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符是所谓驱役鬼神以至人神合一的秘文，是道教活动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法术。《洞神八帝元变经.服符见鬼第五》曰：“符者，盖是天仙召役之神文，学者灵章之秘宝，然则符文于术无所不宗。符文已彰，鬼神何能隐伏。故道家以灵文太版真文大字及都箓鬼符并是役神之秘书，阶仙之典诰。真人隐要，莫不因符能效，诸符之力也，或致天神地只，或辟精魅，或服之长生不死，或佩之致位显达。若备言功效，则书而莫尽。”[23]所以符为道教最具代表性的法术之一，《洞玄灵宝太上六斋十直圣记经》称之为“三光之灵文，天之真信”，[24]居于道教至秘的三术（符、气、药）之首。道教的斋醮法事乃至修炼活动多有道符的使用。虽然说符产生较早，在道教形成之前已经有巫师在使用符，但这种巫符从文字重叠搭配成符的画法和使用中的功能，都直接为道教所继承并进-步发展。[25]《太平经》中有很多早期道符，《抱朴子遐览》在着录道书205种679卷之外，还有道符56种511卷，由此可见道符在道教中的地位。《抱朴子遐览》又云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26]说明道符十分神圣，所以道士画符用符又叫作“请符”。如《道门定制》卷2有“请符命状”，杜光庭《安宅-词》亦曰：“虔恭忏谢，拜请符文”ot27]敦煌文献中有不少符咒文卷，在占卜类、斋醮法事类文献中也多见道符的使用。
“安宅”：即是安定宅舍，解除宅舍中神灵对主人的种种不利。安宅是道教斋醮活动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关于安宅的观念和宗教活动，东汉时期已经十分盛行，王充《论衡解除》里面讲到当时人们破土兴宅，落成之后，需要解谢土神，这实际上就是属于安定宅舍的宗教活动，其中有常见于后世道教安宅类文献的青龙、白虎诸神，并认为是宅中正神。《太平经》“起土出书诀”讲述了兴建土功导致灾祸的神学说教，认为行动不利会触犯神灵。所以很多道教斋醮科仪经典专门讲述或者涉及解除宅舍祸患的解谢、安宅、镇宅之法。《赤松子章历》有“谢土章”、“言功安宅章”，均讲的是对修造动土引起的居宅不利所进行的解谢、安镇之法，都讲到宅中有青龙、白虎等神灵，显然与《论衡解除篇》所讲的宗教活动有一脉相承之处；“大斋醮章”、“新亡洒宅逐注却杀章”也以安镇宅舍为主要目的。“言功安宅章”云五帝安宅，诸祸不生，……震生青龙治宅左，离生赤龙治宅前，兑生白龙治宅右，坎生黑龙治宅后，坤生黄龙治宅中央。五龙治宅，辟除不祥，消灭凶恶，扫除千殃，神龙安镇，四邻和睦……”。[2]杜光庭《道门科范大全集》卷37-2均为“安宅解犯仪”，卷43为“安宅解犯忏方仪”、“安宅解犯十方忏谢仪”、“安宅解犯都忏仪”，卷44为“安宅解犯谢灶仪”。《道藏》中还收有《太上安镇九垒龙神妙经》、{太上老君说安宅八阳经》、《太上老君说补谢八阳经》诸经，突出诵经可以起到消鬼除病和安宅的作用，其中《太上老君说安宅八阳经》还见于敦煌文献S.12609，S.12140等卷。从种种内容看，对正神的祈求和对凶神恶鬼的镇压往往是相并而行的，所以安宅中往往含有镇宅之意，杜光庭《广成集》“安宅醮词”云按灵宝明科，修五帝大醮，虔恭忏谢，拜请符文，忏以往犯触之非，祈将来安宁之福。龙神镇守，人口清泰。”[i]“胡贤常侍安宅醮词”曰伏惟五帝临鉴，众神昭佑，敕下符吏，宣告地司，安镇龙神，削平犯触。”[30]《道门定制》卷6“斋品”中亦有“五帝安宅醮”，卷7有“安宅章”曰：“某人宅以来，居止不利，臣求拜章书，分解禁忌，安宅利居……八卦利居，五方镇宅”。[31]《道门定制》卷8有按五方、八卦、各门、井、灶等设计的“安宅归神符”。又如《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中有安宅符七十二道，其中有“符镇新宅，安七神”[M]之类的解说，可见安宅符其实也就是镇宅符。应该说，在古代民众的认识中，宅舍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活依据，欲趋吉避凶，有利于人的健康长久，理当首先观注宅舍的“吉凶”对人的影响，所谓“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33]因而古代民众一旦遭逢疾病困扰和祸患难解，往往会首当其冲地针对宅舍大做宗教文章。所以安宅作为道教的主要法事活动正好展现了道教的宗教品格。
第二组：宗教归属不确定的类目：
祭祀：即通过敬献礼物向神灵祈祷或致敬的人神沟通的方式，是各类宗教仪式的总称。中国古代在道教形成之前，各种原始宗教、民间宗教、国家祭祀等传统宗教的祭祀内容已经十分丰富，而且由于祭祀的对象、目的、时间、场所等种种不同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祭祀礼俗。道教的斋酿活动便是在继承传统宗教祭祀礼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34]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祭祀有共同、共通性和强烈的一致性，因而往往表现得难以区分；但总之，传统宗教祭祀所涉及内容的广泛性和丰富多样性是道教一家宗教所无法全部包容的。所以我们要判定某项祭祀活动属不属于道教，应该看其中有没有道教特有的标志，比如看有没有道士的参与，祭祀对象中有没有属于道教特有的神灵以及是否采用了道教的祭祀仪式等。“祭”字原本具有杀牲以腥肉献神的含义，道教则在一般的祭祀、血祭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斋醮仪式，这是道教祭祀的最大特色所在。唐末杜光庭曾对“祭”和“酿”的含义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牲检血食谓之祭，蔬果精修谓之醮。醮者，祭之别名也。”[35]敦煌具注历日为当地社会各界所共用，所以历注中所标示的“祭祀”项使用范围很广，既不排除道教的醮祭活动，也可以广泛地指民间的和官方的祭祀活动，包括流行敦煌的佛教祭祀和融佛、道、民间宗教乃至官方祭礼于一体的宗教礼俗活动。
“祀灶”、“祀宅神祀”即是祭祀，“祀灶”、“祀宅神”即是对灶君和各种宅神进行的祭祀。[36]如前所述，祭祀并不是道教特有的宗教手段，而为一切宗教所共有。“灶”即灶神、灶君，在传统的宗教礼俗中，对灶神的信仰和祀灶活动由来甚久。“祀灶”为古代的五祀之一，《吕氏春秋孟夏》曰：“孟夏之月，祀灶，其祭先肺”，[3]仲夏之月、季夏之月亦如之；《礼记月令》也有同样内容；《礼记祭法》述王者为群姓立七祀，也有灶神。同时祀灶又广泛见于《淮南子》、《风俗通义》等多种古籍。道教产生以后，灶神被吸收为与人的寿夭祸福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的道教神灵，常见于道教经典。《道门科范大全集》卷44为“安宅解犯谢灶仪"和“安宅谢灶仪”，其中“祭灶法”日广人间灵变，灶君为先，在天为星煞，在地为直符，在人间为灶君。凡有灾祸，并由掌领，上至国人，下及庶人，若依此有信奉之心，则能致福。”[w]足见道教中祭祀灶君的重要性。从历史上看，祭祀灶君的传统宗教礼俗和道教经典科仪中对灶君的崇拜相互影响，在民间造成了广泛的灶君信仰，至唐宋以后影响愈来愈大而且愈来愈民间化、习俗化，形成复杂的灶君崇拜。所以，不结合道教关于灶君特有的宗教认识和具体祭祀方式，对见于历史文献中的“祀灶”行为，就很难判定其是否属于道教。“祀％神”也一样，尽管道教中有很多宅神的名目，但脱离了道教特有的宗教认识和科仪，也无法断定其是否属于道教。
“厌”：即“厌胜”，即用一定的物品和方法驱除鬼邪和灾害的法术。“厌胜”之术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产生于原始时代，传说某种物质具有避邪镇恶的神力并用于宗教巫术活动或者民俗活动，如用狗血、桃木避邪等。一类产生于战国秦汉时期，通过阴阳五行生克关系祛除灾害、保持阴阳五行的平衡状态。如阳太盛则导致旱灾，需要闭阳纵阴；阴太盛则导致水灾，需要闭阴纵阳。[w]这种厌胜之法甚至还用于战争中战胜敌人，如王莽制作威斗对赤眉军所采取的厌胜之术。[40]汉代流行的瓦当和魏晋以后流行的一些钱币也具有厌胜的作用。道教产生后吸收了这一方术，《太平经》中便多处论及厌胜之理和方法，如天厌固与神无异，愿闻金兴厌木，何故反使火衰也善哉，子之难问，可谓人道矣。真人欲乐知其大效，是故春从兴金兵，则贼伤甲乙木行，令天青帝不悦，天赤帝大怒，丙丁已午不顺。欲报父母之怨，令使火行，多灾怪变，生不祥妖害奸滑。其法反使火治愦债云乱，不可乎，大咎在此也。”1411不过《太平经》中对厌胜之术的论述依然是传统的阴阳五行之说，没有赋予更多的道教特性。以后道教常常以道符作为厌胜的法物，这种结合自然具有道教特性；同时，以其他物品厌胜的作法也在继续流行，一直到唐宋以后。所以没有鲜明道教特色的厌胜之术就很难归属于道教。如《颜氏家训风操》所记的“画瓦书符，作诸厌胜”，[42]无疑可视为道教活动；而如敦煌文书P.2661《诸杂略得要抄子》所记“建日悬虎头骨门户上，令子孙长寿”，“常五月上卯日，取东南桃枝悬户上，鬼不敢人舍”，S.0610背“立春日，宝鸡能僻恶，瑞燕解呈祥，立春着户上，富贵子孙昌”等则只能视为古老的厌胜遗俗。
“镇”、“镇压”、“镇宅镇”即“镇压”，在敦煌历日中“镇压”常作“镇押”，镇压是一种以物厌胜的方法，经常使用重物，多用于镇宅方面。早在《淮南王万毕术》中即有“埋石四寓家无鬼”的说法，[431道教很早就吸收了镇压的方术，但经常和其他手段配合使用，如陕西户县朱家堡发现的东汉阳嘉二年（133年）墓葬中有朱书陶罐镇墓文。反映了道教形成时期流行的镇墓方术，镇墓文云广天帝使者谨为曹伯鲁之家移央（殃）去兹（咎），远之千里。……生人得九，死人得五，生死异路，相去万里，从今以（巳）长保孙子寿如金石，终无凶。何以为信，神药厌填(镇），封黄神越章之印。如律令。”[44]其中综合了镇墓陶罐、镇墓文、药物、咒语并配合有道符，其道教特征鲜明。后世则既流行道教镇压之术，同时，早期简单的镇压方法也在沿用，如《道藏》有《太上秘法镇宅灵符》突出镇宅灵符七十二道，《无上三元镇宅灵箓》突出了灵篆镇宅，杜光庭《广成集》卷14有“嘉州王仆射五符镇宅词”，这些无疑属于道教。敦煌文书P.4522背《宅经》之“推镇宅法第十”既提供了镇宅药方，包括雄黄、朱砂、硅青、白石裔、紫石音各五两，并有咒语“急急如律令”等，显然为道教镇宅术。前文讲到道教的安宅法事中常有镇宅之意，但同时还可以看出，安宅和镇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就是，安宅更加注重对神灵的祈祷仪式，注重与神灵的沟通；镇宅则或者在对神灵祈祷的同时，更多地突出了法物的运用，如用道符、用石等；或者直接表现为法物的运用而不用祈祷神灵，从而更加接近于比较原始的、简单的以物厌胜的巫术。可见安宅的宗教性明确，镇宅则可能仅仅是巫术层面的遗俗。如敦煌P.3594《阴阳书》中有“用石镇宅法”云：“人家居宅已来，数有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等，其中就看不出明显的道教特征。总之，镇压作为厌胜的方法之一，情况也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视所有镇压之术为道教法术。
通过以上辨析，可以确定，在统计表的13个类目中，“解除”(解）、“谢”（安宅）、“符”、“符解”属于纯粹的、具有鲜明道教特征的活动。同时，这些名目也并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其具体内容有强烈的交叉互含性。其中“解除”可以囊括“谢”、“安宅”、“符”、“符解”等所有具有驱除凶邪性质的道教法事活动；而“符”、“符解”作为“解除”的具体方式，更加侧重于法术的运用；“谢”则和具体法事活动层面的“解除”之法基本相同又偏重于忏悔谢过；“安宅”则为“解除”、“谢”等方法在安定宅舍方面的运用，“安宅”中可以包括“镇宅”内容，可以运用道符等法术。至于“厌”、“镇”虽然也是道教常用的法术，但严格来讲，“镇”、“厌”是道教产生之前就已经流行而且为后世道教之外继续沿用的厌胜法术，“镇”是“厌”的方法之一，其中宗教仪式简单原始，巫术色彩更加浓厚。又，“厌”和“镇”所依据的是阴阳五行原理或者是一些原始的信仰，道教在继承“镇”、“厌”之术后并没有像对“符”、“解除”那样对这种基本法术作进一步的发展而赋予新的内涵，有的只是将“镇”、“厌”与道教的“符”、“解”等法配合使用，从而纳人道教法术体系。由此出发，我们还可以将统计表中具有道教特征的“符镇”、“符厌”、“解厌”、“解镇”之法划归道教法事活动范围；而“镇”、“厌”以至“厌镇”等所包括的活动则可能运用纯粹的阴阳五行手段而无鲜明的道教色彩，因而也就不宜一概归人道教之列。“祭祀”、“祀灶”、“祀宅神”，既可以是道教行为，也可以是其他的传统宗教行为，所以也K能视为宗教归属不确定者。
另外还需要说明一点，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佛教符咒文书，其中有些还是充满阴阳五行、安宅、益算之说的所谓佛经，如P.3915、S.2110《佛说安宅神咒经》、P.2558《佛说七千佛神符益算经》，P.3732《佛说提谓经》等；但这些文书明显是根据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仿照道教经典和道教符咒制作的佛教伪经。据萧登福先生研究，P.3915、S.2110《佛说安宅神咒经》系受中土安宅观念影响的佛经，P.2558《佛说七千佛神符益算经》乃是抄袭道教《太上老君说长生益算经》而来，《佛说提谓经》系元魏昙靖所撰，所言为中土五行生克之说。[45]又如S.2498a《观世音菩萨符印一卷》、P.3874《观世音及世尊符印》、P.3835《大部禁方》等佛家符印也明显属于模仿道符绘制而成的。不过，虽然佛教徒力图吸收道教法术的核心内容为其所用，但从敦煌地区宗教存在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内容依然为道教活动的核心内容，并未被佛教夺去。典型的表现是，敦煌地区流行的占卜书总是要为问卜者指出诸如“解除”、“符解”之类的宗教方法以祈福禳灾，而相应地提供的符是道符而不是佛教徒仿造之符，这就意味着佛教对道教法术的模仿并未深人到具体的宗教实际中取代道教的法事活动；同时我们还看到，作为奉佛世家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不止一次地采用道教符镇法术奉行醮祭活动。这就足以说明，敦煌具注历日中“符解”之类的指示对应的是道教内容而非佛教内容。
在以上对统计表中各类目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