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寓治道，它可以通过道德感召的力量来正人心、定风俗、别亲疏、序民人，故而以礼治国一直被传统理论认为是王道仁政的体现，也受到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的重视，它和刑政一起，共同组成了传统的两手统治策略：一手高揭礼治的旗帜，以礼示之天下，使“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一手挥舞刑政的大棒，以暴力的手段，来维护统治。但话又说回来，虽然礼乐主要体现统治者的等级统治观念，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对广大下层百姓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然而无可否认，它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礼治，显然提高了华夏民族的文明素养，造就出中国自古以来即被誉为“礼义之邦”的形象；其次，作为一种全社会所遵循的基本规范来说，礼虽然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统治的烙印，对每个社会成员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但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人类社会不依靠这些不尽合理的规矩，是无法取得进步的。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做到每一项政策、规范都完全合理的，因此，对礼也不能过于苛求。
礼贤下士
春秋以来，奴隶制度全面动摇，奴隶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全面崩溃，诸侯欺侮周天子，卿大夫侵陵诸侯，家臣控制卿大夫，整个奴隶社会清楚有序的等级阶梯轰然倒坍，维系这一等级阶梯的礼制也同时呈现出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使社会成员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了交叉混淆，一部分原先的贵族破落成了平民，一部分平民则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上层社会。这样一种人员的对流，就引起了文化的对流，原先为贵族垄断的所谓“学在官府”的文化知识(其中当然也包括礼仪)，因之不断向下层流布，而这种社会文化大对流的汇聚点则在于私学。
圣人孔子是私学的倡导者和兴办者。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学校的大门，只要你能交出十条干肉，就可入学，成为孔门弟子。孔子前后收徒达三千人，得意门徒则有七十二人。在这七十二人中，我们看到，其中有农、有商、有贵族，基本涵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私学中传授的知识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中礼、乐是最莺要的内容。学校是当时社会上重要的习礼场所，着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孟子小的时候，家住在墓地边上，孟子就常常学着挖坑造墓，孟母见了，说：“此地不适合我儿子住。”孟母把家搬到了集市边，孟子又学着生意人的样子吆喝叫卖，孟母又说：“此地也不适合我儿子住。”孟母把家搬到了学校边上，孟子就学着学生们的样子，在地上摆设土块当祭器，并模仿揖让进退的礼仪。孟母于是十分高兴地说：“这才是我儿子住的地方！”从此定居下来。
孟子长大后果然就成了一名精通礼乐的儒学大师。
在孔子之后，墨子、孟子等教育大师，也无不收徒授课，弟子动辄数百人。正是由于私学的兴盛，也正是由于私学收徒不受社会身份等级高低等的限制，就使得以前的“礼不下庶人”
的规定成为一纸具文，礼开始从庙堂之上向草泽底下流布。它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成为全社会的共有财产，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进而促成了全社会遵礼、守礼、重礼、行礼的良好风尚的养成。
经过孔孟弟子及其他一些儒学大师的努力，到了战国时期，寄托着儒家礼乐王政的政治理想的三部礼学专着：《周礼》、《札记》、《仪礼》成书并面世了。它们不仅记载了周代礼仪制度的一些内容，也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制定礼仪制度的基本参照物，由此，它们并被尊为“礼经”。
按照“三礼”的说法，古代礼制的内容被归纳为五大方面：一是用于祭祀的吉礼，二是用于丧葬的凶礼，三是用于军事的军礼，四是用于接待使臣、宾客的宾礼，五是用于朝会、燕飨、册命、乡饮酒礼、婚嫁等方面的嘉礼，此即所谓“五礼”之说。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礼仪，编写礼书，也都按照“五礼”的体例进行。它们组成了中国古代礼制的最重要内容。
封建礼制的确立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对流，礼制逐步向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各方面全面渗透。
但这一进程在秦始皇时被粗暴地打断。史书上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儒家所倡导的礼乐王政之说被抛在一边。秦王朝短命而亡后，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便面临着法灭礼坏的混乱局面，汉王朝急需整顿社会秩序，重新树立统治者的权威，以稳定。
新生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单纯采用秦王朝以法治国的统治策略，靠大棒来威吓、镇压，显然是难以奏效的，秦王朝已有前车之鉴。要想长治久安，只有重拾礼治的旗帜，并将它和刑政有效地结合起来，软硬兼施，才能渡过难关。在《汉书·叔孙通传》中，记载了汉初恢复礼治的一段有趣的过程。
汉高祖刘邦，本是丰、沛间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社会地位极其低贱。他的从龙功臣，也多出身于三教九流，基本上都属于社会下层的劳动者。汉王朝建立后，每次朝会群臣，这些不知礼法为何物的粗人，在朝堂上依然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说笑，相互嘲谑；喝醉之后，就更不像话了，有的大呼小叫，有的痛哭狂笑，甚至还有的拔出剑来，乱砍朝堂上的柱子，大殿上乱哄哄的，一点规矩都没有。做了皇帝后的刘邦，很快就感到忍受不了啦，他感觉不到皇帝的脸面何在、尊严何在，于是，他就让儒生叔孙通制定朝仪。公元前2001年，正值长乐新宫建成，刘邦便乘机推出了这套朝仪。在群臣朝贺的那一天，天刚破晓，朝堂两侧已布满了卫士，手持刀枪，旗帜飘扬，气氛庄严而肃穆。礼官引导群臣依官位高低相次进入宫内，文东武西，分列于殿陛两侧。然后刘邦乘辇升殿，左右侍臣高声传报，群臣逐班觐见。慑于这种威严庄重的气氛，所有的人莫不震恐肃敬，没有任何人敢大声喧哗。礼毕赐宴，群臣按班次棒杯上寿，也没有人敢再胡乱多喝，酒斟九遍即罢酒，宴会结束。而对这沉闷乏味的场面，刘邦却十分高兴，他不无得意地宣称：“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
正是由于礼仪制度所特具的对巩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重要作用，自汉而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莫不重视利用礼仪制度，来稳定社会秩序，强化统治。如汉代宣称：“以孝治天下”；汉宣帝说汉家治国方略是“以霸王道杂之”；董仲舒倡言“三纲五常”；宋明理学宣言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延，封建制度的日趋腐败和没落，封建统治者对于礼仪制度愈趋重视并不断强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使礼仪制度一直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始终。
封建礼制的特点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礼仪制度演变过程中，它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
其一，封建礼仪制度越来越趋向正规化和制度化。从秦汉时期直到清朝灭亡，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使礼乐程式正规化，都设置有专门管理礼乐的行政机关。在各代中央政府机构中，基本上都设有掌管祭祀礼仪的太常、掌管赞相礼仪的光禄勋、掌管外事礼仪的大鸿胪，它们构成了封建国家主要的礼乐行政业务机关。隋唐以后所设立的尚书六部中的礼部，也是这类性质的机构，只不过它的地位更高，工作范围更广，除统领全国的礼乐行政工作之外，还主管文教方面的工作。另外，由于礼乐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程式又很复杂，所以在中央其他政府机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中，也都设有相应的机构和专门负责礼乐工作的专职人员。此外，封建国家还利用国家监察机关来监督礼乐工作的执行。这些情况表明了礼乐工作已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经常性的要政。
其二，礼乐程式更为烦琐、内容更为芜杂。打开历代记录典章制度的志书，其所占分量最重的必然是礼志，这已成为封建史书的一大特点。至于其仪式的烦琐，我们可用清代乾隆皇帝所举行的一次郊天礼为例。清代祭天的仪式在天坛举行，天坛的圜丘分为三层，下层正位祀昊天上帝，两旁列有陪祀的祖考；上面两层列有各种从祀的神祗。按照各神祗的地位尊卑，分别安放数量不同的祭品、祭器。这一切工作准备好之后，皇帝动用最高规格的仪仗，即由上万人组成的大驾卤簿，在祭祀正日的前一天到达天坛。皇帝亲自检查圜丘的神位，侍从官员分头检查祭品和祭祀用的牲畜，一切停当之后，进驻斋宫，素食沐浴。到正日祭祀时，皇帝和所有的从祭人员都要穿上规定的祭服，赴坛盥洗、上香、奠玉帛、行三献礼、奏乐舞、饮福酒、受胙肉，最后焚柴告天，然后礼成。
其三，礼乐内容更趋消极。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不断加强，对突出并维护皇帝独尊地位的礼仪内容历代都续有增加，规定也越来越趋繁细，以显示皇帝的绝对权威。统治阶级内部的其它各等级，所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划分得也更为明确，轻易不得逾越，否则就是“僭越”，就是“犯上作乱”，是要“杀无赦”的。就以服装的颜色来说，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其他任何人都不得使用，哪怕你是皇帝的亲弟弟都不行。如清朝灭亡后，溥仪的弟弟溥杰衣袖里用了明黄色，就遭到了已“逊位”多年的溥仪的厉声斥责；又如奴仆贱役规定着黑衫青衣，由此这种服色就成了奴婢的代名词。西晋亡国皇帝晋怀帝做了俘虏后，被勒令青衣行酒，就被晋人视之为一件难以启齿的极大的羞辱。礼仪制度的渐趋消极，不仅体现在它被刻意用来维护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还在于它给了特权阶层以极大的便利而百般歧视普通人民的权利。如家庭中的婆媳关系，早期的礼制对婆媳双方都有所约束，所谓“姑慈而从，妇听而婉”，要求婆婆慈仁，媳妇恭顺，但到了东汉时班昭所作的《女诫》中，就片面地提出了“曲从”的主张，意即婆婆即使错了，媳妇也只能顺从，不可分辨什么是非曲直。所以，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那位无辜的媳妇刘兰芝，再怎么知礼、能干，只因蛮横无理的婆婆小不满意，便不得不被休弃，最终自尽而死。封建礼法中的这种不合理性，时代愈后就愈益严重，愈益背离人性，愈益剥夺幼者、卑者的权利，带给普通人民更多的迫害和灾难。
最后，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礼制的重视和大力推行，礼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度更深更广。
自春秋时礼学下移之后，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也接触到礼仪，礼也成了他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标准。同时，广大人民也从各个方面丰富了礼的内容，使之具有了不少的积极因素。
在封建社会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接受礼的约束，依礼行事，在家庭中有父子之礼、兄弟之礼、夫妇之礼、婆媳之礼，在社会交往中有朋友之礼、师生之礼、尊老之礼、邻里之礼；饮食有饮食之礼；服饰有服饰之礼；居处有居处之礼；乘车有乘车之礼；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有冠礼、婚礼、丧礼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君臣之礼、朝觐之礼等；国家的各项典章制度也各有各的礼。
可以这么说，礼无所不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到处都可以看到礼的踪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中国为“礼义之邦”，绝非什么夸大之词。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今天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古代的礼制，虽然有不少消极的内容，但也有不少积极的东西，这些积极的因素，是我们民族几千年发展历程中积淀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对此，我们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科学地加以利用，相信这必将会对提高我们民族的文明程度，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素质，起到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