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之后，我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初（农历除夕那一天）离开桂林赴香港，搭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只有二十四个座位的飞机，傍晚起飞，到香港已经是午夜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时候，是一片“送旧迎新”的爆竹之声。
香港依旧是那样的繁华、热闹、嘈杂，但从我这个“内地”出来的人看来，这儿似乎还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点战时的空气也没有。在尖沙嘴买了份当天的晚报，尽管中日之间，英、法、德、意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而这里的报纸版面上还是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
在国际新闻社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找廖承志同志。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了周恩来同志要我到香港，不单是为了“避难”，主要是为了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现在叫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
他一提，问题就明白了。因为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不仅加强了新闻检查和“邮检”，还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样，香港同胞和广大华侨，就看不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一切进步刊物了。而重庆的国民党和南京的汪伪集团，配合德意日三国同盟，通过他们各自的新闻传播系统，正在大肆制造“汪蒋合流”、反苏反共的舆论。因此，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让香港同胞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进步人士，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就成了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廖承志同志还告诉我，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从重庆、桂林等地将有一大批文化、新闻界人士撤退到香港，所以必须尽快出一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和一些文化、文艺刊物。
香港是我旧游之地，九九寒天，这里还是繁花似锦。许多老朋友（金仲华、胡仲持、乔冠华、张明养等）对我说，你紧张了几年，也该松散一下了，可是我这个人好像命中注定了没有清闲的福气。我到香港后不久，范长江同志跟着来了，他告诉我，韬奋先生已经到了桂林，正由李任潮先生给他安排来港的机票，因为他是“参政员”，又是秘密离开重庆的，所以很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这样一来，办报的筹备工作就得提前开始。据我记忆，韬奋是二月十日或十二日平安到达香港的。他是一位十分讲究工作效率的人，同时对于蒋介石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件事非常愤慨，所以，在廖承志同志为他举行的欢迎便宴上，他说，当然最好是办报，但是为了尽快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击，他已经决定先把《大众生活》复刊。因为生活书店在香港有分店，还有几位追随他多年的战友，所以办周刊可能比较容易。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在香港办报或出期刊，都得先向香港英政府注册，而向英国当局申请注册，一定要有一个在香港有声望的“法人”出面，同时还要先付港币两千元的“按金（保证金）”。对此，廖承志说，申请办报的“法人”已经商定了，这个人是他的表兄、香港华比银行华人帮办邓文田，具体事情则由邓的弟弟邓文钊负责，可以说注册问题已经解决，而《大众生活》
周刊的复刊，则遇到了先得找一位出面申请注册的“法人”的问题。
第二天，廖承志同志约了邹韬奋等七八个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
参加的人是：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杨潮）、张明养、胡仲持和我。开会的地点是邓文钊安排的，在哪一条街，我已经记忆不起了。
第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这张报纸的名称。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既是一个远东唯一的自由港，在当时，又是英美法荷的、德意日的、蒋记国民党的和汪记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中心。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办一张主张团结抗日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当时，在香港办报办刊物，也和蒋管区一样，稿件在付印前是要受审查的。因此，为了尽可能让报纸能够公开发行，能够邮寄到南洋各地，廖承志同志想出了《华商报》这么一个报名，理由之一是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的确是商人；其次是用这个名称，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看了也不会感到害怕。至于办报方针，则是大家一致的，就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是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批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样的会连续开了几次，到三月下旬，我们接到了党中央的一个指示，即《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于是对办报方针又作了一次认真的讨论。因为皖南事变的斗争“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所以我们也相应地考虑了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问题。在香港办报，不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这个方针是不行的。我们经常讲，后来还把自己办的印刷厂定名为“有利印务公司”，但也常常因为时局的变化，而忘记了这个“节”字。最近我翻看了一些当时的旧报，我自己写的文章中，也不止一次掌握不好“有节”这个分寸。
大概在三月底，桂林《救亡日报》同人由林林、张尔华同志带队，平安地到达香港。我们又开了一系列的会，总结经验，妥善地安排了善后工作：一部分同志参加了《华商报》，一部分人回乡隐蔽或另谋工作，张敏思、林林则和杜埃一起到菲律宾去参加侨报工作。从三月到五月，大批文化、文艺工作者从重庆、桂林相继撤退到香港，知名人士有茅盾、胡绳、张友渔、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胡风、章泯、萧红、胡考等，同时于伶等人也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大批文化人的撤离蒋管区，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华商报》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正式出版。
当时，组成了一个社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编委会，每星期开会一次，讨论的主要是时局问题。据我记忆，对版面之类的问题议论得很少，经理部由邓文钊负责，黎兆芳任经理，张惠通任营业主任。经济方面的事我们这些人就根本不管。反正是“书生办报”，颇有一点“八仙过海”的味道。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每月写几篇社论或时事述评之类的文章，并主持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这样，和办《救亡日报》比较起来，我肩上的担子就轻得多了。在《华商报》，韬奋也写过不少文章，开社委会的时候，他也积极参加，但是他的工作重点还在《大众生活》。为了要找一位“港绅”或者所谓“太平绅士”来作这份周刊的“督印人”，他花了不少气力。可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一位“港绅”，居然于无意中得之。关于这件事，茅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的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不过，既然标榜着“言论自由”，就不好公然不许，而只能在刊物登记的条件上做文章。照那条例，刊物的负责者是发行人，而发行人则须是“港绅”，韬奋当然不能自任发行人去申请登记，而必须另找一位港绅来“合作”，……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一位曹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问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
这位曹先生叫曹克安，登记的周刊仍叫《大众生活》。应韬奋之约，我参加了编委会，除韬奋任主编外，编委有千家驹、茅盾、金仲华、乔木（乔冠华）、胡绳和我共七人。《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在当时当地，《大众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华商报》还大。一是《华商报》初创，而韬奋和《大众生活》在香港和东南亚早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早在一九三五年，韬奋和胡愈之等就在香港办过《生活日报周刊》；其次是《华商报》除了在政治上廖承志等同志经常有原则性指示外，说得好一点是集体领导，事实上是编委们“各显神通”。
而《大众生活》则有韬奋这样一位“主编”，而这位主编又的确抓得很紧。
这个刊物雷打不动地每周开一次编委会，讨论时事之外，还要决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担任一篇以上的文稿。韬奋的特点是用他特有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同时又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编辑和经营这份刊物。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办刊物的经验是亲自抓“一头一尾”。
“头”是社论，“尾”是答读者来信（就是“信箱”和“简复”）。社论绝大部分是经过编委讨论题目后由他亲自执笔的，而他花精力最多的，则是答读者来信。有一次私下谈话，他对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
《大众生活》是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在香港复刊的，比《华商报》晚了四十天。由于韬奋抓得紧，每次编委会上都要“派”任务，分派给我写的主要是“周末笔谈”和散文、随笔，我用的是夏衍和另一个笔名任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时期我在《大众生活》写的文章可能不比在《华商报》上写的少。这一年秋，当《大众生活》登完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腐蚀》之后，因为编委中除茅盾外只有我一个算是搞文艺的，于是韬奋就硬要我写一篇连载小说；在我的感觉中，总觉得韬奋要我做的事，是难以推拒的，“打鸭子上架”，于是我写了一生中唯的中篇小说《春寒》。这是一篇很不成熟的作品，小说没有写完，香港就沦陷了，所以《春寒》的后半是我回到内地后才续完的。
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也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夕，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建立起一个宣传基地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除了《华商报》和《大众生活》
之外，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都相继出版。由于叶浅予、丁聪、特伟、胡考都到了香港，所以辛辣的漫画不仅经常在进步报刊上发表，而且还打进了《星岛日报》之类的中间偏右的报纸。
《华商报》和《大众生活》先后出版，正值盟军在巴尔干战败，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前夕。同时，在远东战场，日本为了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力图制造汪蒋合作，全力谋求结束“中国事变”。因此一报一刊的编委会，势所必然地成了讨论国内国际问题的场所。当时在香港有一张“汪记”日报，不断地向重庆伸出诱降的触角，为此在五月底，韬奋和范长江、金仲华、沈志远、于毅夫、韩幽桐、沈兹九等，联名发表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严正指出，只有团结、进步、民主，才能坚持抗战，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在我记忆中，一九四一年可以说是国际形势变化最快的一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两句诗，用在这时候是最适当了。六月下旬，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九月底，德军进逼莫斯科郊区，苏联党政机关东撤。于是，莫斯科会不会失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会不会蹈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的覆辙？就成了《华商报》编委会议论的中心。这个编委会中有不少国际问题专家，我记得有几次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乔冠华和羊枣争论得面红耳赤，其实争论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矛盾，一个说莫斯科一定能守住，另一个则说希特勒即使侵占了莫斯科，冬天即将到来，他一定也会被“严寒”这个强敌所挫败。在那个时期，我不仅给《华商报》、《大众生活》写文章，也还在《笔谈》、《文艺阵地》上撰稿。
希特勒的“闪电战”失败，苏德战争出现了胶着状态之后，日美关系就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十月底，东条英机在“翼赞会”发表演讲，说“日美谈判假如不能得到妥协，那么日本就要实践三国同盟的义务”，而日本要求美国妥协的条件，又有一条是迫使美国同意日本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内容实质是蒋汪合流，成立中日联合反共政府）。这样，罗斯福会不会妥协？
日军会不会南下？也成了《华商报》编委会上和我们日常谈话的中心。当时我和乔冠华同住在九龙弥敦道山林道口“雄鸡饭店”楼上，为了日美谈判问题，杨刚、胡绳、于伶等同志常常到我们住处来议论。我记得很清楚，十二月一日那天晚上，乔冠华为《大众生活》写了一篇《谈日美谈判》的评论，其中谈到：“日本纵使不能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美日谈判也不会因此寿终正寝，日本更不会马上就发动战争。”对这一意见，我们之间有过争论，只是由于当时罗斯福的态度比较坚决，日本海陆军之间也还有矛盾，所以我们也认为日本还不敢冒失地发动战争。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二月六日的《大众生活》新三十号上。可是就在发表后的第三天，八日清晨，我还没有起床，忽然有人猛烈地敲门，我起身开门，进来的爱泼斯坦大声地说：“War（战争）”！
原来日本不仅偷袭了珍珠港，而且战火已经波及到了香港。
我和乔冠华匆忙地赶到香港，当天上午，廖承志就召集了紧急会议，工委和文化、新闻界的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上讨论的已经不是日本会不会南侵的问题，而是香港能不能守住，和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如何应变的问题了。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港英当局可能会抵抗一阵，但是要在这个小岛上长期作战，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讨论的重点就集中在爱国民主人士如何疏散的问题。廖承志同志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派人和东江纵队联系，要曾生同志尽快派一支别动队到九龙来协助疏散工作，因为从九龙翻过一座山，就是东江纵队的游击基地。日本飞机已经在九龙投弹，香港可以听到枪炮声，看来港英当局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也没有认真的准备，所以当天就决定《华商报》和《大众生活》要作好停刊的准备。这样，《华商报》于十二月十二日停刊，《大众生活》则在十二月六日的新三十号之后就不再出版，连韬奋同志写的“暂别读者”也未能发表。十二月九日，《华商报》本来已经写好了一篇纪念“一二·九”的社论，临时压了下来，改登了《一致打倒日寇》，十二日停刊那一天的社论是《团结动员抗拒敌寇》，加了一个副标题是“在香港纪念双十二”。
我从这天早晨离开九龙之后，就一直留在香港。不久，渡轮就停止了。
又是一次“倾家荡产”，我在香港置备起来的衣物、书籍，连替换的衣服，也完全丢了。
在炮火声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大约是十二月十二或十三月，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他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在延安访问过毛主席。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向廖承志同志提出，说香港当局想和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会晤，讨论协同保卫港九的问题。这样，下一天，廖承志、乔冠华和我，和香港总督杨慕琦的代表辅政司（忘其名）以及居间人贝特兰，在香港大酒店三楼举行了会谈。我方表示，我东江纵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保卫港九，但是英方得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当时提的不过是轻武器）；这位辅政司似乎很诚恳地表示立即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我方要求，可是从此之后，就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事情是很清楚的，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知道，港九这块弹丸之地是保不住的，让日本占了，英美联军打败日本之后，日本还得把香港交还给英国，而一旦中共部队进入港九，那么战争结束之后，问题就复杂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阶级立场是鲜明而坚定的。十八日（？）下午，在日机猛烈轰炸之后不久，廖承志同志在哥罗斯它大酒店楼下大厅，分批分组地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这时，东江纵队的先遣队已经到达九龙，因此这一天就把撤退方案和途径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决定了撤退时的小分队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以及港九沦陷后的应注意事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必需的经费。人数不少，其中也有一些人和我们关系不深，所以我还记得廖承志以严肃的态度讲的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可能会碰到预料之外的险恶环境，那时，如何处理，就只能请你们自己抉择了。”幸亏布置得及时，考虑得周到，同时也亏得东江纵队的一个抢救文化人的突击队及时赶到，和工委取得了联系，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好是“圣诞节”这一天，港督手持白旗向日军投降之后不久，所有和党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除诗人林庚白中流弹牺牲外），都陆续安全地撤离了香港。绝大部分人——廖承志、柳亚子、韬奋、茅盾、胡绳、于怜……都是先到东江游击区，然后再经韶关分批回到桂林和重庆；韬奋和范长江则先后经江西、浙江、上海，转到新四军根据地；我和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郁风、谢和赓、王莹……等，则是坐小艇经澳门、台山、柳州回到了桂林。对这一段往事，我在一九四二年写过一篇《走险记》，就不再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