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外号则取自书家的性格特征,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米颠”。据说他观看名人书画入迷时,往往情不自禁地发起“颠”来。有一次,宋徽宗命米芾用御案上的端砚书写一幅大条屏。
米芾书毕,即捧砚跪请曰:“此经臣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意思是请皇上把这方端砚赏赐给他。米芾果真获得了“御砚”,手舞足蹈地拜谢后,不顾砚中之墨,抱砚急步退出(《春渚记闻》)。又,芾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吐音清畅,所至人聚观之。再传,他每见奇形怪石,整衣冠拜之,呼之为兄,甚至抱石而睡。由于米芾性格豪放,举止颠狂,时人谓之“米颠”。诸如张旭的“颠张”、怀素的“醉素”、“醉僧”,都为根据性格特征取的号。
也有的诨名得自书法家书写的内容。如北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芳,《北史》说他书法精美,好钻研,尤对汉代石经颇有心得,常为庙宇书写经文,人们就送给他“刘石经”这个外号。
还有的诨号反映了书家对时政的态度。如华阴(今属陕西省)人杨凝式(873~954年),有文才,善书法。书学欧、颜而有超过之气。用笔奔放有力,结体奇异,有破方为圆,削繁就简之妙,自成风格。唐昭宗时为进士,历仕梁、唐、晋、汉、周,官至太子太保。后苦于政治动乱,佯狂自晦,以装疯、装病,心疾致仕。居洛阳,人号“杨风(疯)子”。
书法家得诨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诨号,寓庄于谐,雅俗共赏。如同其书法作品,在书坛上广为流传。
书法家改名的寓意
书法家中有不少因事而易名者,改名后其本名反被湮没。究其易名原委,颇有趣味。
文征明(1470~1559年),善真、行、草、隶,尤以小楷、行书最工。他原名壁,字征明,因文天祥弟文壁变节投元为耻乎,自四十二岁遂以字行。四十四岁后“壁”名不再使用。(清叶廷王官《欧波渔话》)有的书家易名,反映了主人于某时期对社会的态度。如沈尹默先生(1883~1971年),原名君默,为讽刺国民党政府不许百姓谈论国事,去“君”下之“口”,更名“尹默”。其实,他未沉默,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时,曾与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编辑《新青年》杂志,撰写了不少富有革命激情的新体诗,不仅开口了,而且还是呐喊。
书法家易名寓意也是多方面的,如鲁迅先生,他不仅是我国文坛上的一名主将,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愈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郭沫若《鲁迅诗稿序》)鲁迅本姓周名树人。
一九一八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用了鲁迅笔名,以其外祖家姓鲁合迅行之,寓疾速之意,鞭策自己更加勤逸,足见其志之高。又如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唐醉石先生(1885~1969年),原名源邺。他自幼爱石,每遇佳石,把玩不已,如醉如痴。曾自谓:“石是自然之物,虽不能语,然质坚挺,处劣境不卑不屈,却有自甘寂寞。”故易名“醉石”,以表心迹。
艺坛泰斗张大千先生(1899~1983年),童年时跟随母亲、兄长学习书画。后从日本回到上海,从学于南北二派大师李瑞清和曾农髯,兼收并蓄,融会二家之法。又上溯三代,下继五朝。对黄山谷的放纵体势尤能化神入境。故其书凝重、奇逸刚健,兼有南北而又能出新意的自家面貌。因他画名撼天下,书名一度被掩,实际上,他的书法与他的画同样具有精湛高超的艺术修养。他原名正权,二十一岁时,对佛学发生兴趣,到江苏松江禅定寺削发为僧,是时逸方丈给他取名“大千”。后来,他虽离开法门,但记录着他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大千”一名,着称于海内外,成为我国艺坛上一个不朽的名字。
更有趣的是,上海写牌匾出名的唐驼先生,是以其生理特征易名的。他初名宋衡,年幼习临欧阳询《九成宫》,寒暑无间。因不注意写字姿势,致使背部微曲。嗣后,人以驼呼之,他喜以驼应。
“不癖于此,必癖于彼”
癖,嗜好也。“不癖于此,必癖于彼。”(宋·王履《画楷序》)明末清初书法家郑(1622~1692年),字汝器,号谷口,寻求汉碑成癖。
他只要耳闻哪里有汉碑,即使跋山涉水,也要设法求得。据《江宁·上元县志》载:南京牛迹山六郎桥附近的茅君别院内,有块立于西汉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的汉碑,甚是珍贵。为了不让他人摹拓,主持院事的道士,将其藏于密室。郑谷口得知后,不畏艰难,登山求访,道士见他求知情切,态度诚恳,“破例”让他摹拓。据说他为访山东、河北汉碑,倾尽家资。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癖谷口翁,渡江搜访辨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他潜心研究碑上的书法,沉酣其中三十余年。故其书法“觉古趣可挹”,尤其是他的隶书,“朴而自古,拙而自奇”,被誉为“一时名手”(梁山献《评书帖》)。
清代印人汪启淑(1728~1799年),字慎仪,号秀峰,又号訒阉,安徽歙县人,侨寓杭州。家富藏书达数千种,尤酷嗜印章,凡金银、玉石、玛瑙、珊瑚、象牙、铜磁、水晶、或蜡黄、青田、昌化、寿山以及黄杨、檀香、竹根等各种质地印章,一经落眼,就被迷住,直至到手。据《清稗类钞》载,有一次,他在好友钱梅溪家,见一枚鼻纽古铜印,启乐不可支,当即求索此印。钱未应允。启淑不顾五尺男儿之躯,“扑通”跪在钱氏面前,久久不起,梅溪无可名状,只好笑而赠之。由于他对印章如醉如痴的追求,共集周秦至元明印章之数,为当时之冠,自称“印癖先生”。后来,他将这些藏印编选成印谱,达二十多种,为传扬我国的印学起了重要作用。
砚,也是书法家珍爱的宝物之一,为之倾倒成癖者,也大有人在。清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1683~1748年),善诗、书、画、篆刻外,好收藏,尤嗜砚台,遇有佳品,即使“典衣质裘”
,也在所不惜。共蓄砚千余方。金农(1687~1763年)更有意思。有人劝他积钱购田致富,他却拒之,并曰:“予平昔无他嗜好,唯与砚为友。”他背着祖传的砚台,游食四方,笔耘墨耨,以卖字画所得之钱搜购名砚。当他攒得一百零二方佳砚时,自谓“百二砚台富翁”。黄山谷为获龙尾名砚。居然在“陆不通车水不舟”的情况下,不畏艰险,步步穿云,越过重峦叠嶂,到“龙尾”搜罗美砚,还为后世留下《砚山行》名篇。苏东坡也是位“砚癖”,每得佳砚,不是作诗讴歌,便是为砚题铭作传,雅兴始终不衰。东坡还癖好竹子,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的名言。
古代书家中一身兼数癖者,要数米南宫。他既是“书画癖”,曾有“胁易名帖”的美谈。又是“砚癖”,有“捧砚跪请”的记载。还是“石癖”,有与石同睡的轶闻。此外,他还“好洁成癖”。有一次,米芾向好友曾祖夸耀说:“我购得一方稀世宝砚,旦夕摩娑,百年不厌。”曾祖道:“米公虽博识,但所得之物真赝如何?”米芾取砚请曾祖过目。曾悉知他爱洁如癖,随即洗手后接砚,米芾很是高兴,曾详视砚石,赞不绝口,并曰:“未知此砚发墨如何?”米芾忙叫左右取水以试。水未到,曾氏正兴浓,一时忘了米芾的忌讳,朝砚堂吐了口唾沫研磨起来。
米芾见状,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何前恭后倨?此砚已不洁,我存之何用?你取之!”曾以为米一时气恼,而米坚决不要,使曾后悔莫及,传为艺林佳话。好洁成癖者还有元代的倪瓒(1301~1374年)。他不仅绘画造诣高,书法“从隶入,辄在钟繇《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疏”(《徐文长集》)。名书上说他“盥濯不离手”。俗客来访勉强接待,客走必洗涤,传为佳话。更有趣的是,他每天叫书童把书斋四周的梧桐树刷洗一遍,还亲自站在一旁察看,直至树干洗净无垢,才放心离去。有人善意地嘲讽他为“倪迂”。
“迂”者,拘泥固执,不切实际。而倪瓒并不介意,依旧如此。
古代书法家的癖多姿多态。今日谈癖,或有志于事业者,或有利于文明建设者,成“癖”不足为怪;而对玩物丧志者,则嗤之以鼻。
常熟老人计告状赚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