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于立群的翰墨情谊，在抗战之初已经建立。那一年在武汉，郭沫若见年轻有为的于立群，不仅擅长演戏，还能书写一手颜体大字，敬佩不已。大家还在一块写了几天颜体大字。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还记述了他们在香港练字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工作繁忙，只在余暇之际与立群一起临池挥毫。一九六三年的一个春夜，于立群兴致勃勃地用汉隶书录毛主席“万方乐奏有于阗”诗句，不慎将第三字书为“春”字，准备废弃重书。文思敏捷的郭沫若接过于立群手中的那张纸，重新铺在案上，也用隶书奏成一副四言联句：“万方春色，千顷湖光。”据说，郭沫若的一个老朋友见到这幅珠联璧合的作品后，又在联文下各加了三个字，成了一幅七言对，上联变成“万方春色情中注”；下联变成“千顷湖光笔端流”。赞赏了郭沫若于立群夫妇的翰墨缘情。
更为有趣的是郭沫若为于立群书赠联句一事。那是一九六五年的“三八”节之夜，郭沫若为庆祝妇女节，想送件礼品给于立群。夫妻之间，送什么好呢？郭沫若深知于立群喜爱颜体大字，便情不自禁地抓起大笔，饱蘸浓墨用颜体大字写了一副自撰联：“摧翻经石峪，压倒逍遥楼。”还用行书附了个跋，其中有这么两句：“立群同志喜作大字，戏以此联奉赠。”“经石峪”，相传为北齐书家所书的摩崖刻石，字大逾尺，气魄宏大，笔力劲健，在泰山经石峪。“逍遥楼”为颜真卿题书的三个楷书大字，字径一尺八寸。刻石原在广西桂林行春门城上的逍遥楼中。郭沫若所以撰写这联，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呢。原来，一九六一年的五月，郭沫若偕于立群游泰山期间，专程参观了经石峪刻石，于立群看后非常感慨地说，如此壮观的书法艺术，古人能写出来，今人为何不能呢？男人能写得出来，妇女又为何写不出呢？从此，她专门练写超过一尺以上的“大”字。郭沫若也经常指导她如何掌握写“大”字时的字形结构和运笔、用墨的要领。三年后，她竟能操起四斤多重的大笔，任意挥写字径逾六尺以上的隶书和楷书。时夜，于立群同志正在书写“不爱红妆爱武装”颜体大幅。郭沫若见景生情，就写了这副对联。一者互勉学书要有超越古人的气魄；更主要是对于立群的学书精神及其书艺的赞赏。尤其是跋中的一个“戏”字，将夫妻之间的书艺情趣，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国古代的女书法家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古代出了不少善书的女子。如前面介绍过的卫夫人等。
然而，卫夫人并不是我国古代书坛上仅有的女明星。在她前的先秦时期，有鲁国秋胡的妻子；东汉末年又出了个才女蔡文姬。据刘向《列女传》载，秋胡纳妻五日，“随牒远仕”，外出五年。妻在家浴蚕采桑，闲暇中创“雕虫篆”也称“战笔书”。“其体遒律，垂画纤长，旋绕屈曲，有若虫形。其状则玄鸟优游，落花散漫矣。”(《十八书体书》)唐人韦续称其为“虫书”(《墨薮》)。蔡文姬是大书法家蔡邕之女，名琰，她知书识礼，但身世却很悲凉。
“兴平中乱，没于南匈奴”，后来被曹操赎回。其书礼法拘性，温润柔和；方圆自穷，笔笔送力到底。尤其是《胡笳引》自书十八章，极可贵。
唐代女子多善书。如唐豫章武宁(今江西武宁)人吴彩鸾。她是一个神话色彩的人物，据说她自称是“西山吴真君之女”。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年)，在一次中秋妇女踏歌歌场上，进士文萧遇见了她，心中非常爱慕。因她表露了自己是仙女的秘密，被“罚为民妻一纪(十年)”，就嫁给了文萧。据《宣和书谱》载：“萧拙于为生，彩鸾为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然不出一日间，能了十数万字，非人力可为也。钱囊羞涩，复一日书之，且所市不过前日之数。由是彩鸾《唐韵》世多得之。历十年，萧与彩鸾遂各乘一虎仙去。
”又：“《唐韵》字画虽小，宽绰有余，全不类世人笔，当于仙品中别有一种风气。”元王恽《书画目录》评曰：“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可及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唐韵》一册，有评者谓：《唐韵》字迹丰满浑厚，结字遒丽，点画生动，是小楷中的上乘之作。
唐代女书法家中要数武则天了。武则天(624-705年)，本名照，并州(今山西省)文水人。她是我国封建社会女中豪杰，既有雄才大略，又兼长诗文、书法。《宣和书谱》说她“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方庆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行书駸駸稍能，有丈夫胜气”。因她不欲夺人之好，在王方庆所献的原帖上“加宝饰锦缋，归还王氏”。此事做得漂亮，“人到于今称之”(窦蒙《述书赋》)。
她的传世作品有泰山摩崖刻石和圣历二年(699年)亲自撰文的《升仙太子碑》。《升仙太子碑》，行草书，结字谨严，草法规矩，点画圆转，粗细有度，章法疏朗，字字独立，犹如章草之章法。有大丈夫之气魄，为着名唐碑之一。有趣的是，武则天立帝后，自造了十九个字，如将自己的名“照”字造为“曌”，暗含她尤如日月当空，无微弗明，无远弗照。她还下令把以前的“死”字复活。如地、臣，说明她领有山川土地，并要求臣民对她忠心不二。她改“国”(“国”的繁体)为“国”颇有波折，更为有趣。
据《正字通》载：“有言国中或者，惑也，请以镇武。”又有人说象武氏被困。武则天大惊，故改成“国”，意在四面八方为国。说来亦巧，公元七○五年，宰相张柬之拥唐中宗李显复位后，真的把“造字家”困在上阳宫里！白居易的女儿白金銮也是位善书者，十岁能作书。开始，她瞒着家里人练习书法，一日，她把自己写的《北山移文》给家里人看，家人大为惊奇。后人评论她的书法得益于其父亲：用笔凝练，结字布局萧疏朗阔，宁静恬淡，怡人心目。
黄崇嘏是五代时的女书法家之一，其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美劲健。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她自幼作男子装。有一次，她被诬为失火犯下狱，黄作《下狱贡诗》呈献蜀相周痒。周得诗，对黄的才气及书法很是赏识，即让黄出狱，并荐举其为代理司户参军之职，黄处理政事公正敏捷，且风度翩翩，衙吏们无不畏服。周对黄的精明才干颇为爱重，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黄。黄作《辞蜀相妻女》诗一首辞婚。诗的最后二句这样写道：“慕府若容为坦腹(女婿)，愿天速变作男儿。”
周诘问明真情，深为惊叹。后来，明人徐文长专为她写了一出杂剧，题名《女状元》。
明代善书的女子，如贵州左布政马拯之妻邢慈静，书法宗李北海、卫夫人、管道升以及她的哥哥邢侗，笔势翩跹，妙丽而有姿致。后来，马拯死在任上，她扶柩携幼从二千里外的贵州返归山东故里，并写成《黔涂略》一书，追记途中坎坷困顿之若状，“文笔高古，存班惠姬之风”。又如金陵女子马守真，“琉璃之笔，字字风云”。据载，有一次，她受人欺侮，处境困迫，多亏文学家王雅登(字伯谷)给她解脱窘境。于是马对他感激不尽，曾一度希望委身于王，王未能同意。万历32年(1604年)，王七十初度，马专程从金陵到姑苏，设宴祝寿，歌舞达旦，为当时苏州一大盛事，也是书林中的一段趣话。
明末女书法家中值得一提的要数卞赛、李因、徐范等。卞赛，女道士，“工小楷，善画兰鼓琴”(《板桥杂记》)。据《梅村集》载，她晚年时，刺出舌血书《法华经》一部，且自序。
这在我国书法史上，也属罕见。李因出身贫寒，“积苔为纸，扫柿为书，帷萤为灯”，苦学成才。她与当时一般的青年女子不同，不喜欢用脂粉打扮自己，每有闲暇，读书写字，作诗绘画。时人说她的书法如同她的为人“无铅粉之饰”，如“晨露初桐”，又如“微云疏雨”
。《国朝画家笔录》称她的书画“极有笔力，无软弱态”。徐范，嘉兴人。据说她十三岁时能摹诸家书体，尤其是她缩临的《圣教序》“无一笔不肖，无一毫闺帏涩态”(《恬致堂集》)，后因瘫痪，鬻艺为生。一个残废女子，在等级森严、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能以书法自立，可见其奋斗精神和艺术造诣。
清代巾帼书家中的姜淑斋，小时候就有书名。朱彝尊在她的诗卷上这样称道：“三真六草写朝云，几股玉钗书，仿佛卫夫人，问何似当年右军？”她的书法所以“似当年右军”，是因为她“书“遍”双练《诘白的孰绢)裙”，是费了一番工夫的。道光、咸丰年间的张婉钏，书宗李北海，七十多岁还能为人作书。赵之谦“常师事之”。人们把这比之为“王羲之之后卫夫人”，足为书林佳话。清末的吴芝瑛其书宗晋唐，藏锋圆笔，寓刚于柔，风格遒隽，曾得到孝钦皇帝的常识。她与秋瑾十分友好，秋瑾东渡前，吴为她饯行于北京陶然亭。秋瑾被清廷迫害后，吴与徐寄尘女士为其治理后事，葬于西子湖畔，徐撰《鉴湖女侠秋瑾墓表》，吴书之。现在我们能看到吴芝瑛书法，除行书尺牍外，其楷书当以《墓表》为代表作，清劲飘洒，颖秀之气，扑人眉宇。
书法家爱起自号
自号，是自己取的称号，它不同于名字与别号，诨号。有些自号，寓意颇为深邃风趣。
有的借前人名句、格言。晋代葛洪(284-363年)，少好学，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练字诵习。其“‘天下云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海岳名言》)。晚年时取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句，自号“抱朴子”。寓守其本真，不为物欲所诱惑的为人之道。
北宋文同(1018～1070年)一生嗜竹，尝取唐李阳冰“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句，自号“笑笑先生”。苏舜钦(1008～1048年)，善草书，工行押，短章醉墨，传宝天下。因权势忌恨，流寓苏州，买水石筑亭，取孟子“沧浪之水兮，可以濯我缨”之意，榜之曰“沧浪亭”，自号“沧浪翁”，以示自己心境。
有的记录了书法家的治学精神。元代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杨维桢(1296～1370年)，早岁居吴山铁崖山楼攻读练字，五年不曾下楼，以辘轳传食，学有成，自号“铁崖”。清人吴熙载(1799～1870年)，“善各体书，兼工铁笔，邗(hán)上近无与偶”(《墨林今话》)，晚年不畏年迈力衰，向比其小十余岁的郑芹文学习绘事，以自号“晚学居士”自勉。
有些自号与主人所藏文物有关。清翁方纲(1733～1813年)，富藏书，因得苏东坡《天际乌云帖》墨迹，遂名其屋为“苏斋”，以“苏斋”自号。吴大澂(1835～1902年)因获古钟鼎“鼎”、“敦”，也以室名“青桐轩”自号。康熙年间的黄任，嗜砚成癖，辞官回家时将仅有的二千两银子买了十方古砚，自号“十砚老人”。近代吴昌硕得友人所赠无字古缶一尊，遂自号“老缶”；当代已故书画家张伯驹先生，收藏有唐代杜牧《张好好诗》手迹，自号“好好先生”。可见号主对所藏古文物的珍爱。有趣的是宋代欧阳修(1007～1072年)“六一居士”
一号。他在《六一居士传》中尝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老翁，于此五物间，岂不为‘六一’乎？
”
古代书法家中有不少隐居者，故也往往以隐居之处命其自号。南朝丹阳秣陵(今南京)人陶弘景(450～536年)，工草隶，行书尤妙，名闻迩遐。后辞官到句容句曲山(茅山)隐居。他说：
“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遂自号“华阳隐居”，又号“华阳陶隐居”。唐代婺洲金华人张志和(703～810年)，书迹狂逸，因亲老不仕，隐居江湖，尝渔钓于洞庭烟波，自号“烟波钓叟”。宋代邵雍(1011～1077年)，喜作大字，书迹严谨。屡受官，称疾不仕，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额其居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诸如北魏郑道昭(？～516年)的自号“中岳先生”，即隐居中岳山麓而名。这类自号反映了主人隐逸、闲适、淡泊的心绪。
也有的反映了书法家的艺术造就。如明代宋克(1327～1387年)，高启《南宫生传》说他少时练字，日费十纸。书出魏晋，深得钟、王之法，尤其章草，更得索靖、皇象这精髓，遂以书名天下，一时求书者接踵而至。因“患求者众，遂自閟(bì，闭口)于希家南宫里，自号‘南宫生’”。
还有的是利用汉字组合特点命其自号。如明代徐渭，将“渭”字拆成“水、田、月”三字，自号“水田月老人”。清代邓石如(1743～1805年)，尝居安徽怀宁集贤关皖山，“皖”字由“完”、“白”二字组成，故以“完白山人”自号，亦反映了邓氏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因怀乡之情取自号者尚有明末福建人张瑞图(？～1644年)其乡里有二股水流，经他家附近的双溪汇流晋江，为此自号“二水”。
此外，五代杨凝式(873～954年)的“癸巳人”，元代赵孟兆页(1254～1322年)的“甲寅人”，这是根据自己的生年来取自号。清代江苏仪征人阮元(1764～1849年)，则是按自己的官职取号。《揅经室集》说他生平博览群书，于书法倡《南北书派论》，认为北派则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对当时书法界的影响较大。
又有《北碑南帖论》，为晚清尊碑进行了有力的鼓吹。他曾从事图书刊印工作，又尝供职于掌管禁中图书秘书省。时人曾称该官职为“芸台”，遂自号“芸台”。明董其昌(1555～1636年)，性嗜洁净清远，尝自云：“虚室生白，吉祥止。”自号“思白”，寓洁身自好之意，这是按自己特性取号之一例。
其他，如清人张问陶(1764～1814年)，才情横溢，书法险劲近米芾，曾书擘窠大字，为人所珍(《墨林今话》)。因其状似猿，又是四川人，自号“蜀山老猿”。何绍基(1799～1873年)作书时悬肘执笔，若开强弓劲弩，取汉代飞将军李广蝯臂弯弓之义，自号“蝯叟”(“蝯”，“猿”之本字，俗作“蝯”)。宁斧成(1891～1966年)先生，自喻学识浅陋，年老体衰，无所用也，自号“老腐”、“老朽”。这类自号颇为幽默诙谐。又如姚华(1876～1930年)，一九二六年身患中风偏废症后，自号“姚风”，听来令人酸鼻。
古代书法家的诨号
诨号，指人姓名以外的绰号、外号，也叫诨名。诗坛上有用诨号来评价诗人的诗品与人品；书坛上也有用诨号来表达对书法家的爱慕或品评。诨号不是随便取的，就古代书法家的诨号而言，有的是反映书艺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如西汉末杜陵人陈遵的诨号“陈惊座”就是这么来的。据载：他善篆隶，“与人尺牍，主皆臧弆以为荣”、“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之‘陈惊座’”(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又如“东吴精”是唐张旭的外号。他工诗书，晓精楷法，尤其草书，连绵回绕，逸势奇状，有音乐的旋律感，有诗的激情和绘画的墨趣，为一代之冠。《唐书》本传曰：“后人论书，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时与李白诗，裴剑舞并称三绝。因张旭籍贯东吴(今苏州)，故时人称他为“东吴精”。
也有的是根据书法特点取的绰号。李阳冰的“笔虎”便是这样。李阳冰，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好学专注，潜心钻研篆书达三十年。把文字创造的本原蕴藏心胸，运用自如，无所阻滞。他写的小篆劲利豪爽，变化开阖；如风的飞行，雨的密集；力有万钧，如虎如龙，独步唐代。时人尊他为“笔虎”。
还有的是因为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而得的诨号。智永的“铁门限”即为一例。智永，南朝陈隋间僧，名法极，右军七世孙。他初励志，居永欣寺阁上临书，自誓曰：“书不成，不下此楼。”由于他有异乎寻常人的惊人毅力，果然学成。“微尚有道(汉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为时人推崇，求书者如市，门限穿穴，以铁皮裹之。“铁门限”即由此而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