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文物方面的大小会议的文件起草、领导讲话稿、制定文物法规草稿、编辑文物工作手册等等文字、事务、组织等工作，好像都是陈孟东的活儿。可以说：吹拉弹唱一个人儿。都夸他能干，都知道他能干，每届领导都重用他，可就是没有官衔……过量的吸烟，常年的案头劳作，脸有些苍白了，背也有些驼了，内疾多多，过早地走了……可惜！可惜！可惜这位几十年全心全意为我省文博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
孟东爱才、惜才、乐助朋友、关心干部是文化文物界众所周知的，文史、考古、图博人才接纳、关照，不计其数。就“社文口”的美术干部，他不遗余力的由外省、外市、外县调来许多，也为这些专业干部以后成名成家打下了最好的基础。着名书法家薛铸、高峡等是孟东出面接纳安排的，而后都成为我省书法界的领导了。着名油画家蔡亮、张自薿夫妇是孟东把他们由下放地延安地区调回来工作的，蔡、张二人创作了不少具有全国影响的美术作品。着名画家王有政、郭全忠、高民生，全国着名的美术评论家刘晓纯等也是由孟东推荐被安排在省艺术馆工作的。微雕大师曲儒夫妇也是经陈孟东由下放地汉阴县调到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得到孟东关心、接纳的不少摄影家，不仅出了不少好的摄影作品，也有成为我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的领导者。还有许多文博界的老专家们也都受到孟东的支持、帮助，这里不一一叙述了。
我，方鄂秦，最早在玻璃厂搞玻璃锒嵌壁画工作，还算有点成就，也小有点名气。由朋友介绍，孟东以非要此人的态度，弄到文化局系统了。“文革”中，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都被关闭。他有个想法：从半坡博物馆开始，重新布置试试开放（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的明显问题发生）。于是他带着我等骑自行车到浐河边的半坡博物馆报到。因为事先没有打招呼，遭“革委会”主任的拒绝，并说，我们这里有此类的干部，当不需要（实际情况，也就是无事可做，都闲着……）。孟东说：“先放在这儿，陈列搞完后，调回文化局。”革委会和工宣队商量后，才算收留了我。
半年以后陈列搞完，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对于这样的陈列设计形式给予很高的评价（也可能是封闭多年的博物馆没有开放的原因，突然看了个新的展览，不免说些好听的话来）。老实说，我还算是花了些心血，用石块、麻袋布等“原生态”的物质来布置、装饰一个博物馆当属首列。除它和原始社会内容结合的很紧、非常吻合而外，最重要的是用大通柜的陈列方式打破了几十年来博物馆标本式、单柜、独柜陈列的框框。这个陈列令观众耳目一新，视觉舒服，带劲儿。这种陈列手段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发展至全国，背后支持我工作的就是陈孟东，那时我29岁。以后我成为了陈列设计的专家了，半坡博物馆也不让我走了。
文革刚结束，西安美院约我去读研究生（免考试、给一套住房），其实是为了调我去工作。孟东得知，不同意我去，再三挽留，并给我戴了许多“高帽子”。脸皮儿薄的我，没有去。而后我成了文物局博物馆处的处长，管理全省的博物馆、纪念馆，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做了些工作。再以后我任陕西美术家协会的主席，至今有21年了，尚未换届。
为答谢孟东兄、孟东友、孟东领导对我的关心，记下这点事，以示哀思，也作为孟东去世20周年的纪念。
2007年4月25日
方鄂秦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着名画家、陕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原处长、陕西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
为陈孟东先生的英年早逝而慨
薛铸
我是1964年9月到省博物馆工作的，第一个认识的省文化局的人就是陈孟东。那时的陈孟东二十六七岁，一表人才，才思敏捷，敢想、敢说、敢干，工作能力强，一度竟成了我崇拜的偶像。
陈孟东曾对我说，由于我在我们班的毛笔字写得最好，是他和书法家段绍嘉先生及人事处一位干部三人到美院挑中的。其爱人卢桂兰在博物馆工作，和我是同事，孟东也住在博物馆，所以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到博物馆报到后不久，他就把我借调到省美协，协助康师尧先生筹备赴日本的书法展览工作。这个展览的总领导是赵望云先生和社文处的处长程西铮先生，但是陈孟东先生却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这个展览在北京展出时，陕西入选了两位书法家的作品，一位是张寒彬先生，另一位是舒同先生。省文化局给这两位先生每人发了40元的润笔费，钱也是陈孟东领出来后，让我送到这两位先生的家里的。
后来在工作中，陈孟东先生对我总是百般提携，创造机会。1970年，是他推荐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新医疗法展览，展览设计和展版书写工作共一年之久。1973年，全国搞中国画连环画展览，每幅画下边的文字说明，要求全部用毛笔小楷书写。陈孟东先生又让我在陕西组织了五位老书法家，赴北京中国美术馆工作了半年。
回陕后，我提出了成立陕西书法研究室的建议，第一个支持我的是陈孟东先生。后来我到北京学习，此事搁了下来。1976年我从中央美院毕业，回到陕西，陈孟东把“中日现代书法展”的任务交给我。那一次是陕西的书法在全国空前辉煌的一次，入选作品列全国各省的前列。现代书法入选了8幅，排全国第四位，另一个“中国展”的书法展人选12幅，列全国第一位。陕西省选送了30幅作品，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能入选，这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我回陕后将此情况向陈孟东作了汇报，他让我写了一个“送阅件”。我又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成立省书法研究会”的建议书，由他送到省文化局领导班子会上研究。不到一星期就下来了批文，正式成立了“陕西省书法研究室”，我担任专干，由博物馆代管。书法研究室的公章，也是陈孟东亲自设计，并办理刻制手续，刻好后交给我，还一再叮嘱，你好好给咱弄，弄的越大越热闹越好。我特意问他，能不能发展会员。他说：能，多多益善，以后你就把这事当成一项事业来干。不只是你个人写字的问题，关键是发动群众，要形成一支书法队伍，形成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在他的支持下，我就有了主心骨，也就大刀阔斧地把我本来就具有的生整精神和劲头显露出来。1977年在一些人的反对下，没有一分钱而搞了规模空前的西城门楼群众书法大展，为陕西的群众书法热打响了第一炮。后来省书协成立时，李尔重书记给省书协批了3-5人的编制，结果被宣传部收回，而交给了美协。
陈孟东先生在文物工作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那时还没有文物局，整个文物工作在省文化局社文处，也只有陈孟东一个专干，可想而知他的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在成立省文联时，书协还是没有编制，我把此事告诉了陈孟东。他说，李书记的批示他看过，于是就写了证明材料，经省文化局盖了公章，书协才算落实了3个编制。
当时我所搞的书法事业，还不算是文化局的份内工作，仅仅是社文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孟东同志的大力支持下，陕西的书法事业走在全国各省的前面。陈孟东先生50岁英年早逝，我所承担的陕西书法事业也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据我的亲身经历，在我参与领导陕西书法事业的30多年里，再也没有一个能像陈先生那样的支持者。
孟东兄早逝了，我现在也老了，希望陕西的书法事业能够再创奇迹！再度辉煌！
呜呼！孟东兄！
2007年2月28日于北京
薛铸陕西书学院原院长、着名书法家、研究员
他把全身心都献给了陕西的考古文博事业
王学理
陈孟东同志远去我们已经接近20年了，一想起来，他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可想到他本不应该离开钟爱着的文博事业时，又不由人黯然神伤、潸然垂泪。
在他弥留之际，因为念叨之故，1988年2月25日凌晨三时许，我从梦中被唤醒。原来省文物局派车把我从陕西考古研究所接到他家，可惜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灵堂里，在挽帐上我愤然写下了这么两行悼念之词：
功业有篇，秦人垂泪。
宏愿未竞，天公应愧！
他生命虽短，为了陕西的考古文博事业竟耗尽了26年的大好时光。真正忠诚事业的正直人，是不会忘记他的——我们的好同志陈孟东。
一、诚心爱着干实事的人
文化大革命，使得文物干部失散，事业凋零。负责文化文物的陈孟东心急如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文化大革命中出土文物展览”在北京举办之机，中央领导听说文物部门唱“空城计”——干部下放，有的博物馆“只留一个看门的”。这才有了“有选择的使业务干部归队”的话。
陈孟东捕捉到“业务干部归队”的信息，立即制订计划，做好思想工作，排除“派性”干扰，向组织部门报告，积极推动“调回下放的业务干部”的进程。于是，我和廖彩梁、胡瑾君三人，就是陕西第一批调回省上的考古文物人员。
我是1969年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下放到韩城县北山里的业务干部。从赶毛驴驮粮自己做饭、给生产队深翻地不计工分的田间劳动，到“管理知识青年专干”，再到县公安局（当时称“军事管制小组”）当侦察员，是下放期间的锻炼历程。最后干公安期间，经过“省里几次考察”，终以“表现好”而调回了西安。
1972年5月初，我向省革委会组织组报到。再转省文化局，接待我的是位不是领导但具有领导派头的高个子。他说：“把你介绍到半坡博物馆去”，并立即命令一位办事员开介绍信。
我很客气地声明：“对石器时代，我在大学当作一般课程学习。在考古研究所，我的业务方向是秦汉。”
“那我就把你退回去！”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还是被安排到了西安半坡博物馆，那里正在发掘姜寨遗址。
陈孟东从外地出差回到文化局，他立即纠正了那位大个子的做法。当我从乡间休假归来时，接到通知：已经把工作关系转到了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
秦都咸阳是原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项目，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而停工了10年。1973年，我提出恢复发掘的想法，立即得到孟东同志的赞成。六、七月份，我冒着酷暑，背只“行军水壶”，登上了咸阳原，对咸阳故城遗址重新做了一次大面积的文物复查，随后给省文化局写了“情况报告”，很快得到了重新发掘的批准。9月15日，正式成立了“咸阳考古工作站”。在那“文革作风”盛行、“政治领先”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我这个“非党人士”又遇上是非不分的懵懂领导，也只好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这时的孟东，只有摇摇头、深深叹息的份儿，最后还是同意我去秦俑馆筹建处搞基建再到考古队的计划安排。
为了陕西的考古文博事业，陈孟东想方设法关爱扶植实干的人，这在各地市县文博单位是有口皆碑的，当然是高高在上的老爷们和别有用心的人不愿看、也不愿意听的。
二、把保护好文物当作天职
陈孟东在西北大学比我低两个年级，最早留给我印象的是“大办工厂”。1958年，由我们班同下年级共7个同学为学校办起了印刷厂。开初利用暑假期间，我们先在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分头学技术。回到学校，我同一位老师傅，从陕西师大拉回一架曾在东北伪满时期印刷钞票而后长期闲置又散架了的印刷机，经过数个日夜的摸索，终于拼装起来，我竞成了西北大学印刷厂的第一个操持印刷机的“师傅”，学生们分班到这个学生厂劳动锻炼。陈孟东是分在“检字班”的，当大家都认为“大学生当工人是个浪费”又不便于说出口而只有采取应付时，他却不急不躁，和和气气，笑嘻嘻的干得那么认真，没有一点差错。没想到，在15年后的工作接触上使我仍然看到他那“一贯认真”的影子来。
他于1962年毕业后，一直在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局从事文物管理工作。在上世纪60年代，上自领导，下至群众，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还不那么强烈。那么，从事管理工作不容易，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他自觉地把保护好文物当作天职，克服千难万险，要做就做好。
说实在的，20多年来他不是在“当官”而是在“下苦”。真正的官，却在妒贤嫉能和报复心理支配下层层设卡，不让他当。但他不为蝇头小利所动，还是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切实解决问题，为我省美术、文博、图书馆事业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即使在动乱的年代，他仍以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原则，始终团结一批干部、群众。工作在保护文物的第一线。
在动乱的年代，“造反”劲头大过保护意识，文物遗迹面临“破四旧”而遭到毁损的几率比什么都大。为保护好文物，他根据国家政策，结合陕西省的实际，先后执笔草拟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关于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加强保护文物的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关于加强对我省境内长城保护的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关于文物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1982年和1987年，曾多次修改）等重要文件。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文物政策、法令，他还主持汇编了《文物工作手册》。即使在生命垂危的前几个小时，他还在忍着剧烈的疼痛坚持工作。
在孟东同志长期的工作岁月里，为全省的文物工作，从研究制订工作计划、规划到会议文件、报告、总结、汇报等，都事必躬亲。在全省打击文物走私活动中，积极草拟有关重要文件，主动取得有关部门协作，不怕坏人威胁，不顾个人安危，带领群众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多次亲自调查文物破坏和被盗情况，为保护我省重要文物做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