁。惊恐驰走，责人酒浆……这与敦煌《发病书》中男祥之鬼、女祥之鬼、客死之鬼向人索食为祟的情况完全相同。又“禁经”解除之法需问明鬼之姓名、乡里、年龄、来意等，如此捉获正身后，打发所索食物及纸做的金银车马等，用桃符板朱书诸项，告于五道大神、河伯将军发遣。这种打发所索食物、纸做的金银车马等，及对鬼名的详细记录，也与敦煌《发病书》之注重鬼神名目及“推得病日法”之解、送等内容颇为相似。又如”禁经”之”禁童子令说鬼姓字”云：“神道神名，鬼道鬼字。蛊道蛊名，魅道魅字。偷道偷名，贼道贼字。河伯将军，五道修罗。十二神将，登明君、天魁君、传送君、小吉君、胜光君、太一君、天罡君、大冲君、功曹君、大吉君，速送速送，汝名不得久停，急急如律令。这里将呼名治病与六壬十二神联系起来，也颇与《发病书》内容相一致。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敦煌《发病书》与道教的渊源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活动还存在和流行于其他地区。总之，敦煌《发病书》的道教特征极为鲜明，其与道教的关系极为密切。王卡先生在整理敦煌道教文献时，即将属于《发病书》系列的S.6346、S.6196、S.6216、S.1468确认为道教文献，认为“此敦煌抄本亦当为道士所造治病禳灾法术”，并定名为“镇宅解犯治病日历”。
结语
从以上考察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以P.2856为核心的敦煌《发病书》的内容在保留了一些中原发病占术的基本内容的前提下，主要糅合了许多道教神灵信仰和驱邪治病法术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和传统禄命术等内容，从而构成敦煌本《发病书》的主体内容。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其中很多内容习见于敦煌盛行的多种占卜文献和相关的宗教活动；而具体编排缺乏系统性，并存在着内容上的相互矛盾。因此可以推知，《发病书》并非从中原传人的发病占术文献，而是由敦煌地区文化水平不高的术士所辑录和改造的民间宗教文献，是归义军前期敦煌编书活动中层次较低的一种作品。尽管如此，由于中原地区发病占着述不传于世，通过敦煌《发病书》还是可以看到其部分相关内容以及隋唐以降流行朝野的发病占的一些状貌所以其文献价值弥足珍贵。第二，从《发病书》内容的广泛传抄和长期流行可知，《发病书》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和活动曾盛行于晚唐五代以降的敦煌地区，是民间宗教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折射了古代民众苦难艰辛的生活现实。第三，敦煌《发病书》具有鲜明的道教特征，反映了在大众层面，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复杂交织和道教对民间宗教的巨大影响；反映了道教世俗化的具体情状；反映了道教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和民众宗教心理中的道教情结。由此可见，与民间宗教信仰相融合是道教存在的重要方式；关注并致力于解除民众的疾病痛苦，是道教走向大众、走向世俗化的重要途径。由于道教的巨大包容性和《发病书》中鲜明的道教特征，敦煌《发病书》也可视为敦煌民间道教的重要文献。第四，敦煌《发病书》虽以占病为名，但实际上是在大众的疾病对待方面推广一种宗教的主要是道教的认识观念和行为方式，并具有很大的诱导性和指导性。而作为宗教医病之术，敦煌《发病书》可以纳人宗教医学主要是道教医学的研究视野。第五，《发病书》蕴含着十分复杂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它虽然为历史上正统的和上层的文化所遗弃以至于湮没无闻，它虽然在现在看来其落后性更是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正视其对民间文化持久的深刻影响，乃至依然存活于现阶段的民间宗教和信仰习俗当中；而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文明创获和所造及之境时，更应该在关注这种近乎原生态的民间文化和相互参照中深化我们的认识。所以，究竟应该怎样全面地、客观地认识和理解这种文化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的深人研究。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
注释
[1]见《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