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交交谊最深的朋友。孟郊《劝友》诗：“至白涅不缁，至交谈不疑。”
故交亦称“故旧”、“旧交”、“旧友”、“旧人”，泛指有交情的老朋友。
杜苟鹤《山中喜与故交宿话》诗：“山中深夜坐，海内故交稀。”
古代交友称谓
何谓朋友？古人云：“同门(师)曰朋，同志曰友。”古人有许多称谓来表达彼此间的关系。
布衣之交普通老百姓相交的朋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有：
“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
刎颈之交那怕砍头也不变心的朋友。《廉颇蔺相如列传》里有：“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句。“刎颈之交”亦可谓“生死之交”。
莫逆之交意谓彼此心志相通，情投意合。《庄子·大宗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杆臼之交杵，舂米的木棒，臼，石臼。指交友不嫌贫贱，亦称为“杵臼交”。语本《后汉书·吴祜传》：“时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韦占赁舂，祜与语大惊，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间。”
车笠之交《太平御览》引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意亲好合，即脱头上巾，解要(腰)间五尺刀以与之为交，拜亲跪妻，定交有礼。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卿当下。”这种朋友，不以贵贱而异，友谊深厚。
忘年之交年岁差别大，行辈不同而交情深厚的朋友。《南史·何逊传》：
“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
竹马之交小时候就相好结交的朋友。《后汉书·郭及传》里写道：“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儿童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唐杜牧《杜秋娘》诗有云：“渐抛竹马剧，稍出舞鸡奇”，形容小儿时天真无邪、亲呢嬉戏之状。
在《鸡鸣偶记》中，古人把朋友分成四类：“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
“青眼”典故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傲然处世，放荡不羁，不拘礼俗。
在那乱世之秋，他不轻易品评别人的善恶，而是用“青白眼”来目视他所喜欢或厌恶的人。对于那些崇尚虚伪礼法的达官贵人，他从不正视，现出白眼。他母亲去世时，嵇喜按着虚伪的礼俗前去吊丧，阮籍讨厌他，于是，以白眼相视，弄得嵇喜悻悻而归。嵇喜的弟弟嵇康闻听此事后，便抱着琴去拜见阮籍，阮籍非常高兴，以青眼(即黑眼)正视。由此，后来人们就用“青眼”、“青睐”、“青盼”、“垂青”来表示对人喜爱或器重。诗人杜甫在《短歌行》中的“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一句，就用的是这一典故。
古人交友有学问
我国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注意交友。明朝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指出，交友要分辨畏友、密友、昵友、贼友。
在道义上互相砥砺，有了过错互相规劝，这是畏友；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候，都可以相处得好，生死关头，也可以作为依靠，这是密友；言语像糖一样可口，东游西逛、形影不离，这是昵友；见利益互相争夺，遇到祸患互相倾轧，这是贼友。
古人很珍视“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的：“畏友”的情谊，这个优良传统应该继承。
与“畏友”意思相近，古人还有“诤友”一说。
据《辞源》解释，“诤友”就是“能直言规谏的朋友”，《说文·言部》：
“诤，止也。从言，争声。”徐锴注：“《孝经》云：‘君有诤臣，不失其天下。’谓能止其失也。”因为谏诤必有争论，则“争声”实亦兼义。《说苑·臣术》：“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说得更为深刻，并足以证“诤”的重要含义。“谏诤”或“诤谏”虽常连称，但诤是重于谏的。“诤”字通“争”。《荀子·臣道》即作“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净而不听，竟以身殉，更可以证“诤”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生命。孔子说：“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其实是“诤”，不是“谏”。所以《荀子·臣术》又说：“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
古人不但有争友，还有争臣、争子。君有过，臣不争，即为不忠；父有过，子不争，即为不孝。古人谏君，乃至“面折廷争”。包拯因为皇帝国戚张尧佐兼职大多，力谏仁宗，甚至“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曲洧旧闻》卷一)，更为人所骇然，所艳称。
当然，听者更要有雅量。从谏如流，闻过即改，相互配合，择善而从。
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那么，诤友就是益友，不但要虚心听取，更要主动接近。
名片谈古
名片是通姓名用的卡片，古人把自己的姓名、籍贯、官爵和要说的事项刺在削好的竹片上或写在纸上，叫“谒”，或“名帖”。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刘邦引兵经过陈留，郦食其“踵军门上谒”，要见刘邦。使者进去通报，刘邦正在洗脚，问是什么样的人，使者说是儒生。刘邦答复：“没有空见儒生，”使者出来传达，郦生嗔目按敛叱使者曰：
“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复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高阳酒徒也’！”刘邦于是裸足杖矛请郦食其进来。
汉末名片称为刺，例见《后汉书·祢衡传》，建安初，(祢衡)来游许下，始达颍川，怀里藏着一条名片，到了以后没有适合投送名片的地方，一直到名片上刺的字磨损消失。
唐、宋以后，“名帖”的使用相当盛行。学生、下级属吏拜谒老师和上级，都得先投递“名帖”，然后方能谒见。有的“名帖”是用高级的纸或绫制作，只限于官场和名人之间使用，一般贫寒的老百姓则与此无缘。
现代的名片一般是白色的小纸片，上面印刷有：单位全称、本人职务、姓名、单位住址、电话号码、电报挂号等。
名片上附着许多字的，要数近人蔡尔康片，其右上角为四品衔工部主事，奏保经济特科，公举优行恩贡生。历办，《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国、广学会正翻译。
中间为震旦江苏上海蔡尔康、字子弗，号紫黻，晚号支佛，外号铸铁庵主，缕馨仙史。清帝逊位后，改号采芝翁。左下角为世居老北门内西穿星街九十九号，通讯处，老西门外敦润里二十五号。
背面还罗列着他的着作10余种，累赘近200字，简直是一份履历表，可谓标新立异。
对循例投刺拜客也很反感，他在《四友斋丛说》里讲到自己拜客到人门前的心情时说：“余以为立马人家门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人，此有何意哉！”这种反常心理很有代表性，说明虚应故事的投刺拜客是多么让人头疼。俞弁《山樵暇语》在谈到士风变化对特别举出何良俊说的话，评道：“士风之偷簿，于此可慨。”并抄录下一首嘲讽投刺“虚礼”
的诗：“一刺来投一刺还，交情一日遍长安，直须不作虚文事、可使离群出世间。”
从名片的使用上还可以看到明清交际场上普遍存在的钻营巴结、暗通关节等丑恶现象，一些趋炎附势的人为了讨好权贵，想尽办法，甚至在名片上做文章。据《啸虹笔记》载，明代有个姓茅的官僚，为了巴结权贵严嵩、“每谒严嵩，用赤金镂姓名缝红绫作柬，嵩以为尊之也。”又据朱国帧《涌幢小品》记载，“张(居正)江陵盛时，谄之者名帖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然不以为非也。”张居正夺情秉政期间，“门生上谒者多用白刺，以示亲昵”。因为张居正“不能贿赂，独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显然，这是一种投其所好的献媚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贿赂，完全可以达到巴结讨好的目的。由此可见，茅氏一类献媚者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对于这类曲意逢迎的人，清官海瑞是很为警惕，并且一概拒之的。据《迪吉录》记载：“海瑞为南冢宰，有币物为贺者，皆不受，名纸用红帖者，亦以为侈而恶之。”这就比张居正高了一筹，既不受礼，也不吃拍。明清时，利用投刺拜客之机拉关系、钻营投机的情、况，在社会上是很普遍的。有一首都门竹枝词对此做了揭露，“大字职名笔画工，门前投递纸鲜红。都镌拜客无他用，关节曾防暗里通。”可见在那些身带制作考究的名片到处“投刺”拜客的人中，有不少是暗通关节者。
明清时，使用名片有不少讲究，反映出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存在着尊卑等级关系。位尊者为了显出高人一头，使用名片也要与众不同。如王世贞《觚不觚录》说，“亲王投刺，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体至尊也。”
人们只要一看名片上写的“王”字或别号，就知道是亲王尊驾到了。又如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载：“前明门状名纸，皆用白者，通籍后遇元旦贺寿用红，位尊则平时皆用红矣。今时初入泮尚用白柬，过此全然用红，而山人、布衣、墨客、恬然用之。”按照礼法，位尊者才可用红名片，山人者流“恬然用之”是不合法礼的，只有“入伴(学宫)”以后成了新贵，使用红名片才算名正言顺。又据黄长霖《惺浞斋文钞》载：“京俗入词林者，凡座师房师，及朝殿复试，阅卷大臣，例执弟子礼，位尊者或投三四刺始获见。”
看来要拜谒位尊者；必须很有耐心才是。总之，位尊者为了摆尊贵的架子，连名片的称谓、颜色、投递次数都有研究，都要显出尊贵的身份来。
名片使用上还有些讲究反映出官场上重资格的风气。例如朱克敬《瞑庵二识》记载，翰林最重前辈，新点的翰林，馆选后要“遗馆人遍投刺于诸前辈，谓之‘大拜’。越日具三白刺，携红毡登门，躬诣阍人投刺，谓之‘求面’”，有了这种“大拜”和“求面”的规矩，翰林前后辈的资格就很分明了。又如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记载：“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常拜见，执初惟谨。”可见，不只是翰林重资格，讲究投刺的规矩，其他不少官署的官吏也都有谨尊前辈的投刺拜谒之礼。
名片还曾和国家政治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从它的使用上可以看到封建专制政府对人们结社活动的限制。据福格《听雨丛谈》记载：“自明末尚声气，远在千里，曾无半面，称社称盟。”这是说，明末全国各地的政治结社，以互通写有“社”“盟”字样的名片，联成一气。清初仍沿明末结社风气，但很快被清政府明令禁止。据王士祯《分甘余话》记载，“顺治末，社事甚盛，京师衣冠人士辐辏之地，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来“部议有禁”，名片上遂不再写“社盟”字样，而一律写不伦不类的“年家眷”几个字(按规矩：亲戚写眷，同年子弟写年家)。因而有人做“口号”讽刺这种情况说：“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亦可一笑也。”
名片的使用，还反映出明清时民间交际的一些礼俗，如《清稗类钞》记载，光宣年间，谁家有丧事，则在自己的名片四周圈上黑框，或在姓的左角写“制”字，期服以外之丧，则在姓的左角书“期”字。以此向别人表示自己有丧事在身。已嫁妇女的名片上，辄增夫家姓氏”以表示自己已有了婆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小小的名片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明清时社会交际中的多方面的情况。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即此(名片)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观世凤也。”最近几年名片已广泛使用，这说明社交的频繁和生活范围的扩大。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乃魏晋之际名士风度之谓也，亦称魏晋风流。它作为门阀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已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直任诞而风流自赏。据《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们研究“容止”，提倡“雅量”，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世说新语》载，顾雍集僚属下围棋，得儿死讯，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而神色不变。另外，他们言词高妙，精神超俗，“托怀玄胜，远咏庄老”、“以清谈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魏晋风度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三是清谈误国。据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甚至脱衣裸体于屋中，人见而嗤之，他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他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然而，若进行历史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魏晋风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它与东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念一脉相通；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学潮流相辅相成。在药、酒、姿容、玄谈的外在表象后面，蕴含着对自身价值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漂亮的形式（咨容飘逸)和内在的精神(智慧和忧伤)的结合，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型。
在哲学上，玄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危机，魏晋玄学是东汉以来思想和社会历程的必然结果，确有一个过程。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大开杀戒，在整整100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探索人生变幻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反映到文学上毕竟要迟一步。实际上，从东汉和帝时代开始，外戚和宦官相互屠戮，直至魏晋的大杀名士，社会上刃血横飞，而在观念意识领域内，则开始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曹操的“尚通脱”，“不忠不孝也不要紧”，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思想地位，却使社会的思想观念的面貌有所改观。
从此时开始到唐五代，人们的思想并不为儒家思想所囿，就是这一解放运动的功劳。而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的深远。当然，在人格实践上，魏晋风度所及，也确实带来弊病：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阮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正如鲁迅所指：“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的尊读书，就有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很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药)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至于说到清谈误国，清谈，那是时代的产物，是在魏晋玄学盛行的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认识它，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封禅”概说
封禅，是中国古时候统治者举行的一种祀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就是祭天地。
封禅产生于什么时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
里认为，封禅产生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无怀氏曾封泰山，禅云云山。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诸侯后，想举行封禅，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知名的有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经管仲劝说，齐桓公才停止封禅。马端临则认为“七十二家”的说法，是“陋儒之见”，“诗书所不载，非事实”，所以他在《文献通考》中叙封禅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我们且不说七十二家封禅是否确有其事，封禅思想产生很早是无疑的，至少不晚于齐桓公时。封禅起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封禅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欺骗、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