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
西方人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算起的，而我们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则是早在八年前的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就开始了。从“九一八”到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陆诒同志在《战地萍踪》中说：“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单靠“大事记”和教科书是不够的。其一是争取到这一段“兴旺发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二是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而这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合作”是曲折艰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要了解和总结“抗战八年”的真实历史，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要有身历其境者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出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战地萍踪》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向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推荐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
当时他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勇气和干劲，他们深入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前线，从事战地采访；他们跑前线，也跑后方；他们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他们也采访过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吉星文；他们既迅速地报道了战况，也客观地评介了人物。
我一直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国际新闻社”的一次集会上，一位青年记者要范长江同志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写了“书生报国，笔耕不已”这八个字，这表达了广大的爱祖国、争民主的新闻记者的心声。遗憾的是范长江、孟秋江两位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了。陆诒同志“历尽劫波”，还能在暮年“笔耕不已”，写出《战地萍踪》这本书来，把他的报国之心和他亲身经历过来的真实历史告诉青年一代，这就更觉得弥足珍贵了。
抗战八年，我也一直在做新闻工作。陆诒同志在《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给了我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启示。自从武汉弃守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于是大后方的一部分文化人就产生了一种“以党划线”的想法，“洪洞县里无好人”，“国民党全是顽固派”。
陆诒的战地报道既尖锐地揭露了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同时也恰如其分地表扬了吉星文、张自忠、卫立煌、傅作义。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不单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即使是中央军嫡系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傅作义、卫立煌、韩练成，都是明显的例子。据我记忆，最早报道卫立煌谈“打仗一定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军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仗就打不赢”，就是陆诒的《卫立煌访问记》。
记得他还写过一篇《张自忠和伤兵对话》，我曾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救亡日报》同仁，告诉大家，把国民党都看成顽固派是不对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是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
陆诒同志孜孜不倦地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他朴质无华、勤奋勇敢。
在那个时期当战地记者，客观条件的艰难险恶，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从香港脱险归来，他也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翻过阿拉甘山，再经峻险的滇缅公路，比我后两个月才到达重庆。我给他看了蔡楚生画的《黄坤逃难图》，他也和我讲了他“手执缅刀”擦过缅北战场，“捡了一条命”回来的惊险故事。这真是杜甫诗中所说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情景。事隔四十多年，一回想还是记忆犹新。
我把《战地萍踪》推荐给广大读者，我相信读这本书，对于认识和总结八年抗战的历史，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都是有好处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原载《战地萍踪》，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