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夏日粗糙而又朴素。
小村粉墙黛瓦映在水里，一虹青石堆砌的拱桥搭在水上，时光重叠在桥边一棵遒劲苍老的古香樟上。午后细碎的阳光从樟树叶间掉在地上，让人无端生出些许惆怅。自由散漫的狗，窝在香樟树下，吠声中夹着梦话。长安弄里忙完田头活计的一些男人，这时就在树下摆上小几，放一瓶劣质“枪毙烧”，一碟油炸豆，然后懒散地分坐在躺椅上，咂一口酒，嚼一粒豆，开始家长里短，说古论今。
桥边的河埠头上，洗衣的大姑娘、小媳妇赤着脚，把一家老小的衣物浸泡在水里，一件件地搓，一件件地洗，她们搓出的故事和秘密，会从古老的桥洞传到桥头，引得桥上的男人大笑。
当星星窃窃私语时，夏夜的桥头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热闹如同镇头的集市，嘈杂声像秋天的落叶四处飞落。男孩们拖着席子急吼吼找一处平直的地方放下，然后蹲在别人的象棋或扑克摊旁，大呼小叫指手画脚；女孩们在桥头石阶跳上跳下，装腔作势学走款款莲步，咿咿呀呀舞动“水袖”，一曲《红楼梦·哭灵》唱得桥下河水都打起了转；王家阿嫂、张家阿姑，在张罗完屋里的碗筷后，也摇着蒲扇过来凑热闹。
村里会唱走书的阿昌是桥头的“领袖人物”，他一路打着饱嗝踱来，左手执一柄黑纸扇，右手捧一只搪瓷杯，杯上印有光芒四射的红太阳，旁边是龙飞凤舞的“为人民服务”，底下还印有“奖××县曲艺会演”字样，杯里的茶垢厚黑得如同这暗淡的日子。到得桥上，习惯用唱走书的身段摆好坐姿，清一清喉，用杯盖推开茶叶末，端到唇边，吹扬热气，浅品一口，然后归放石阶，或是讲杨家将“胯下红鬃烈马，翻身弯弓射雕”的故事，或是讲田螺姑娘的山海经。
阿昌讲得最多的是当年去县里出演曲艺的事，如何如何的风光，直讲得眼放异光，唾沫四溅，最后免不了重重叹息一声，也不管一旁做草帽的知青老婆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
阿德应该是小村里最有出息的男人，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做过几年风光的公社书记，50岁时入花丛，为一个漂亮的小寡妇削职为民，搞得众叛亲离，从此他的日子便有了霉味。阿德身子单薄，这些年一直跟小寡妇在十字路口摆水果摊。晚上一到桥头，忆起发黄的青春，便热情纷飞，讲经典的朝鲜战场故事。至今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志愿军的一个女卫生员，把自己的干粮让给他们这些伤兵吃。有一次美军飞机轰炸，这个女卫生员甚至将自己的身躯扑在他的身上。那时候我已经上学，印象中会打仗的都是英雄，这就使得阿德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比阿昌神五神六的山海经更有吸引力。
在桥头上，阿昌和阿德各有市场。有时他们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更正宗，总要吵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动起粗来。比如为一句下雨的谚语，阿昌说是“蚂蚁垒窝要落雨”，阿德说是“蚯蚓爬上路，雨水乱如麻”；阿昌说是“清明要晴，谷雨要淋”，阿德却说“清明晴，六畜兴；清明雨，损百果”，相持不下，差点就要打到河里去。最后亏得弄堂阿太调停，才把他们各自劝回家去。
在那个年代，人们总把一分钱掰成两分花，很少有闲钱买阿德的水果，因此阿德的日子过得惨淡无光。为了糊口，阿德只好挑着水果沿村叫卖，每天走得筋疲力尽，喊得口干舌燥。小寡妇心疼得不行，坚决要求跟阿德一起出去卖水果。阿德说，你是女人家，本来就细皮嫩肉，怎经得起这风吹雨打？为了你，再苦再累我也心甘。说得小寡妇泪如雨下。正在山穷水尽之际，民政局来人通知，说参加过志愿军的老同志每月可领80元的补贴。80元啊！在那时可是个大数目呢。阿德狂喜，酒足饭饱后就跑到桥头来，逢人便说政府好，说到动情处便放声大哭，哭着哭着便一头栽地不省人事，醒来后口歪眼斜半身不遂。
桥头少了阿德，就少了风景；阿昌少了阿德，就少了对手没了竞争。阿昌感到前所未有的落寞，不由意兴阑珊，到桥头的次数也大不如前。终于有一天，阿昌也走了，跟着他的知青老婆到上海做生意去了。
当城市化的触角开始向乡村延伸时，一条宽阔的水泥路横穿整个小村。村里的人们纷纷从这条马路出发，去闯荡外面的世界。留守在小村里的人们一觉醒来，悄然发现那桥头已冷清得如同一杯无味的白开水。
如今那桥依旧，却再也听不到生动有趣的山海经。我踯躅在桥上看风景，不知道此时的自己，是否也成了别人眼里过往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