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盘舞：在地上排列盘或鼓，一般用七个，有时排三个或五个不等。舞者穿长袖舞衣在盘（鼓）的周围或盘上舞蹈。张衡在《七盘舞赋》中写到：“盘鼓焕以骈罗”，“历七盘而屣蹑”；王粲《七释》中亦云：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绥德县出土的七盘舞图，在一阙楼旁，上挂幔帐，下置八个盘（鼓），一舞伎穿长袖舞衣，挺胸弯腰扬首屈膝在踏跳；另一舞伎长发后飘，挺胸弯腰，一腿弯曲立地，一腿后举；第三舞伎穿宽袖衣，两臂直伸前下方，双腿作弓箭步。还有一个“七盘舞”图，排列三个盘（鼓），两个舞伎穿长袖衣在盘周围跳，一个长发曼需的舞伎在配跳。
百戏图：百戏为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和装扮人物的乐舞及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延等，汉武帝时极盛。《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百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唐、宋、元一直不衰，《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汴梁每逢元宵节时，“歌舞百戏粼粼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绥德县刘家沟出土的“百戏图”。一个画面中有幻术、击剑、气功等场面。神木县出土的“百戏图”，有二人对舞，二人抚琴，二人争一剑等场面。
跳丸：亦叫“弄丸”，是古代“百戏”中的一个节目。表演者两手快速连续抛接若干弹丸，也有抛接短剑的，称“跳剑”或“弄剑”。东汉张衡《西京赋》曰：“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白居易《立部伎》说：“舞双剑，跳七丸。”陕北画像石中的“跳丸”，有跳丸的也有跳剑的。
蹴鞠：我国古代的一种球技运动，用以练武。刘向《别录》：“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日起战国时。”《汉书·枚乘传》：“蹴鞠刻镂。”颜师古注：“蹴，足蹴之也；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为戏乐也。”绥德出土的“蹴鞠图”，画面上有九个不同动态的人物。左二人表演击剑；中间二人作蹴鞠之战，地上置四个小球，两人前脚各踩一个，两肘共抵一大球；其后各有一人扬手顿足起舞，协助表演；右边三人，居中者席地而坐，面前置有杯、环柄叉等食具，似为主人在一边饮宴一边看表演，前后各一侍者跪地侍候。
投壶：是一种游戏。方法是以盛酒的壶口作目标，用矢投入，矢有三种长度，室内用二尺，堂上用二尺八寸，庭中用三尺六寸，以投中多少决定胜负，负者必须饮酒。《后汉书·祭遵传》：“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陕北画像石中的“投壶图”，是个宴饮场面，有的宴饮，有的观伎，有的对语，其中两人在作“投壶”游戏。投入壶的不是“矢”，而是“丸”。
六博：古时博戏，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六博。局分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放“鱼”两枚。博时先掷采，后行棋，棋行到处，则入水食鱼，每食一鱼得二筹，得筹多者为胜。“六博图”在陕北画像石中有多幅，多是在客厅内二人对博。
八、宗教、神话和历史故事
东汉时崇信的是道教、巫术和神话传说，加上又信奉阴阳五行之说，产生了求祥瑞、神仙、长生的观念。生时将神仙图画奉于明堂灵台，死后则雕刻神仙于享堂墓室。在陕北画像石中这类题材很多。属于宗教方面的有：
四灵：多刻在墓的门扇和门框上。四灵又称四神，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羽人、羽兽：羽人，神话中的飞仙。《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羽”含有“飞升之意”，道士迷信，求飞升成仙，故称道士为“羽士”、“羽衣”、“羽人”。陕北画像石多有羽人、羽人骑鹿、羽人捧仙草和羽马、羽虎、羽龙等画面，都取飞升成仙之意，即为仙人、仙马、仙虎、仙龙等。
玉兔捣药：《太平御览》卷四引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祷药。”《楚辞》：“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雇兔在腹。”典略：“兔者明月之精。”兔的形象在古代铜镜、阙门、石棺、瓦当上都有反映，形态各不一样。陕北画像石中最为多者是捣药形象，言神兔终年捣的是不死药。这种题材，与东汉时求神仙、求长生的观念是有直接关系的。
三珠树：《神异经》：“西王母岁登希有鸟翼上，会东王公也。一侍者手执一物而三珠，疑即三珠树。”《山海经》：“三珠树叶皆为珠也。”三珠树即为仙草，不死药。陕北画像石中出现的比较多，有的是羽人手执，有的是画成树的样子，有的成蔓草形，羽人羽兽柄嬉其间。这种题材出现，也是东汉时求长生的思想反映。
朱雀：为“四灵”之一，代表南方。古时画在军旗上，以为前驱，是代表军士勇捷。汉武帝时改掌握京师的中尉官为“执金吾”，是以此鸟名为官名，可以主辟不详，以御非常。后来又把它神化成“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的神物，置于门上，“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陕北画像石中的门扇上多刻朱雀，位置显着，是把它作祥瑞之物来特殊表现的。
獬豸：传说中的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即以角触不直者。《后汉书·舆服志》：“獬豸，神羊，能别曲直。”《通典》：“谓之獬豸冠者，獬豸，神羊，一角，能别曲直，楚王获之以为冠。”《异物志》：“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陕北画像石的门扇下部多刻有这种神兽。牛身，头长一尖角，四肢用力后蹬，低头怒目，作角抵状。其用意可能是为了保护死者。
伏羲、女娲：神话传说伏羲、女娲为兄妹，结婚后生了人类，是人类的始祖。又说伏羲教民结网，教民渔猎畜牧，还制作了八卦，是人们崇敬的圣人。女娲则是炼五色石补天，折断鳌的足支撑四极，治平洪水，杀死猛兽，是为民解除苦难的英雄。陕北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形象，有的是人首龙身，手举日月；有的是人首蛇身交尾。墓中出现伏羲、女娲形象，是人们一方面把他们做为大贤大德之人来崇敬，另方面作为人死后的保护神。
东王公、西王母：东王公亦称“东木公”、“东华帝君”，是古代神话中的男神。《神异论·东荒经》：“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雇望。”《太平广记》说：东王公和西王母共理二炁（气），并分别掌握男仙、女仙的名籍。西王母亦叫“金母”、“王母”、“西姥”。在《山海经》里，她是一个豹身虎齿而善呼啸的怪物；在《穆天子传》里则是一个雍容平和能唱歌谣的妇人，在《汉武内经》里，她却成了年约三十岁，容貌绝世的女神，并把三千年结一次果的蟠桃赐给武帝。《神异记》更为她塑造了一个配偶东王公，一年一相会，还说她住在瑶池琼岛，称“瑶池金母”。每逢蟠桃熟时，大开寿宴，请诸仙来为她上寿。因此人们就将西王母作为长生不死的象征。陕北画像中东王公、西王母形象，有的在三珠树顶是个鸟面或怪兽面；有的是人面，头上戴帽；有的是两者对坐；还有东王公见西王母的盛大场面。
月中蟾蜍：《论衡》说：“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食以奔月，是为蟾蜍。”《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陕北西像石中有不少在画像石左端刻一月形，月中刻一蟾蜍。
日中金乌：楚辞曰：“羿焉日？乌焉解羽？”王逸注：“仰射十里，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异。”《山海经》：“汤谷上有扶术，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后人就附会太阳里有金色乌鸟，称太阳为“金乌”。陕北画像石中常有在太阳中刻一金乌的。
后羿射曰：《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国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淮南子·木经篇》：“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淮南子·精神篇》：“日中有踆鸟。”高秀注：“踆，犹蹲也，谓三足鸟。”《楚辞·天向》王逸注：“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这些记载说明，尧的时代原居住在扶桑树上的十个太阳一齐出现在天空，烧焦了庄稼，杀死了草木，热死了不少人。后羿用箭连射下九个太阳，为人民除了害，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陕北画像石中的“后羿射日图”，是后羿正在张弓射日，天上尚有两日，其他日已落人地下，成为汹汹的火球。
孔子问礼于老子：《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聃曰：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鸣于下风而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首而不可；苟失于道，无自而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五今日见老子，其怀龙耶？”这些记述构成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言孔子五十一岁时带领弟子去向老子请教，听了老子讲的一套天道后神情非常忧郁。学生问孔子对老子印象如何？孔子说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和他比，只有龙才能和他相比。这个故事出现在陕北画像石中，是宣扬贤圣行事的，反映出当时社会是既推崇道家的思想，又推崇儒家思想。
二桃杀三士：春秋时有名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的三个人，臣事于齐景公，并以勇力闻名。齐相晏子，阴谋除掉这三人，就设了一条毒计，请景公用两个桃子赠给这三个人，让三人论功食桃。结果三人皆弃桃而自杀，晏子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来就用这个故事比喻借刀杀人。诸葛亮《梁甫吟》曰：“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李白《慎谗》诗有：“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
周公辅成王：武王灭商后，把商地分为三部，命其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据一部，监视武庚，称为三监。武王在灭商后两年病死，子成王诵继位，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摄王位，代行国政。这时成王和大臣召公爽等疑忌周公，三叔也造谣说周公要谋害成王，周内部产生了不和。武庚乘机联合旧属奄、蒲姑、徐夷等起兵反周。周公处于内外交攻地位，非常困难。他首先向召公恳切解释，稳定了内部，然后带兵东征，杀了武庚，黜了三叔，攻灭奄、蒲姑等十七国，又把商的顽民迁到洛阳，使周朝的统治得到巩固。周初政权的巩固，主要是政治家周公的功劳。历代把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传为佳话，一方面是对周公的赞颂，主要的一方面还是号召人们像周公一样忠心耿耿地为维护和巩固统治者权利服务。
通过对陕北画像石题材的探讨，使我们较全面了解到东汉时期陕北地区社会的概况，对陕北画像石产生的背景也有了进一步认识，使更多的人对陕北画像石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所了解。因笔者水平所限，所论未必尽妥，尚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与卢桂兰合作）
载《文博》1987年第4期
司马迁祠与墓
司马迁祠与墓，包括司马迁祠与司马迁墓两部分，俗称司马庙、司马坡。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城南10公里的芝川镇东南，东临黄河，西枕梁山，芝水萦绕于北边。因祠建筑在陡崖峭壁之巅，所以显得巍峨壮观。
墓、祠的建筑年代无资料可考。但据祠中碑石记载，晋永嘉年间曾进行过大规模扩建，北宋靖康四年又重建了寝宫，以后近千年间，各代又都不断进行修缮和增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整修，1957年，省文化局拨款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竣工后，郭沫若同志题诗曰：“龙门有奇秀，钟毓人中龙。学识空前古，文章百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握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为保护好司马迁墓与祠，1979年成立了文物管理所。在文管所支持下，1980年将芝水河疏直改道，避免对墓、祠山基的冲刷；1980-1981年，将散存在韩城境内的元代建筑山神庙、禹王庙、彰耀祠大殿和河渎碑搬迁到司马祠，一方面保护了元代古建筑，同时给司马祠内增加了新的设施。1982年国务院公布司马迁墓与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国家文物局拨款百万余元，包砌该墓、祠的护坡。
司马迁墓与祠的范围，现有200余亩。登司马迁墓与祠，首先要过芝水河，河上有“芝阳桥”，系1936年重建。经过芝阳桥，就可依山势坡度逐级上升，直至司马迁墓、祠。迎面的第一个建筑是大牌坊，上题有“汉太史公祠墓”6个大字。过了牌坊，是一条石铺路，以山势逐渐升高，称“司马坡”，因有司马迁祠、墓而得名。经过司马坡，就可到司马祠和墓。
司马迁祠墓用砖石依山势筑成4个高台，面积一个比一个扩大，每个高台之间有石级相连，层层上升。前三个高台上都有建筑物，第一台上竖立一木牌坊，上题：“高山仰止”，表示历代人们对司马迁的敬仰和爱戴；第二台上建一“山门”；第三台是用砖砌成的牌坊，上题“河山之阳”，取名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的“耕牧河山之阳”。最后一个台是祠和墓所在。祠内有献殿和寝宫。献殿内外，古碑林立，都是记述祠墓的修建情况和文人名士瞻仰凭吊时的感怀及颂词。献殿后是寝宫，为宋代建筑，宫内有一尊宋代塑的司马迁像，像方脸，长须，两眉入鬓，表现出司马迁严肃、抱负不凡的气概。寝宫后是砖砌的司马迁墓，墓为圆形，系元代修建。墓前有清代乾隆年间毕沅题的“汉太史公墓”墓碑一座。墓上有古柏一棵，蟠若蛟龙；墓周围有名人题词多篇。
韩城市人民政府现已将司马迁墓、祠南的梁山，北边的芝水河川道和东边的汉代“扶荔宫”遗址规划到司马迁墓、祠的保护范围，广植松柏和各种名树进行绿化，修建亭、台、楼阁等，开辟成司马迁公园。同时，在司马迁墓祠之右，修建了司马迁纪念馆，馆内陈列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和各种版本的《史记》。
陕西革命旧址综述
陕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是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早在1923年，共产党人李子洲就在陕北从事革命活动，接着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陕北组织工农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发动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1928年陕南革命活动蓬勃兴起，1932年红四方面军经陕南进四川创建起“川陕革命根据地”后，陕南革命活动进一步得到发展。特别是1935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直接领导了陕西的革命活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经过十三个年头的战斗，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了新中国。在陕西遗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旧址、旧居和革命文物。
一、延安革命旧址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十三个年头。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旗镇（今吴旗县），同年12月进驻瓦窑堡（今子长县），1936年7月移驻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进驻延安，1947年3月10日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在此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解放战争，使中国革命最后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