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在临潼县晏寨乡西阳村，农民在挖井时发现秦始皇兵马俑。这个消息传开后，在局内最兴奋、最忙的是陈孟东。他多次给我讲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古代中国，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焚书坑儒，讲两千多年前的秦俑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历史有非常重大的价值……他与省博物馆、文管会研究安排勘探、发掘计划，在清理发掘的各阶段，都现场了解具体情况，根据考古队的报告，编写成简报及时向国家文物局反映情况。1975年提出筹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计划和预算报告后，国家文物局指出，要求省文化局领导来京具体汇报。为此我们省文化局确定庾喆吉、延文舟、陈孟东等同志组成汇报小组赴京，由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亲自接待并听取汇报。我汇报全省文物工作概况，延文舟、陈孟东同志详细汇报秦兵马俑发掘情况和筹建秦俑博物馆的具体事项。王冶秋同志对陕西省文物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对此次汇报比较满意。他说：“陕西是全国重点文物省份，秦兵马俑的发现，加重了你们的工作任务。”他还说：“你们在北京用我的车，去几个博物馆看一看，学一学，吸取点经验。”我们用3天时间参观了定陵博物馆、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在故宫博物院听取了吴仲超院长的介绍，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先进经验。离开故宫博物院时大家很兴奋，在天安门前照相留念。我想说明的是，上述这些都是孟东同志具体联系、安排和准备的。在成立“秦兵马俑博物馆”筹建办公室时，孟东同志与文化局政工组组长右存信同志多次研究，从岐山县调回原省文化局下放干部杨正卿同志担任办公室负责人，并从省文化系统中抽调一些干部配备中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局面，与当初孟东同志的积极工作而立下的汗马功劳是有一定联系的。
陈孟东同志，作为省文化局社文组副组长，管理的不仅是文博工作，还有图书、群众艺术、图片、幻灯、摄影、展览等许多社会文化工作。对于仅有四人的社文组来说，工作任务非常繁重。据我多年观察，他在开展社会文化工作中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依靠和协同省文化局直属的社文单位开展工作；二是抓典型，以点带面。在抓群众艺术工作方面，依靠和协同最多的是省群众艺术馆。他与该馆革委会主任高子祯同志经常研究发展全省群众艺术工作的问题，其中，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巩固和发展户县农民画队伍。派艺术馆的美术干部到户县文化馆，协助该馆美术干部丁洛棠同志办了多期辅导性的农民画学习班，培养和扩大农民画的队伍，提高农民画的质量。1972年底，户县农民画队伍发展到600多人，出现了许多优秀农民画家，画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在我省和全国展出，深受广大群众的赞扬，成了全国农民美术活动的先进典型。二是推广合阳县讲革命故事活动的经验。他了解到合阳县有2600多人的革命故事员活跃在各公社、各大队，编讲640多篇革命故事的情况。在陈孟东和高子祯同志的建议下，经过充分准备后，省文化局于1972年在合阳县召开了全省革命故事创作调讲会，举办了11个讲故事晚会，讲了72个故事，进行了群众性的评论，交流编讲革命故事的经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省讲革命故事活动，更好的活跃了群众文化工作，占领城乡思想文化阵地。三是协同省艺术馆召开全省民歌创作演唱会，推广紫阳县发动与组织群众创作、演唱民歌、山歌，活跃山区文化生活，促进生产的经验，收到很好的效果。四是1975年召开全省小戏创作经验交流会，推广了礼泉县培养小戏创作骨干800多人，创作组300多个，成立小戏演出队350多个，配合中心任务，在田间地头、庭院、广场演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先进经验。五是抓全省图书工作。与省图书馆革委会主任谢在邵同志共同研究，并调动省图书馆干部的积极性，调查研究各地图书馆（室）的工作情况和问题，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75年召开全省图书工作会议交流经验，对全省整理、开放县、社图书馆（室）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六是调动省文化局所属摄影工作室的力量，召开全省摄影工作会议，展出优秀摄影作品，交流摄影工作经验，对有力地开展和指导全省群众性的摄影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七是抓幻灯创作工作。过去无论在电影院还是广场放映电影前。一般都先放映幻灯进行宣传。为搞好这一工作，专门召开全省幻灯工作会议，放映优秀幻灯片，进行评论，交流与研究创作、制作、放映幻灯的经验，在当时确实对提高幻灯工作质量起了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他还指导展览馆、图片社等单位的工作。为开展群众性的书法工作，他与省博物馆领导研究，抽调年轻书法家薛铸同志在省博物馆内建立书法研究室，专门从事书法研究工作等。
回忆当年，孟东的日子几乎是每天在繁忙中度过的，他的工作是那样有声有色。他言必行，行必果。他为工作骑着个旧自行车跑东跑西，为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和节假日，干不完不罢休，不怕累，不怕苦，真是一个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好党员、好干部。
无情的岁月过得真快，他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那个高高的个子，经常满面笑容的孟东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今天回忆起我在省文化局工作的情形，总觉得当时有孟东这样的好干部，使全省文博工作和群众艺术工作搞的是那样活跃、和谐并有成效，使我至今感到心情舒畅，感到自豪。
安息吧，我的好战友陈孟东！
庾喆吉原陕西省文化局局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怀念文博战线上的战友陈孟东同志
侯良
陈孟东同志逝世20年了，我们时刻都在怀念这位文博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我熟悉孟东是在认识卢桂兰同志之后。1970年冬，我在湖南省博物馆工作，鉴于当时的形势，文博工作如何开展，心中无数，我和高至喜同志赶到北京找王冶秋同志，他建议我们到山东、陕西看看。到西安后，延文舟同志要我们去看省馆的几个展览。到碑林馆后，由卢桂兰同志为我们讲解。我小时候读过四书五经，但不理解，经过卢桂兰同志深入浅出地讲解，对我启发很大。当时卢桂兰同志已经是母亲了，仍坚持在宣传第一线，使我很佩服。后来，我曾在多次给讲解员讲课中，都以卢桂兰同志的事例教育大家克服“讲解员是青春职业”的临时观点。
由于上述原因，当1980年我调入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处工作后，很快就认识了陈孟东同志，我知道他与卢桂兰同志是夫妻，又是河南同乡，因此接触增多。每次文物工作会议上，都利用会议空隙进行交谈，共同切磋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的经验。陕西是文物大省，地上地下文物众多，因此，孟东同志的经验丰富，每次交流都使我获益良多，当时都还做了简要的记录，后来还接到他的一篇讲稿，但由于我现在的视力很弱，已无法找到。
当年我出差在外，回来以后知道孟东同志已去世，十分震惊。他正值壮年，本来还可以为文博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不料英年早逝，令人十分悲痛。目前陕西文博事业蒸蒸日上，且享誉国内外，其中孟东同志功不可没。
在孟东同志逝世20周年之际，特写小诗一首，以告慰在天之灵。
我与陈君是同乡，
一在陕西一在湘。
八十年代常相聚，
文博会上切磋忙。
忽闻孟东驾鹤去，
噩耗传来倍感伤，
关中文物誉域外，
昔日功绩人不忘。
侯良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处原处长、副研究员
尽瘁于陕西文博事业的忠诚战士陈孟东同志
王翰章
1988年2月25日，陈孟东同志溘然长逝，全体同仁深表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忠诚的良友，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我省文博事业尽忠尽职的战士。
孟东同志是河南偃师人，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陕西省文化局工作。后来他是省文化局文物处的领导，我是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我们在一起工作将近20年，虽然我比他大10多岁，但他那处事接物和为工作尽忠职守的敬业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至今我还是每每想起我们一起工作的情景。
现在他的夫人卢桂兰同志将他生前的工作文稿和工作笔记已经整理出来了，准备付印。对孟东的工作笔记，我一直很关心，曾建议桂兰同志把它整理出来。重视工作笔记，这是孟东同志最大的特点，凡事都记。记的时候，只看人或事，而不看他的笔，因此桂兰同志说，扭扭歪歪，行子也不端，这情况我是了解的。他的笔记大约从他参加工作到他去世，这20多年，陕西文博方面好多事情，都有记述，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孟东同志对陕西的文物考古事业是有重大贡献的，他尽瘁于陕西文博事业20多年。那些年代陕西的考古发掘任务比较重，有周原、凤翔、镐京、秦陵等，他经常深入考古工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到考古发掘工地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把文物保管好；二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发掘工地的土地牵扯到施工单位或生产队，再就是要取得县上有关部门的支持以及县文物单位的参与问题。记得1974年秦俑发现后，省文管会当即派出发掘队进行发掘。但工作中的阻力较大，生产队怕影响他们的水利工程，县上的渠道也不畅通。受省文化局的指示，由孟东同志出面召开了一个协调各方面关系的会议，有省文管会、县文教局、县博物馆、秦俑考古队的同志参加。在这次会上他有一段讲话，语句中肯，态度明朗，他说：“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秦始皇陵的考古研究，恐怕得几代人的努力。我认为要把秦俑的发掘工作做好，不是省上、县上任何一家能担当得起的，我们应当组织一个联合发掘队，共同进行发掘。”这段话至今我们记忆犹新。当时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随即县博物馆也参加发掘。到了1979年国家文物局决定由北京考古研究所和陕西联合组成一个秦陵发掘委员会下设考古队，以陕西为主，还是按他原先提出的建立联合发掘队的原则。
1987年，我和孟东同志还有省博物馆两位同志去宝鸡、凤翔、岐山、扶风等县为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拍照文物。到了法门寺，适逢法门寺塔的地官正在发掘，由一个小洞可以看到明晃晃的金银器，同志们欣喜若狂。大家还没想到如何处理，而孟东思维敏捷，处事果断，当即谈出自己的意见：一、建议购置几个保险柜，将文物装入，放到县博物馆；二、建议县公安局派武警保护。后来听说宗教部门有意见，要求由他们收藏，但文物已运到了县博物馆。
保护秦阿房宫遗址，孟东同志的功绩值得我们铭记。有一年中央来了一位领导，要看秦阿房宫遗址，由当时一位主管文物的省上领导陪同。陈孟东在介绍情况时，说阿房宫屡遭破坏，烧砖取土屡禁不止，群众生产和保护文物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主要指的是26万平方米前殿遗址，因为是夯土台，产量低，但公购粮得不到减少。但那位省上的领导，怀疑他所反映情况有所夸大，要提前去看，看后与其所反映的情况丝毫不差。
1974年12月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西安召开，当时选择与会代表平整土地的试点在秦阿房宫前殿和上天台遗址上。文物部门得知后，大家都很震惊，阿房宫遗址世界有名，于是派人向大会建议，要求另选试点，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时间紧迫，不再更改。迫于无奈，孟东同志建议由几十位同志以普通群众的名义，向国务院发一份加急电报。在决定平整土地试点的当天上午，国务院来电，要求停止把阿房宫遗址作平整土地试点，另选试点。但在前几天由大会指示在上天台的地方，已经挖了几十平方米，水道、砖瓦、石柱础、秦瓦当、战国货币等出土很多，省市无力进行清理，由国务院图博口委派北京大学考古系协助，清理结果，证明被破坏的是秦阿房宫北司遗址（以上情况详见1993年出版《西安通览》）。
1983年6月间，陕西省人民政府为建职工宿舍大楼，要将明秦王府北门拆除，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对，《人民日报》、《陕西日报》也发表了文章，但当时的主要领导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有一位管文教的省长，还怀疑这里是不是秦王府，派人到北京查找资料，后来我们把保存在西安的有关明秦王府的文物，编成一本专册，给国家文物局和中纪委派来处理此事的同志看后，明确表示是秦王府没问题。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省、市文物部门，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坚决反对拆除，孟东同志也是主张保护的，他有一段发言，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明秦王府遗址是国务院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明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城的外郭城就是为保护秦王府而修建，不应把它和外郭城分割开，要拆除需经国务院批准。”这段发言引起好多同志共鸣。有人连声说：“对！对！不应把它和外郭城分开。”
善于走群众路线，遇事和群众商量是陈孟东最大优点。他经常到省文管会和大家探讨一些问题，给我的感觉好像省文物局文物处和省文管会是一个单位一样。有一次他来到省文管会，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陕西的古塔很多，约一百多座，大都岌岌可危，经常掉砖掉瓦，影响群众安全，有些还在学校和住宅密集的地方，他建议应该把这些古塔分期进行修缮。他认为保护古塔，不仅是为保护古代建筑和为历史研究保存资料，塔也是一个地区人文景观和标帜。我一直不明白他怎么知道陕西有一百多座古塔，后来看到李魁元先生2001年写的《华夏古塔集锦》（陕西旅游出版社）一书载陕西有古塔145座，说明孟东早已调查过。因此70年代至80年代，陕西境内的永寿武陵寺塔、礼泉县香积寺塔（俗称薄太后塔）、彬县宋塔、周至八云塔、高陵三阳寺塔、岐山太平塔、长安华严寺塔、武功镇唐塔等，都得到了修复。延安市一个川道有一座琉璃塔，通体以蓝琉璃砖砌筑，精巧秀丽，但周围无一户人家，塔身有几块琉璃砖已被拆去，我与孟东、王世昌等同志看后，都担心此塔在当地难以保护，后来听说由他建议并拨款迁建于清凉山。整修古塔，脚手架花钱最多。每修一座塔，搭一次脚手架，要花去一大笔钱。孟东提出由文管会购置一副钢管脚手架，交由施工单位使用，工程结束后，又交下一个施工单位。文化局采纳了他的建议，购置了一副钢管脚手架，由文管会调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