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儿时，每当夏夜纳凉，听到父辈们摇扇讲鬼，常被吓得不敢睁开双眼，生怕故事里的鬼怪，趁着朦胧夜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成年后读了《聊斋志异》，方知昔日大人们讲的鬼狐故事，多出自此书，只是民间在口头传说过程中增枝添叶，更显生动罢了。
那时，我甚至责怪过蒲松龄这个“鬼东西”，什么东西不好写，却偏偏要把这么多的鬼怪精灵和“异事”写出来吓人。再后来，我懂得了一点“世故”常识，觉得也难怪老蒲。他生活在那个朝代，当权者眼不识才，使老蒲“屡试不中”，怀才不遇，只得回乡下，在毕家老爷的公馆里当“西宾”。他教书之余，专到瓜棚豆架之下，与老农们聊天，寻开心，解愁肠。久之触发他灵感，在油灯或烛光下写书。
老蒲也许是有自知之明，抑或是谦虚，他说自己“才非干宝”。其实，他是读过干宝的书，同干宝作过比较的。干宝何许人？是东晋时河南人，当过“佐著书郎”，领修过“国史”，著过《晋记》，还写过一部专谈鬼神灵异的《搜神记》小说集。老蒲比老干晚出生一千三百多年，却是爱好相似，“雅爱搜神，喜谈人鬼”，加之他那四方朋友知其爱好，常“邮筒相寄”各地流传的怪异故事来给他，使他“物以好聚，所积益伙”起来，便“笔墨耕耘”出《聊斋志异》。其实，这些只不过是老蒲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和表象。他骨子里的隐情，实在是对明末清初的社会现状，对他自身及周围低层百姓的遭遇、生活境况的不满，假助于论鬼说狐来发泄他的不平。
《聊斋志异》原著是用文言文写的，现代人读起来有点吃力。好在这几年书店里有用现代汉语改写的《聊斋》出售，因而语言障碍完全消失。我想，在三百多年后《聊斋》之所以还有其旺盛的生命力，除了老蒲写得好，内容特别，可读性很强，有吸引力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书里的内容与现代人的心态有相通之处：人们借书上的鬼，骂人间的鬼。不是么，老蒲笔下那些鬼怪通人性、懂人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与之相比，现实生活中却有那么一种穿着时髦人服，讲着动听的人话，画着斑斓的人皮，却干着欺诈诱骗、哄拐蒙蔽、制假冒伪、谋财害命、丧尽天良事的人间禽兽，比鬼怪还不如哩！
200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