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读孟东夫人桂兰老友一纸便函，猛然忆起1988年2月25日，是孟东故友的溘逝之日。当时，噩耗传来，我本人和我馆同仁都十分悲伤。因路远，未及亲赴灵堂祭奠，只得以书信方式表达我们的哀思。20年匆匆过去了，如今，我已年逾古稀。老年人健忘，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尽管如此，而孟东生前对文物事业的执着追求，却是永远拂之不去的。
桂兰老友的便函中称：“老陈是一个平凡的人。”这里的平凡，显系谦称，但却道出了人事之常理。前人有云：“学案最高唯寂寞。”文物事业原本是寂寞的事业。兵马俑现被列为世界奇迹之一，而从其发现到问世，是在寂寞的探索中而举世闻名的。半坡、周原、法门寺地宫、汉唐帝王陵寝的成名，无不是这样。孟东生前作为省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要为很多探索者排难解纷，提供帮助，不少探索成果中有他的一分辛劳，而这种辛劳是在默默之中付出的。默默既是人的常态，又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庄子》：“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可证。孟东生前敏于事而讷于言，他没有多少豪言壮语，所有只是默默奉献。
本人供职于汉中市博物馆，馆址古汉台为公元前206年刘邦为汉王朝时的驻跸之处，后为历代汉中府署所在地。由高低相间的三重院落组成，南院宽畅辽阔，即府署办公场所，自南而北拾级而升，北面为距地面8公尺的高台，广袤约4000平方米，台周有女墙，伴以竹木亭榭，“向为汉郡之胜”。世代沿革，年久失修，更遭“文革”浩劫，景物凋零，房舍破旧，不堪入目，就连高台四周的护坡，也是沟壑纵横。我作为馆长，馆里的硬件建设刻不容缓，为此曾反复奔走，多处求援，在此过程中，我得以与孟东结识。从多次接触中，我感到他对人、对事都很实在，说话不打官腔，总是从实际出发，扶危济困。1981年夏，汉水暴涨，汉中、安康遭受百年不遇的洪灾，中央领导万里、李鹏等亲临现场救灾。在这次大灾中，古汉台亦难幸免。汉中地方财力有限，我不得不赴省汇报灾情。适逢省文物局专门召开救灾会议，主持会议的是马克逊副局长，孟东作为主管者，都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会后很快为我们下拨了救灾款，解决了古迹保护中的一些燃眉之急。汉台上的望江楼，清一色的砖木结构，始建于宋代，早已破旧，霖雨之后更加雪上加霜，大有摇摇欲坠之势。在省文物局关怀下，及时拨付专款予以维修，孟东从中助力良多，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保护文物古迹贵在及时，这种及时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如果主事者，没有对文物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我所在的博物馆，是距省城较远的小馆，在危难面前赴省呼吁、求助，是考虑再三的，如遇冷眼，则会冷人之心。好在我与孟东的交往中从未碰到过这样的冷眼，他虽说话不多，但他的热忱溢于言表，这是感人至深的。
我馆的石门摩崖石刻，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破解石门摩崖之谜，我投入了较多的精力，也曾取得了些许之成果，在探索过程中，曾蒙省城诸多师友赐教，就中也有孟东和桂兰伉俪的热诚助力。
还有一件往事，迄今记忆犹新。大约在1984年，孟东陪同孙达人副省长到汉中检查文博工作，先后在今汉台区、勉县、留坝等地察看展室，听取汇报，我奉命全程服务。孙副省长精力充沛，白天劳累整天，晚上开会到深夜，随行者多有困倦之感，孟东也不例外，我几度发现他暗自服药。曾询问过他，他说：“不碍事，已经习惯了。”他的工作仍不减色。看得出来，他是在克制自己。他就是这样克己奉公的。他虽已离去，但他那种克己奉公的风貌是永存的。
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歌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其实人生在世，虽皆系匆匆之过客，但其良莠高下，后世自有定评，也绝对空不了。人心里的一把尺子，是最公正的。盂东生前也有不如意处，而用这把尺子度量，他是行得正走得端的。
2006年12月21日于汉中
郭荣章汉中市博物馆原馆长、副研究员
精神千古风范永存——悼念陈孟东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罗西章
20年前，陈孟东先生辞世的噩耗传来，令人震惊和万分悲痛。先生的离去是我省文博事业的巨大损失，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哀思和永久的怀念。他的美德，他的精神，他对文博事业的忠诚和他对同仁上下的友善、支持、关怀等，都是我们效法的楷模。
我和陈先生的相识已有20多年了。那时我是扶风县文化馆一个兼管文物的一般工作人员，能和省上一位领导干部结识，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但通过漫长时间的交往，彼此间的感情却是越来越深厚。我非常尊重和敬佩他，从心底承认他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他能顾全大局。甘于吃苦，勇于奉献，不论对机关行政事务的处理，还是文博界的科研工作，始终是高标准、严要求。他对工作兢兢业业，成绩卓着。他一生为人忠厚，友善上下级，人格高尚，能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对我省文博事业做出了无量功德。
我认为他对文博事业的重大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文革”期间及早地抓了陕西的文博工作，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在当时，想抓文博工作，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和超人的胆量是办不到的。别说受“文革”破“四旧”的影响，人人对此心有余悸，就是文物界内部流行的“文物工作危险论”、“文物工作无用论”、“文物工作取消论”也会使人对文博工作望而生畏，谈虎色变。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陈先生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大抓特抓起陕西的文博工作来。我记得，最迟也是从1970年开始，他先后多次召开了《部分县市文物工作座谈会》、《全省文物工作会》。在会议上他理直气壮地大讲特讲文物工作的重要性和做好当前文物工作的迫切性。他这种对文博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大无畏的精神，给全省文博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与此同时，他还多次选派各县文化馆管文物的干部到姜寨、周原等考古工地去学习，这些经过学习和培训过的文博干部，便成了分散到全省各地文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那时陕西各地到处都开展着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各个工地上不时有重要文物出土或文物、遗址遭到破坏的消息传来，我省由于陈先生等各级领导及时有力地狠抓了文博工作，使全省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免遭破坏，并被征集、抢救了回来。其中着名的有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岐山董家、扶风庄白、陈家青铜器窖藏，秦俑、耀州窑、周原、雍城等重要遗址。鉴于陕西文博工作在文革期间做出了很大成绩，在1971年11月于西安召开陕西省第二次文物工作会议时，国务院图博口以及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也派人参加，使这次会议实质上变成了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对推动全国文物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扶风县派了文教局文化专干王建国和我参加，我俩都做了大会发言。王建国的发言主要是汇报扶风县在文革期间的文物保护情况，我则介绍了扶风县文物保护颁奖大会的召开情况。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特别是外省代表的颇多争议。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二：其一，认为颁奖大会是“金钱挂帅，物质刺激”，需要彻底批判，肃清流毒；其二，认为颁奖大会有利于文物保护，也有支持农业的意义，可以总结经验予以推广。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大会在总结报告中对我们召开颁奖大会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对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来说，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次争论中，陈先生一直站在我们一边。一天晚上，他来到我的住处，对我说：“别害怕，你的发言是大会安排的，一切后果由大会承担。”这些话使我深受感动。
二是建立了市县以下的基层文物保护组织，特别是群众性的文保小组和文保通讯员，并给他们颁发了128开大的小红本——《文物保护通讯员证》，这个措施为全省文物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别看通讯员证是个其貌不扬不显眼的小本本，但在通讯员看来是党和政府对自己的信任和光荣。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的通讯员任登肖老人，生前总是把通讯员证用纸包好，压在枕头之下，生怕丢失或被儿孙们弄坏。他在临终前，一再向儿孙们叮咛，在他死后一定要把通讯员证放进他的棺材里。像这样的通讯员，在文保工作方面怎能不尽职尽责呢？我省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差不多都是在通讯员报告价值后清理发掘的，如秦俑、庄白一、二号青铜器窖藏。岐山董家青铜器窖藏、宝鸡市国墓葬群的发现和发掘，都是在接到通讯员报告后才进行的。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通讯员的作用依然在很好的发挥着。如着名的眉县杨家村氏家族的青铜器窖藏，扶风王郡西村三号西周青铜器窖藏，韩城梁带村古芮国墓群的发现和发掘就是例证。
文物保护通讯员在文保方面的无私奉献精神是令人感动的。他们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却为了做好文保工作，东奔西跑，栉风沐雨，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在《周原寻宝记》一书中对扶风的文保通讯员的动人事迹已做过重点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可以说，文保通讯员组织的建立，是陈先生为陕西省的文保工作立下的汗马功劳。
三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基层文物骨干队伍，并在工作中大胆使用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拿我来说，之所以能投身到文博工作中来，是和陈先生的关怀分不开的。起初他让我跟省文管会雒忠儒师傅在周原地区学习文物知识和考古发掘技能，后来又通知我和华阴县的郭卓生、旬邑县乔英杰、临潼县的赵康民等同志在临潼姜寨考古工地学习田野考古。他还两次从临潼县步行两公里路到工地来看望我们，对大家的鼓舞很大。在临潼学习的这半年时间里，才是我考古生涯的真正开始。在这里使我初步懂得了什么是考古，在这里我也初步学习了文物和田野考古知识、技能以及文物修复和复制技术。虽说我在这里主要学习的是陶器修复技术，但自古常言说得好“会推磨子就会掀碾子”，后来，我之所以敢大胆修复巨型青铜器国宝——簋，就得益于这次学习。周原考古队成立之后，他又让我在周原考古大队继续学习，不久他又放心大胆地让我主持北吕遗址和周人墓地的发掘工作，使我终于在文物考古界站住了脚。选派各县文物干部到各个考古工地学习的事，先后进行了多次，为各县培养不少文博骨干力量。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回县后不负领导的重望，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做出了显着成绩。
扶风县城隍庙是一处明清的高台古建群，保存基本还算布局完整，但因多年失修，加之占用单位扶风县城关粮站的不断破坏，所有房舍已经破烂不堪，两边的高崖也被蚕食破坏。陈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后，首先支持我们将其收回，由文物部门管理，接着拨款维修。我记得在维修钟楼时，我们打报告申请维修款1万元，当他看到报告后，打电话叫我。他对我说：“维修钟楼可算个不小的工程，用1万元恐怕不够吧？我先给你们拨15000千元，如果还不够，你们再打报告申请。要维修就要修好。”钟楼修好后，他又给我们拨款把城隍庙两边的土崖用石头砌筑了护坡。在陈先生辞世后，省文物局又多次拨款翻修了城隍庙所有房舍，并油漆彩画大殿、牌坊等主要建筑。如今的扶风城隍庙已是“旧貌换新颜”，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先生如地下有灵，当含笑九泉。
陈先生生前对法门寺的保护工作也十分关心，他多次对法门寺的保护工作做过指示，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拨款两万，让我们先把快要倒塌的大雄宝殿、前殿以及钟鼓楼翻修一下，还让我们请专家来商讨法门塔寺的维修方案。县上接到拨款后，立即动手翻修了寺院的所有房舍。遗憾的是法门寺塔的维修方案尚未出台，就倒塌了。法门塔倒塌后，考古工作者对塔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了法门寺塔地宫所藏佛教珍宝，轰动了世界。随后政府拨款对法门寺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如今的法门寺已成了有名的旅游胜地。陈先生如地下有知，定会感到无限欣慰。
在我和陈先生交往的20多年中，觉得他为人耿直忠厚，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两袖清风。我记得有一年秋天的早晨，我去省文化局向他汇报工作，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汇报完毕，他对我说：“我马上要去乾陵，你也跟我一块儿去吧，车上有位子。”我就跟他去了乾陵。到了那里，他和永泰公主墓文物保管所领导谈工作，我去参观。不一会就到了吃饭时间，保管所负责人说：“炊事员请假了，咱们到县城去吃饭吧！”说什么陈先生也不去，他领着我们和文管所一个女同志走进灶房，自己动手做起饭来。我们几个人和面的和面，捡菜的捡菜，拉风箱烧火的烧火，不大一会儿，饭就做熟了，大家吃得很高兴，随后又如数付清了粮票和饭钱。这事已过去30多年啦，至今仍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先生待人态度和蔼，从不在人面前，特别是在从基层来的同志面前摆架子、训斥人。他对基层同志提出的要求，只要能办到，都予以满足。他的一生可概括为：
展一生宏图奉献文博事业众口皆碑，
留一世英名友善同仁上下光耀人寰。
他早早地离开我们走了，永远地走了。我们活着的人要活得更好，继承他的未尽事业，努力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这才是对陈先生的最好怀念。
2007年6月13日于法门寺
罗西章周原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为我省文博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陈孟东
方鄂秦
1988年春节的正月初四，孟东伴一位朋友来我家做客，闲聊中知省文物局安排了一次体检。他说他的身体没有啥毛病……几天后，大约是正月初九，听说孟东因心脏病去世了……太突然了，那时他才50岁。
白净脸儿，戴眼镜，一派知识相，年轻能干。60年代、7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初，文化系统的社会文化处负责这部门工作的干部就是陈孟东。那时省文化局除了表演团体外的各个馆、所都归社会文化处管理，我只记得这个处室没人，只有陈孟东一个人忙活。工作开展了，以后又借调来了些同志。不敢想象最早陈孟东一个人的工作（一间10平米的办公室），而今已成为近百人的文物局机关了（也有一幢可观的办公大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