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王石渠君积多时研究之结果，写成《腔调考原》一书，将出版，以伦哲如先生之介绍，要求我替他做一篇序。序是我不大会做的，只能说，我既然侥幸得于此书出版之前即有阅读的机会，自然应当在读完之后，把自己的意见写出一些，以答谢王君的盛意。
就我所知道的说，朋友中研究中国戏曲史很努力，而已有相当的成功的，要算齐如山、周志辅、马隅卿、赵斐云、孙子书诸先生。齐先生注意于技术上的记载，周先生注意于梨园掌故，马赵孙三先生注意于剧本之搜集，从而探讨其情节上或词句上的流变：这些都是中国戏曲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他们诸位分道扬镳，穷年累月的做去，比到已往或现在的所谓谈剧家的轻描淡写的工作，情形大不相同了。现在王石渠君所做的《腔调考原》，虽然只有小小一本，我却认为可以列于齐周诸先生著作之林而独树一帜。因为，研究腔调的流变，就性质说来，是戏曲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戏曲中所重者唱与做，而唱尤重于做。所谓腔调，拆穿了说就是唱法，就是歌唱时用的谱子。要是研究戏曲史而把这一件事忽略了，那我敢胆大的说，这一部戏曲史是永远不能完成的。正如要替某甲画一个肖像，把他的衣冠姿态、手足发肤都画了，却留着面上是白白的一块，没有给画上耳目口鼻。
但是，这一部分工作实在不容易做。假如已往的戏剧，都有详细的曲谱流传下来，那是只需费一点比较的功夫就好了。无如事实上，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昆腔的曲谱是详细的，其余诸腔调，或者是全无曲谱，或者是虽然有一点，实际还等于没有。因此，要在这上面用功夫，决然不能得到成篇成段的有系统的材料，而只能就已往的记载之中，零零碎碎的找到一些影子。但已往的记载，即前文所说的轻描淡写的剧谈之类，又往往不十分可靠。因为这些记载的作者，并不全是有学问的，即使有一两人有学问，也只是为一般的赏鉴心理或好奇心理所驱使，甚而至于是为卑劣的捧角心理所驱使，随随便便的写一些；他们既没有把自己的记载当作一种正经著作，自然也就不肯用什么考据功夫：他们所说的话，也尽有是以意为之，完全不足依据的；也尽有是捕风捉影，彼此抄袭，陈陈相因，粗一看好像是诸家共主一说，已可认为定论，仔细一推求，却还立足不稳的。要在这种的记载里找材料，必须具有披沙炼金的功夫。然而我们所能有的沙就不很多，再要在沙里去淘出金来，自然更少，甚而至于可以说，能不能得到一点，还在不可知之数。向来有志研究中国戏曲史者之未能着力于腔调问题，其故即在于此。而王君偏能不怕难，偏能正对着这难的方向走去，无论他现在已走到了什么程度，无论他已得到的结果将来是否再有摇动的可能，他那种不怕难的精神与勇气，已值得我们钦佩，同时也做了他将来能于得到圆满结果的保障。
王君证明二黄调曾有两度入京，一在乾隆五十五年，一在道光十八年；又证明这两种二黄调的唱法不同。就我个人的意思说，这是全书中最精确、最有价值的一点；亦许将来王君还能在这上面推阐得更详细、更进步，但根本上是决不会摇动的。不过当初的二黄是否必须从竹而作“簧”字，后来的二黄之名，是否由于“湖广”二字切合而为“黄”字，我多少还有一点怀疑。王君以为西皮调不出于湖北而出于甘肃，我也觉得还有研究的余地，因为，就现在通行的西皮二黄而论，音乐色彩是很相近的，所以在一戏之中，西皮二黄同用者甚多；若说二黄出于湖北，西皮出于甘肃，地域相差得如此之远，恐怕事实上不容易有这样相近的音乐色彩，除非我们能从历史上或地理上找出特殊的理由来。王君对于秦腔、勾腔、昆腔、弋腔及其他各腔，也都有相当的考证和论断，可惜我这几天正是忙不开交，而且行色匆匆，不日就要到察哈尔绥远一带去调查方言，只能略略一读，详细的研究，请俟异日。
读完了王君的书，忽然想起了我近数年来对于中国旧剧上所有的两种见解，不妨借此说一说。
第一点，有人说，古时的歌唱，都是一字一音，到近代才变成一字多音。这句话亦许未必绝对真确，但至少我们总可以说，古人歌唱之中，即使不全是一字一音，也决没有现在皮黄之中之所谓“翻腔”，把一个字翻到几十个音的。这种的翻腔，就美的立场说，当然不得不承认是一种进步。但翻腔的功用，只能助美；假使我们只能在翻腔上取胜，而不能从大处着墨，不能在歌曲的全部骨干上组织上求进步，那就等于文章做不好，却把词头儿堆砌得满纸，虽是取媚于俗人，终必见嗤于大雅。现在的皮黄，是不是已经走上了这一条路呢？
第二点，皮黄中的“板”，实在有限得很。此所谓板，实际是皮黄中所包含的种种不同的曲调，据王君书中所列西皮调二黄调两表，通共只有十几种。要把这十几种的板，配合人类中千变万化种种不同的情感，那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因此，我同许多人说过，此后的中国歌剧，应当不以专唱某一派的曲调为限，应当放开门户，把中国所有的曲调完全容纳：无论是皮、黄、昆、弋，以至于各地的民间歌曲，都可以采用于一剧之中；只要看某一段剧情，应当采用哪一种曲调，就采用哪一种曲调。若是没有现成的旧曲，就应当自制新曲。在必要时，也不妨采用西洋乐曲。艺术本无国界，皮黄所用的胡琴，既名曰胡，不分明是外国来的么？昆曲所用的笛，即所谓羌笛，不分明也是外国来的么？中国的音乐歌曲，自汉朝以后即深受外国的影响，隋唐以后更不必言。现在之所谓国乐国剧，血管中正有不少的外国成分，何一是道地的国货？我们的祖宗并没有关了大门拒绝外国歌乐，而我们做子孙的，不但要关大门，还要把大门以内的各重小门，也关得紧紧，彼此不通音问，究是何苦？王君书中指出“《三拜楼藏曲》有《盘丝洞》剧本两种：一种为〔弦索〕与〔昆曲〕合者，咸同以来，内庭梨园皆采用之；一为前有〔二黄倒板〕而后有〔点绛唇〕、〔新水令〕、〔折桂令〕…十支〔昆曲〕，则嘉道间所用之本也”。此可见古人的心怀，原不如今人之狭窄；或者可以说，古时伶人，“昆乱俱妙”，不若现在之低能；因低能而关门塞狗洞。原是情理中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