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翻开了咸阳地区文物事业崭新的一页。但是如何将咸阳地区文物工作一步一步深入开展下去，对于我来说，当时真是心中无数。记得有一次，孟东同志陪同有关领导来咸阳、乾县、兴平参观咸阳博物馆、乾陵和茂陵，孟东同志到了咸阳后，让我和他一块陪同有关领导，一路上他与我谈工作、谈生活、谈专业。他告诉我：“你要把咸阳地区各县市分管文物工作的专业人员组织起来，要通过办文物考古专业学习班，出区与出省业务参观考察，提高业务水平，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彼此友谊，促进合作共事。”正是在孟东同志给我手把手的帮助下，我很快举办了咸阳地区第一次文物干部业务学习班，组织了咸阳地区文物干部第一次到省外业务参观、考察、学习。焕发了咸阳地区各县市文物专业人员的文物工作热情，提高了全区业务人员的文物考古专业水平，开阔了眼界，使文物工作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孟东同志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展开全区文物工作。我在咸阳地区工作期间，作为业务工作的上级直接领导——孟东同志经常与我讲：“文物考古专业人员要主动深入文物工作第一线，充分利用咸阳地区文物荟萃的地利，一方面搞好文物工作，一方面搞好文物考古研究，做到文物工作出成绩，考古研究出成果。”这些话，多年来我一直牢记在心中。孟东同志的教诲、关怀，使我此后多年受益！
正是因为如此，当年孟东同志的一幕一幕往事，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每次我去省文化局找孟东同志汇报或请示工作时，他总是热情迎送，进了社文化处就像进了自己单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我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我倒是总觉得他像我的慈祥的兄长。他每到咸阳地区视察文物工作或陪同重要领导参观文物古迹，总是问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他做的。孟东同志这种主动为基层同志、为专业人员、为我个人排忧解难的做法，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成为我多年来待人处世的楷模！每每想起与孟东同志在一起时的往事，使我更加敬仰这位可尊、可敬、可亲的同志、领导、兄长！
刘庆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学部委员
为纪念孟东同志逝世二十周年而作
王家广
孟东无愧是专家，
业绩丰碑非自夸。
炉火纯青见出色，
国家倚重其才华。
一朝选赴玉楼召，
千百同仁佩黑纱。
考古君先我作古，
老夫不禁长咨嗟。
丁亥仲春
行年九十有四
王家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忠诚为事业无畏尽天职——陈孟东同志恪尽职守的精神永存
刘士莪
陈孟东同志是我最器重的一位学生，也是我最推崇最诚挚的朋友之一。1988年2月，他不幸刚届“知天命”之年而因积劳成疾以致医治无效逝世，这使陕西省文博战线痛失了一位酷爱专业、运筹帷幄的忠诚战士，可谓是我国考古文博事业的一大损失。
陕西省是我国历史上王朝建都最多的地区，遗址陵墓比比皆是。文物宝藏精华荟萃。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蓬勃发展，清理、发掘、管理、保护是我省考古文博工作的头等大事。
陈孟东同志1962年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先后在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局一直从事文物管理工作，26年来，为了促进事业的发展，搞好本职工作，他坚持事实求是的作风，深入调查研究，虚心学习，力求全面掌握我省历史文化特点和文物古迹的保存现状，不辞辛劳，不避寒暑，双脚踏遍了19万多平方公里的三秦大地。从关中的泾渭沃野，到陕北的黄土高原，从汉江流域的秦巴盆地，到丹江流域的丘陵沟壑，处处印下了他的足迹，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这对他做好本职工作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他对密集的历代重要的文化遗存，诸如城池、宫阙、村落、陵墓、寺庙、碑刻、石窟、水利、桥梁等古迹，均如数家珍，了如指掌。正由于他刻苦钻研，锲而不舍，掌握了牢固的业务知识，在贯彻党和国家的文物法令政策方面。驾轻就熟，如鱼得水，为全省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他的成绩正随着日月的流逝愈益显露出耀眼的光华。
26年的短暂时光，孟东同志全心全意、鞠躬尽瘁，为我省考古文博事业的不断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他淡泊明志，竭诚尽忠，不懈地战斗工作。他坚定维护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原则，不逐名利，诤言直陈。坦荡为公，呕尽心血。他立足本职，结合我省的文物实际状况，先后草拟了许多有关文物政策的法令、通知、工作计划、保护办法、管理规划、调查报告、会议文件、经验交流和收获总结，充分体现了他忠于使命、严谨求是的坚定立场及锐敏思想。他兢兢业业，光明磊落，为团结广大文博干部，壮大新生力量，做出了最大努力，可谓众口皆碑。
陈孟东同志作为我党的一名文博专业干部，一位壮志正酬的中年知识分子，除了忙于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外，在科研道路上，还努力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攀登高峰，撰写了数篇学术论文，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进取和卓越见解，赢得了读者的好评。如《陕北东汉画像石题材综述》一文，他从陕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结合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东汉墓葬画像石，阐述了当时农业、畜牧业和狩猎活动的经济地位，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及文化意识，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东汉时期陕北地区社会的历史概况，同时对陕北丰富多彩的画像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艺术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又如他的《古建筑的管理与保护》一文，使我们非常赏识和感动的是，他以高度热爱祖国历史、热爱民族文化的肺腑之言，尽情讴歌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优秀建筑史上的创造精神，在他的笔下，热情颂扬了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形成的独特体系至今闪耀灿烂的光辉。另一方面，作者又痛心疾首感叹许多地区古建随时间的流逝而屡遭破坏，并日趋湮灭。乃极力宣扬《文物法》，唤醒国人提高关爱文物的意识，共同贯彻党和国家一系列保护古建文物的政策法令，拯救现存的充满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古建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刻不容缓。他从“古建筑的光辉历程”、“保护古建筑的原由”、“哪些古建筑应该保护”等7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构想。行文中引证了许多古建实例和图片，呼吁人们警惕“由于一些人和单位，对保护古建筑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处理问题从本单位利益出发和受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使不少古建筑仍受到威胁，甚至有些古建筑还继续遭到损坏”。文章写得有血有肉，非常精彩，这对我省乃至全国古建筑的管理和保护，是一篇具有时代意义的科学总结和借鉴。
由于和孟东是师生关系，我不仅注意和关心他在学术研究中的成就，也很关心他所担负的文物管理和保护工作的情况，我们每逢开会或因工作的事情见面，总是相互交流这方面的事情。记得大概是1983年春的某一天，我见到了孟东，又问及了他近来的工作情况，孟东好像一个在外受了巨大委屈而突然见到家长的孩子一样，向我诉说了他在工作上碰到的阻力和困难。他说：“刘老师，西安新城的历史价值您是知道的，新城唯一留下的遗迹是北门，而省政府决定拆掉新城北门盖宿舍楼，我们文物部门知道后去阻止，三番五次地交涉就是挡不住，因为是省长签字让拆的。我们搞文物工作的，虽然手中掌握着文物法，但拿法与权斗实在是难。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和上级领导在较劲。眼看着历史古迹受到破坏，我于心不忍，在保护文物这个大问题上是没法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的，不管以后的结果咋样，我还要坚持下去。”他还说：“刘老师，凭您的威望，请您在一定场合也帮助呼吁一下。”
我听了孟东这番发自肺腑的话十分感动，也很欣慰。我教出的学生真正成材了，不仅学术上有所建树，而且成为陕西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中的栋梁之材。他不媚俗，不怕压，不顾个人得失，他恪尽职守，秉公办事，不愧是文博战线上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
刘士莪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忆陈孟东同志为陕西文物事业和群众艺术工作发展所作的贡献
庾喆吉
1968年，陕西省革委会成立之后，我被任命为陕西文化局领导小组组长。省文化局为开展全省文化事业，根据省革委会的指示在局内陆续设置办事、政工、计财、文艺、电影、社文、联络组和知青办等机构。在干部配备时，经过省革委会政工组批准，任命陈孟东同志为社文组（处）副组长，主要负责指导和管理全省文博、考古、图书、群众艺术、展览、摄影、幻灯……社会文化工作。我在省文化局与孟东同志共事10个年头，十年的接触和了解，使我深切的感到孟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诚，思想品德高尚，历史文物知识丰富，工作积极，是合格的文博工作者，也是难得的人才。记得省文化局成立不久，原文化局副局长路鸿逵同志与我交谈局内干部情况时对我说，陈孟东同志是咱文化局历史文物工作的“活字典”。他是196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对中国、陕西历史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他平时工作中，努力学习，不断扩大知识面，刻苦钻研文博考古工作，他几乎跑遍陕西重点文物所在地，考察文物保护情况，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地资料。
1970年前，省文化局的文物工作重点是保护省直系统文物。由于陈孟东同志的宣传指导和各文物单位的积极努力工作，省直系统的文物得到很好的保护，不但未受到破坏，而且有了新的发展。1970年10月，省文管会报告，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省政法组收容站基建施工中，发现一批唐代金银器等珍贵文物。陈孟东火速赶到工地了解情况，并及时安排省文管会的同志进行发掘清理。当时他发现施工中挖掘的少量文物，被好奇的施工人员拿走等问题。根据孟东同志的报告，我就给省革委会政法组组长黄传龙同志打电话报告，在政法组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被拿走的文物如数收回。这批金银器在省博物馆展出后，轰动了全国，深受群众的好评。1969年省直属文物单位临潼华清池，当时许多制度不健全，历年来只有洗温泉澡收费，入园游览观光不收费，因此，造成环境卫生、游览秩序较乱，出现了不少问题，甚至发生了坏人张贴反动标语等事件。孟东同志及时深入华清池，调查了解，并与该单位革委会主任李承辉和县政法组长反复研究，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还提出了人园先购票（5分）的规定。经过实践，效果很好，不仅杜绝了乞丐、盲流及不良者入园，而且解决了招聘清洁工、印门票及修缮等经费的开支，对华清池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0年开始，省文化局抓全省文物工作，陈孟东同志经常深入各地、县文物单位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提出保护和发展文物事业的建议。记得1971年，他到兴平县了解文物工作，回来后汇报时说“唐代杨贵妃，虽不是帝王将相，但她属一代历史人物之一，杨贵妃墓多年失修，只有土冢和几块历代路过的官员题写的石碑”。他提出从文物保护费中拨款修复杨贵妃墓的建议。局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不久，我下去检查工作时，贵妃墓已经修复得粗具规模。经过几年的建设，贵妃墓成了深受中外观光客欢迎的景点之一。1974年礼泉县文教局提出将唐昭陵文管所扩建成昭陵博物馆的建议。不久我与省群众艺术馆革委主任高子祯和陈孟东同志一起去礼泉县参加该县小戏创作会，会后孟东要到昭陵文管所看一看，当时我们由礼泉县革委会副主任李若冰（着名作家，下县代职体验生活）等同志的陪同，到昭陵文管所听取汇报，并详细看了昭陵实际情况。后来，根据礼泉县文教局提出的征地、建展厅等筹建预算和孟东与省文管会共同研究的意见，从文物保护费中批了6万元筹建资金。当我再次去礼泉昭陵文管所时，该所的文物陈列厅、碑石展览厅、办公室以及环境建设得很有特色。我见到该所所长孙迟同志时说：“虽然过去因文物经费有限，批的钱很少，但你们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建设的很好。”孙迟同志说：“感谢省文化局社文组和省文管会的大力支持，当时6万元确实解决了大问题，为昭陵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在文化局办公会上，研究全年文化工作时，孟东同志提出召开全省文物工作会议的建议。此后，孟东同志为开好会议，协同省博物馆、省文管会，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会议期间除了学习文件、讨论全省文物工作情况、专题发言、经验介绍外，还表扬了茂陵文管所王志杰一个人积极保护、征集、整理、研究文物，成绩突出，并绿化霍去病墓环境的先进事迹，树立王志杰为陕西文物系统的先进典型。还根据孟东同志的建议，推广了渭南、宝鸡地区部分重点县文物单位，在农村和一些工厂、回收公司里建立“文物保护小组”，设立“文物通讯员”的先进经验，收到良好的效果。据1971年第二次全省文物工作会议时统计，全省范围内建立文物保护小组700多个，发展文物通讯员2000多名，成了贯彻执行党的文物政策、保护文物的一支群众性的骨干队伍和保护文物安全的主要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文物工作的开展，打击和较好地杜绝了破坏、偷窃、倒卖文物的现象。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文物保护工作，而且出现了许多突出的事例。如宝鸡市钢件厂文物保护小组从废钢中拣出西周至明代的重要文物141件，华阴沙渠大队文物保护小组征集失散在群众中的各种文物300多件。这样不但使原有的地区文物得到妥善保护，而且还征集了大批文物。据第三次全省文物工作会议时统计，全省共征集文物1万多件，五铢、开元等钱币3000余斤。当然，这些工作不是陈孟东同志一人做的，但与他深入文物单位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发现典型，善于思考，及时给领导提建议、出点子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