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的一天凌晨，我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看过了当天报纸大样，在编辑室的藤榻上休息了一刻，就下山坐公共汽车到赖家桥文工会驻地，去看鹿地亘夫妇。日本投降后，他们写信约我谈话已经不止一次了，主要谈的是他们是否可以尽快回国，和“反战同盟”的那些盟员今后的工作问题。对他们两个，我劝他们“稍安毋躁”，还是等待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局势明朗一点之后再说，“反战同盟”的问题，我认为他应该向郭老请示，事前不要轻率发表意见。鹿地和池田似乎都有一点神经质，一方面想急于回国，但同时谈话中也可以听出也还有不少顾虑。和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进城回到中一路坡下的“依庐”，那时正是毛主席和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时期，报社工作很忙，我已有十多天不曾回家了，可是到家不久，恩来同志就派人来通知，说有要事要我立即去曾家岩。我赶到五十号，恩来同志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对我说：“有一项紧急任务，中央决定要你立即回上海。”这对我说来，当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我离开上海已经八年多，也很想去看看“光复”后的上海。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中宣部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在北平、上海、武汉这些地方，只有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纸，方准重新出版，国民党方面已经同意《新华日报》
一家在南京或上海复刊。我们已派徐迈进到上海去进行筹备，但估计国民党还会设置障碍，所以想起了《救亡日报》，昨天我已和郭老谈定，由他通知潘公展，《救亡日报》是在抗战开始时就在上海出版的，按他们的规定，可以在上海复刊。所以决定你尽快去上海，会同徐迈进赶快复刊《救亡日报》，因为这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公开合法的报纸，又是四开一张，办起来比较容易。”当时“重庆谈判”正在进行，我方提的条件中，还有由刘长胜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一条，所以我也觉得复刊的困难不大。恩来同志又说，上海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尽快建立我们的宣传阵地，我们会很快通知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党组织，全力支持你们；当然，这张报纸，仍旧要以群众面目出现，即使谈判有进展，也还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收辑了《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一文，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给中央和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的一份电报：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因此，那一天恩来同志要我赶快去上海复刊《救亡日报》，就是发出这一指示之前决定的。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只问：现在交通阻塞，坐船或长途车都会耽搁时间。恩来同志看出了我跃跃欲试的神情，笑着说，这些问题你可以不管，给你安排坐飞机去，只是你家里有什么问题要组织上帮你解决？我很快回答，没有问题，孩子大了（当时沈宁十四岁，沈旦华八岁），他们可以等《新华日报》复员时同走。恩来同志高兴地说，好，那你赶快去作准备，接到通知随时就走，报馆的事，我今晚就和梓年他们商量，你可以不去上班了。我说：“那不行，还有一些未了的事要交代，这几天还得去上班。”恩来同志点点头：“最好能在两三天内准备好。”
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她知道我可以先回上海也很高兴。说到准备，其实也很简单，除了把我一九四二年从香港回到桂林时在地摊上买的一套旧西装找出来洗烫了一下之外，只打算带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的是延安和重庆出版的几本小册子，和我在桂林、重庆写的几个剧本，——对了，还有半条“骆驼牌”香烟，那是赫尔利送给中共代表团的“礼物”。
当时我是《新华日报》的代总编辑，由于恩来同志说了报馆的事由他和梓年商定，所以谁来接替我的工作也没有过问，我只把要去上海的事告诉了王炳南、胡绳、乔冠华、熊复、陈家康，他们都对我的这个“好差使”表示羡慕，同时也告诫我上海这个地方情况复杂，要我特别小心。
我一直等着，可是，五天，一个礼拜，一直没有消息。我又去找了恩来同志，他似乎也有点生气了，他说申请信早已交出去了，一直没有答复，我今天晚上再向张文伯交涉，再不回答，我们就在谈判时提正式抗议。这一交涉果然发生了效果，两天之后的傍晚，恩来同志要我去曾家岩，把一张美军军用机的搭乘许可证交给了我，起飞的时间就在下一天上午八时。这时，恩来同志再一次向我交代了：报名可以改为《建国日报》，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办报的宗旨依旧是团结、民主、进步，但重点要放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这两个问题。他把到上海后联系的地点和口号告诉了我，然后说：你是“老上海”，但离开久了，凡事要听取和尊重“二刘一张”（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的意见。我已经给上海发了电报，你这次去是单枪匹马，但张登（沙文汉）、梅雨（梅益）都会帮助你的，还有先到了上海的徐迈进，但要注意，你和徐工作上要合作，但两份报的性质一定要分开，《新华日报》是党报，《救亡日报》是民办报，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天快黑了，我打算在五十号吃晚饭，多听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同时也想和冠华、龚澎、家康等人讲几句告别的话，但恩来同志不同意，他说，明天恰好是旧历中秋，你得回去和太太、儿女吃顿团圆饭再走。
九月二十日一早，《新华日报》派了一位同志（很遗憾，连这位总务处的同志的名字都记不起了）用一辆吉普车送我到了飞机场。这是一架双引擎螺旋桨军用机，除了美军的机上人员之外，本还可以乘四五十个人，可是乘客只有十来个国民党的公务人员，看样子，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飞机准八时起飞。这架飞机大概是运货用的，没有座位，大家就席地而坐。有雾，下面连嘉陵江也看不到，我就靠着机壁睡着了，十一点钟到了武汉，停机加油的时候我没有下机。美军的机组人员也在机舱里铺了一块地毯，像吃野餐似的在吃中饭，我啃着一块硬面包，一个好心的美军还送了我一瓶可口可乐。一小时后继续起飞，这时才看到了沿江一带被炸了的房屋，和池塘一般大的弹坑。五时左右到南京，机场还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之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九月的南京天气还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皇军”那种威势了。我下机后跟着那些国民党的公务人员走出机场，门口停着一辆涂了防空色的大卡车，大家一起上了车，一直开到市内的一个美军机关门口，什么手续也没有。那些国民党人大部分是有人在那里迎候的，只有我一个人提着箱子下车，想找一个旅馆过夜，可是跑了好几家都是客满。
时间还早，我就到路旁一家相当高级的理发店去剃头，可是一进门就使我吓了一跳，几个理发员一起站起身，非常恭敬地说：“请坐，请坐。”原来他们看见我手提箱上有一张上飞机时美军服务员给我贴上的到南京的标签，所以他们就认出了我是“重庆来的人”了。他们非常客气，而且还讲了“好容易盼到你们回来了”之类的套话。接着，还有一位穿白衣的女服务员端了一张矮凳坐在旁边，给我修指甲（这是我毕生第一次遇到的事）。理完了发，要付钱的时候，又发生了没有想到的问题，我身边只有“老法币”，而当时南京使用的还是“伪币”，国民党也还没有规定“法币”和“伪币”之间的比值。我拿一张五块的法币，理发员愣住了，跑去和店主商量，店主也似乎没有办法，走过来恭恭敬敬地说：“您先生在内地辛苦了，这，我没法找，不用付了。”这种好意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只能说，我刚下飞机，只有“老法币”，你随便给我换散了吧，反正我要有零花钱。推让了好一阵，他才把五块钱收下，等了好一会，才找还了我一大把伪钞。我数也不数地塞进衣袋，然后在他们“恭送”中出门。
沿着闹市找旅社，事有凑巧，当我走进中央大饭店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卜少夫。卜是反共专家，原来在重庆办一份叫《新闻天地》的杂志，但三十年代初他在中华艺大读过书，所以见了我还叫我“老师”。这一下我觉得有办法了，我说，刚下飞机，找不到旅馆，你给我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复员的人太多，找房间不容易，然后很慷慨地说：“如不嫌弃，就在我房间里挤一下吧。”原来他月初就到南京，租了一间双人房，还空着一个床位。于是我就实行“国共合作”，在他房间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三轮车赶到火车站，不明市价，抓了一把伪币给车夫，可能是给多了一些，这位三轮车夫十分巴结，给我叫来了“红帽子”（从前火车站的搬行李的工作都戴红帽子），给我提行李，还特别关照，“这位先生是重庆来的。”到售票处，已经挤满了人，这位“红帽子”对我作了一个眼色，要我跟他走，就顺利地通过检票处，一直送上了头等车，我正要付钱，他就给我找来了车上的服务员，并代我说：“这位先生是重庆飞来的，你给车上补票吧。”我掏出伪币来，“红帽子”却笑着说：“先生，给我一张老法币吧。”我满足了他。我不知道到上海要多少钱，就把伪币全拿出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到上海北站”，指着伪币让他取，他数了一下，说还不够，于是我又只能拿出五块老法币来，他高兴地给我补了票，还给我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也许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优待或者特权，也可以说是不正之风吧，可是在那个时候，千千万万受尽了敌伪压榨的人，对从大后方来的人表示一点好意，给一点方便，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沦陷区人民的一点爱国的心意吧。
火车开得很慢，到上海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到爱文义路至德里我岳父家里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地点好像在愚园路，我已经记不起了。奇怪的是不待我说约定的口号，开门接我的竟是我的老熟人沈德无。二十年代末我就在蔡叔厚家里认识了她，她的爱人江闻道也是我的朋友。我交了介绍信，她说这儿是联络站，介绍信立刻可以转去，但是老刘（刘长胜）这几天不在上海，你休息几天再说吧。我告诉了她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很急，“报纸早出一天好一天”，所以把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希望尽快见到梅益或者徐迈进。
当天晚上就接到了梅益的电话，约我明天上午到朱葆三路二十五号二楼十一号见面。
朱葆三路二十五号是一幢中等水平的办公楼，我上二楼就看见一块“新华日报筹备处”的招牌，推门进去，徐迈进和梅益已在等我。他们租了两大间办公室，很宽大，够得上二十来个人办公，但是只有一个书架、两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所以显得空空荡荡。坐下来我讲了一些前天在南京的“中秋奇遇”之后，梅益就说，他们已经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他们全力帮助我早日出版，所以问我哪些事要他们帮忙，如要不要租办公楼，要几个记者、编辑等等。我想了一下说：办一张四开小报，你们已经租了这两大间房子，只要给我一张写字台，在这里挤一挤就可以了，但是恩来同志再三叮嘱，一方面要迈进和我通力合作，但《救亡日报》仍旧要保持民间报纸的特点，不要和党报合在一起，所以还得帮我租一间小小的编辑室，最好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便于联系。至于记者和编辑，我看只要介绍一位能跑能写的记者，和一个传递信件和管杂务的工友就够了，反正这张报有一个靠当地文化界支持的传统，所以只要老梅开一张可以给我们义务撰稿人的名单就可以了。我在重庆就知道姜椿芳他们办了一个时代出版社和一张《时代日报》，所以我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找老姜那里的人帮忙。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租编辑室的事和找记者、工役由梅益负责，迈进则帮助我代管一下总务工作。最后我说，这张报不管办得如何，无论如何要尽快出版，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一星期内办妥。
我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拜访了留在孤岛奋斗的先辈、旧友，（郑振铎、夏丐尊、傅彬然……），和梅益开给我的名单上的知名人士（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周予同），转达了郭沫若社长对他们的问候，和希望他们对即将出版的《建国日报》的支持。这之间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去访问卧病中的夏丐尊先生的时候，他表示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在大后方写的那几个剧本。
这件事对我个人说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一九四六年我去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在上海的家用，就靠这几本书的版税。其次是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但在孤岛时期，他自告奋勇地当了我在上海的著作权益代理人，上海进步剧团演了我的剧作，他就代我收上演税，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我向他道谢，他还说事情办得不够周到及时。也是在他家里，我认识了顾仲彝和苦干剧社的几位演员，我认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
《救亡日报》复刊的事进行得顺利，梅益帮我在泗泾路美生印刷厂楼上找了一间厢房作为“编辑部”，并介绍顾家熙同志作为报社唯一的记者。一切筹备就绪之后，我就根据国民党中宣部发表过的“凡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的规定，给国民党市党部发出了一封《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申请登记的公函，这张小报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正式复刊。
《建国日报》除报名外，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在第一版上，我写了一篇《复刊词》，开头就说：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敌侵淞沪，我军奉命撤守，在那个最暗淡的日子，本报发表了社长郭沫若先生悲壮的社论：“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忍泪暂时和上海的读者告别。……但是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就间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贡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说“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在当时，我们的确是除了奴隶的锁铐之外，再没有可以失掉的东西了。这锁铐在我们民族身上已经戴了近一个世纪，使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日本军阀想要灭亡中国，征服世界，在“八一三”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是这个戴了锁铐的东亚病夫，是决不会成为他们征服世界这雄图的障碍的，可是，出于日本军阀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民终于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了。日本军阀希望我们不抵抗，我们抵抗了；希望我们不团结，我们团结了；希望我们不进步，我们进步了。从一年打到八年，从上海打到黔桂边境，不屈服，不沮丧，以血肉之躯来抵抗飞机大炮，用无比的坚韧来度过了长期的苦难，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大的试炼，而现在，戴在我们民族身上近一百年的锁铐终于打碎了。在抗战中，作为新闻记者，我们以文章报国之心，我们呼吁团结，呼吁进步，呼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把抗战进行到底；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复刊之始，感慨万端，《建国日报》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一如既往，永久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这一小小的刊物，能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所贡献，还是期待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指示。
一张四开报纸的版面，是很难安排的。我们仍旧辟了一版名叫“春风”的副刊，创刊号上我也写了一篇题为《杂谈副刊》的发刊词。此外，考虑到沦陷了八年的上海人民不太了解所谓“大后方”的起初情况，而国民党的党报又不断地制造谣言，美化他们的“领袖”和吹嘘那批常败将军的“战果”，我们也就针锋相对地用“记者”署名，每天发一篇四五百字的“乱离人语”，来揭露大后方的多种奇闻怪事。
十月十二日，恰好有一位外国的进步记者飞重庆，我就把十份《建国日报》托他带给了龚澎。
报纸虽小，五脏六腑俱全，所以一出版，就颇受上海市民的欢迎。记得出到第五六期，就销到五六千份，这在报摊完全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上海，总算是不容易了。还有一件事，我们捅了一下当时以太上皇自居的美军的马蜂窝，这就是从中央社发的二十几个字的短消息中，我们看到了美军打死了一个三轮车夫臧大咬子的消息。我们唯一的外勤记者顾家熙根据线索，访问了死者的家属，写了一篇专访，并鼓励他们提出抗议，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抗议美军“残杀臧大咬子”的风波，使国民党陷于十分被动。由于这张小报“敢讲话”，所以我写过一则只有五十来个字的补白：（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
我把这五十来个字画了一个小花边，本来是一种讲怪话出口气的意思，可是想不到这两句话很快就传开了，外埠还有几家进步报纸转载，我也觉得很高兴。
但是好景不长，这张报出了十二天，到十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市党部就下令查封。我立即赶到市党部去抗议，一个姓陈的党棍（是不是陈训悆，我记不清楚了）大摇大摆地接见了我，凶狠狠地说：“这张报没有登记。”我拿出重庆报上登过的国民党中宣部的规定，“凡在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过的报刊可先出版后登记”给他看，并说：“我们在十月七日就用挂号信向你处登记。”他居然脸也不红，说了一句：“禁止发行，这是政府的命令。”背转身就走。我说：“政府违法，我要抗议！”他躲得快，装做没有听见。
十二天，这大概可以说是最短命的报纸了。我分别向恩来同志和郭老作了报告，希望就此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抗议是不会得到结果的。因为，《建国日报》复刊那一天——十月十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但不久就发生了“较场口事件”，郭老被特务打伤。
同时，蒋介石也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进攻东北解放区。所以，十月二十五日我和刘长胜、梅益等商谈《建国日报》被封的善后问题时，我们考虑的已经不是争取《建国日报》复刊，而是防止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迫害和袭击的问题了。也就是这一天，我接到了王若飞托人带来的一封信，内容是说，他和董老看到了《建国日报》的创刊号，非常高兴，并说董老和郭老看了我写的那篇“复刊词”，都认为写得很好，措辞也很得体，一方面对我们“孤军作战”表示赞许，同时也讲到尽管缔结了“双十协定”，但东北、华北，乃至华中形势继续恶化，要我们保持警惕。
《建国日报》出了十二天，有人说我“唱独脚戏”，也有人说所有文章我一个人写的，是“单口相声”，而事实并非如此。社论、副刊上的文章，及“乱离人语”，的确是我写的，但当时还没有公开出面的恽逸群同志也写过几篇文章，而“本报专访”，如关于“臧大咬子事件”的报道，和许多本埠新闻，则都是顾家熙写的。
《建国日报》被封，《新华日报》不能复刊，偌大的上海和华东一带，没有一个宣传阵地，长江局九月十四日电报中提到的范长江、阿英、钱俊瑞又没有能赶到上海，我们该怎么办？当时上海只有一份柯灵主编，马叙伦、郑振铎、唐弢经常撰稿的《周报》，许广平等也在这刊物上写文章，我拜访马老的时候，他也要我写稿。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许多日报都在上海复刊了，在“孤岛”上耽久了的人又或多或少地对那位“六十衰翁”还有一点幻想，不在大报上打开缺口是不行的。我对梅益建议并立刻得到上海党组织的同意，我们也可以运用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民主的愿望，和国民党当时还不敢公开要打内战和反苏反共这一弱点，团结一批爱国的、热望和平反对内战的上层知名人士和学者，请他们以个人名义写文章，通过各种渠道打进《申报》、《时事新报》，乃至《中央日报》里去，逐步地形成一种“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我们分头走访了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宦乡、傅雷、李健吾……请他们撰写有关当前时局的专论，然后通过马骥良（唐纳）、柯灵等的关系，把这些文章在国民党办的和民办的大报上发表。由于当时正处在一个“谈谈打打”、或“明谈暗打”的特定时期，美国也还口口声声以“和事佬”自居，所以我们组织的那些主张和平建国的知名人士的文章，连《中央日报》也登了不止一篇。自己没有宣传阵地，而以组织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撰写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建设的文章，在上海各大报上以“专论”或“本报特稿”的方式陆续发表，造成一种颇有声势的舆论，我们这种作法曾受到过王若飞同志转来的长江局的表扬。据我回忆，直到一九四六年初，由于战争末期进入东北的苏军拆卸和运走了日伪所属的所有工厂设备和机器，国民党在全国规模煽起了一场反苏运动的时候，《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才不再登载我们组织的民主人士的稿件。
从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六年初，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调动大军向华东、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内战在各地蔓延，为了镇压民众反内战运动，十二月初在昆明发生了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另一方面，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蒋介石军队并把他们运往北方，所以还派遣马歇尔到中国来进行“调解”。
这一年的“圣诞节”后的一天，英、美、苏三国外长还在莫斯科召开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三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希望中国各主要政党早日召开会议，解决内争。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所谓苏军拆运工厂事件。在当时，惨遭战祸的广大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渴望和平的，所以对马歇尔的调解难免还寄予一点希望。而苏联的拆走日本和伪满所有的工厂设备，又正好给了英美新闻媒介以一个很好的反苏宣传的机会。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在外白渡桥领事馆举行建军节招待会，国民党就组织了一次有四五千人之多的反苏集会，群众包围了领事馆，高呼反苏口号，我和凤子等几个文艺工作者穿过包围圈进入领事馆，就遭到了一片“打倒卖国贼”、“打倒共产党”的呼声。国民党一直是害怕群众的，从来不敢也不可能动员群众来举行示威活动的，可是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尽管英美通讯社的报道有夸张，但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这一事件和马歇尔的伪善性的“调解”合在一起，使过去一直同情我们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在思想上造成了混乱。罗斯福当权时期，由于史迪威的反对蒋介石，我自己也曾由于看不清楚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写过一篇有错误的文章，在《新华日报》整风时受到过董老的批评；那么现在呢？杜鲁门政府的亲蒋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苏联这一不友好行动又当怎样表态呢？我和梅益商量过，都拿不定主意。我硬着头皮去找了一下当时在上海当苏联商务处负责人的安特列耶夫（他过去在重庆苏联大使馆当过武官），问他苏联是否真像英美通讯社所说的那样“连一根螺丝钉也不剩地”搬走了所有的工厂设备？
他一反过去的友好态度，居然摆出了一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外交词令”。
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让他们把和平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杜鲁门、马歇尔之流身上。于是我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要发表这种意见，在那个时刻，在大报上是肯定不会发表的，我请柯灵转给了《周报》，但也未见发表。于是，我去拜访了马叙伦，闲聊了一阵之后，才说这篇文章希望能在《周报》上发表。
马老迟疑了一阵，然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真实情况，于是我就说，在文章前面加上“文责自负”，说明该文并不代表刊物的主张。
这样，这篇文章终于发表了，但据我回忆，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为什么写三言两语的补白（如前述的“两种”）可以很快传遍上海，而正理八经地用自己的名字，再加上“文责自负”的文章，反而会不发生作用？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
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初，吴祖光、丁聪、郁风等人先后从重庆回到上海，他们也和我一样，抗战时期忙惯了，闲下来是很不习惯的。吴祖光打算办一份别出心裁的文艺杂志，所谓“别出心裁”，也就是尽可能地不板起面孔讲大道理，不搞老一套，加上他们都不是专写小说或评论的，而是剧作家和画家，所以他们提的要求是“图文并茂”。我同意他们的想法，表示愿意支持，这就是同年四月出版的《清明》。他们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弄到了一间很漂亮的编辑室，这大概是张善琨为着要洗刷自己的汉奸嫌疑，讨好“重庆来的文化人”而无偿借给他们使用的，地点是爱多亚路转角，“大世界”二楼，不仅闹中取静，陈设富丽，而且这地方大家知道是张善琨的“写字楼”，所以这一带的小流氓、小特务都不敢去干扰，于是，《清明》编辑室就成了我们这些人的落脚点。当时办杂志，并不像现在那样要有一个庞大的班子，也不需要经常“办公”，所以后来（在马思南路周公馆建立以前）这地方就成了一部分进步文化界人士碰头谈话的地方。我记得，刘长胜同志还在这个地方开过一次党的小会。在《清明》杂志，记得我只写过两篇文章，即《送鹿地荣归》和《科学与政治》。
三月下旬，或者四月初，我在朱葆三路二十五号和徐迈进聊天，有一位西装笔挺，眉目清秀的青年人来找我，说他们打算出一份小刊物，最好是三日刊或半周刊，要我帮忙，主要是出主意和写点文章，并说印刷发行都没有问题，同时，还说周建人、金仲华等都答允给这个刊物撰稿。这件事突如其来，梅益事先也没有和我提过，加上这位青年人衣冠楚楚，讲到办杂志也似乎并不外行，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愿意拿出一点钱来办份杂志玩玩的进步“小开”；直到我表示愿意支持，并谈了一些我对目前这种情况下办刊物的看法和做法之后，他才告诉我，他过去在新四军工作，这次来找我商量办刊物，是张执一和梅益的意见，这样，我才知道这位自称宋明志的漂亮的青年人就是姚溱。于是，谈的问题就具体化了，我们决定办一个“匕首”、“投枪”式的小刊物，但还是要争取公开合法。从正面说，目的当然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但这样一个小刊物，不可能登长篇大论，所以用它来讽刺和揭露一切反动派小丑，反而可以起《周报》、《文萃》所不能起的作用。他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消息》这个半周刊就这样办起来了。
《消息》创刊于四月七日，这日子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因为就在发刊的第二天，就接到了王若飞、博古、叶挺等同志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失事牺牲的不幸消息。
在文网十分严密的情况下办一张小报，一方面要争取合法，另一方面还得采用“打游击”的办法。《消息》有发行人（谢易）和编辑人（宋明志、丁北成），有发行所（广东路荣吉里十一号），但没有固定的编辑部。宋明志就是姚溱，丁北成就是方行，而荣吉里十一号的发行所，实际上就是谢易开的一家文具店，没有编辑室，也没有总编辑，所以稿件除姚溱与作者个别联系外，主要是在每周一次在“大三元”聚餐时决定的。经常写文章的有金仲华、胡绳、梅益、姚溱、方行和我，叶圣陶也给这张小刊物写过文章，此外，我们还请周予同、蔡尚思、韩述之、吴祖光等写过文章，我记得，还发表过一篇杨刚从美国寄来的通讯。当时，国民党已经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了青年党和民社党，敌伪时期和汪精卫勾结过的青年党头子李璜，又跳出来拥蒋反共，过去一直留在上海的方行找到了一首李璜和汪精卫的唱和诗，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把这首诗发表出来，作为青年党叛国的证据，还故意恐吓他说：“本刊藏有不少李某与汪逆来往函件及唱和诗词，这些小丑如继续颠倒是非，兴风作浪，本刊即将继续将此类材料制版发表。”这是一种虚声恫吓，但这之后，李璜、左舜生之流也不敢再公开叫嚣反共了。
这张小刊物也和《救亡日报》一样，撰稿不付稿费，只是由于销路很好，所以一周可以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姚溱和方行是《消息》的发起人和主持者，但他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张小刊物是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绅士资助了“一根大条”（黄金十两）而办起来的。
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遇难，上海文化界表示十分悲痛，《消息》发表了遇难情况和挽联。夏丐尊先生去世，《消息》也辟了一个悼念专栏。
《消息》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创刊，至五月二十七日被查封，一共出了十四期，历时一个半月，寿命比《建国日报》长得多，除了这是一株“小草”，不太引人注意之外，可能是我们刊登了黄炎培、朱学范的题词也有一点关系。
《消息》被禁之后，像农民失去了土地，于是我只能换了一个黎纬北的笔名，在姜椿芳、林淡秋等办的《时代》上写文章，从一九四六年四五月到同年九月，我大概写过约二十篇杂文和评论，从七月起，几乎每周都写一篇。
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是很不平静的时期，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接连屠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上海文化界人士响应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抗议，一再掀起了反对法西斯特务残杀民主人士的抗议运动。在文化界，由于重庆的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陆续回到了上海，他们也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重新建立了戏剧、电影的阵地，话剧界演出了《捉鬼传》、《升官图》，电影方面则由蔡叔厚、任宗德、夏云瑚三人合股，创办了“昆仑电影公司”。我当时已经得到恩来同志的同意，于七月中旬到了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所以昆仑公司的事主要由阳翰笙同志负责。
十月初，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并悍然下令召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已成定局，中共驻各地代表团准备撤退。这时，恩来同志又给了我一个任务，因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和散处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界人士及爱国侨领们失去了联系，所以要我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慰问、致意，并把国内战事形势和我们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向侨领和文化界传达。这样，我就在十月十日从南京回到上海。
在我准备去新加坡之前，发生了一件趣事，记下来作为这一段回忆的结尾。
十月十七日上午，我和乔冠华、龚澎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去见恩来同志，因为他们也决定在代表团撤退后去香港工作。恩来同志是九月十二日左右回到上海的，一连几天，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向他们揭露了国民党重新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表示了中共必能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的信心，并安排了代表团撤退后的工作。我们谈到中午，打算告别的时候，恩来同志颇有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见面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提出，我替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闸蟹。我们当然十分高兴，于是恩来同志就和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和我一起到高长兴去吃蟹饮酒，这天恩来同志兴致很好，一口气吃了五只螃蟹。一九八二年我到上海去参观已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思南路周公馆，在保管着的有关情报档案中，偶然看到了下记的一段特务向市公安局的报告：查于今日（十月十七日）下午一时零八分，周恩来偕不知姓名之男子三人及女子一人（并非邓颖超）乘自备汽车第一七三六○号，向北开去，迨开过复兴中路时，中统局人员四人（其中一人姓张，不知其名）亦乘用昨日之汽车（惟将旧车照第二六六五号另换为一二一九三号）跟踪前往，惟于二时左右行经福州路天蟾舞台附近，又被周恩来发觉，即下车质问并欲令中统局人员同至吴市长处判断，惟中统局人员坚决否认为党部人员，并称乃系普通百姓，周氏无法，乃即登车而去。
下面是“谨呈副局长俞、局长宣、分局长赵佩瑾。”具报人是：“第二股股长赵其秋，第二股股员洪大勋”。这件事很有一点喜剧性，它说明了当时反动派对中共驻沪办事处监视之严，也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在敌人心目中的威严，和这批特务的懦怯与无耻。
我为了安顿随同《新华日报》同人回到上海的家属，在静安寺路重华新村租了两间房子和胡绳夫妇合住；然后，于十月三十日和潘汉年一起，飞抵香港，当时，正是英国重新接管新加坡时期，所以要拿到入境证非常困难，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才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和陆浮乘船经西贡抵新加坡。说也很巧，也正是这一天，中共中央撤出了延安。因此，当天晚上，《南侨日报》总编辑胡愈之同志就要我写了一篇关于我军撤出延安后的国内形势的时事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