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凤鸟书这类文字大都铸刻在兵器之上，尤以戈、剑为最多；其装饰部位，一般在戈兵的援部和胡部，剑的近格处或剑格上。多数的凤鸟书施用了错金的方法，使其更添光彩。凤鸟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而形成的。有的字是在笔画之外加上鸟形的装饰成份，有的则直接以鸟形或者鸟头、鸟足组成字的笔画，这种既似绘画又是文字的新字体，有浓厚的图案色彩，既美观又醒目。
它不仅装饰了器物，也起到了记事的作用，更美化了文字本身，已标志着一种新型字体的出现。它也表现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性。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宝库，是艺术领域中一宗可贵的遗产。
“飞白书”书家
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飞白”书体是一朵具有奇姿别趣的浪花。“飞白书”的特点是“垩帚成字”，垩者，白土也。后人释为石灰，或是。“垩帚成字”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想来，第一，帚梗硬粗糙，以之划线，丝丝露空，不似毛笔细柔，亦无圆润饱满之象。第二，帚大如箕，刷出之迹必不精细，作于壁上虽不失纵横挥洒之象，但乱头粗服，缺少丰富多变的提按顿挫技巧。第三，帚不如笔之圆挺。主毫副毫各司其职；它是扁平的，因而刷洒之迹，没有立体感。这既是对“帚字”效果的判断，也是对它的高级形态——飞白书在艺术上所呈现种种效果的测定。
由于留传下来的古人手迹极为罕见，加上历代书家的语焉不详，这一书体至今已濒临绝种，人们对它已十分生疏。
相传，“飞白”体为东汉书法大家蔡邕所创。书法史上也出现过几个颇有影响的飞白书家，在飞白书法史上有重要建树。
第一个是女皇武则天，她有一件飞白书作《升仙太子碑额》传世。笔画枯刷，颇有飞动之意，不失为此中的佳构杰制。历来论飞白书多以它为典范。蔡邕虽有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但没有作品，不睹风貌，于书法而言终是憾事；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额》可算是存世最早的飞白书迹了。
第二个是来自东瀛的和尚空海。在日本书法历史上，也只有他有善飞白书的记载并留存作品。他的飞白更多地摆脱了作为美术字的不利方面，而加重了书法笔意的追求，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
第三位是宋太宗赵光义。不但是宋太宗，赵氏皇帝数代均有以飞白书赐臣下的癖好。欧阳修谓：“太宗皇帝时诏求天下前世名山异迹，而尤好书法。赐御书飞白字，使藏焉。”其后的宋仁宗，欧阳修曾见其“御飞白”，苏轼、岳珂、汪珂玉、顾复亦屡屡论及，甚至仁宗还能以飞白书“便面”(即团扇），更是令人惊诧不已。
第四位是清代的张燕昌，精鉴古，有《飞白书录》，是第一次把蔡邕等人笔下的游戏变成真正的学术研究。此外，他还尝试以飞白书入印，今传有“翼”、“之”飞白印，诚然是中国篆刻史上的创新之举。
作为一种新体式、飞白书也有成功之处。蔡邕创制飞白时，是试图从纯粹赏玩的角度，对当时尚处于实用阶段的书法来一个观念上的变革。在那个时代，飞白书的出现是书法走向艺术觉醒的一个标志。但是这种赏玩的特征是美术化而非抒情化，它离书法真正渴望自身的抒情写意的审美特征还很遥远。因此，它的光芒闪烁了一下，就立刻为新的书法体势所取代。
“汉隶第一品”的最后发现者
“汉隶第一品”即《华山碑帖》，它的最后发现者是清末科秀才王靖澄，然而也是从他手中消失于人间的。
1912年深秋某日，时在陆军军官速成学堂读书的王靖澄从成都皇城外地摊边经过，忽然被铺在路边的一块旧蓝布上的三本碑帖所吸引。这王靖澄旧学根底深厚，对书法颇为爱好。当下停步只翻得几页，差点叫出声来：这不就是稀世之珍《华山碑帖》
么！华山碑全称《汉西岳华山庙碑》，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毁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地震，碑文传为祭邕书，清代学者朱彝尊评为“汉隶第一品”。碑石既毁，传世拓本亦只有三本半。一为商丘宋氏本，系宋拓，仅阙10字；一为华阴王氏本，系明拓，阙150字；一为四明范氏本，较华阴王氏本为后；此外还有一个残缺两帖的李文田本，系金冬心旧物。王靖澄反复考察纸质墨色及损泐诸字，断定手中捧的就是前三本名帖。忙向一位二十几岁的碑帖主人打听价钱。
那青年爽快地说，随便给几个钱就是，王靖澄把口袋中仅有的二十个大洋全数掏出，并询问三本碑帖从何得来。那青年告诉王靖澄，去年他回资州老家，遇一操湖北口音的新军排长，要拿几本旧碑帖卖给他，说这是前两天砍了脑壳的端大人收藏的东西，你随便给几个茶钱，让你捡个便宜。他被缠不过用四块大洋买了下来。如此一说，王靖澄更确信此非赝品。端方在清末满人大员中，以玩古董讲考据着称。
这次奉旨入川查办路事，这华山碑三帖，乃他平生爱不释手的珍品，也随带入川。不料一行才到资州，随同护卫的一标鄂军起义反正，就在天上宫营部将他两弟兄斩首祭旗！所带的几十挑苦心收罗的古玩字画，也就随之星散。王国维曾有一首《蜀道难》咏端方之死。其中专门述及其收藏的古玩有：“孤本精严华岳碑，千言漠训毛公鼎。”王靖澄无意中得此瑰宝，视若拱璧，秘不示人。每展玩观摩，都要净手焚香。抗战初期，为避空袭，王靖澄在成都西门外茶店子乡下筑一座青砖小楼，楼上仅几个平米，安一张书案，案上一紫檀木匣，匣中便放的是这三本《华山碑帖》。日来无事，便泡在小楼观赏碑帖，还特地给小楼题名“宝华阁”。一天清晨，有人高声呼叫：“王先生，你们家遭贼了！”他赶忙披衣，但见窗户被撬，紫檀木匣了无踪影。最后发现紫檀木匣被打开扔在草丛中，碑帖则被撕成碎片扔在粪坑里。生性豁达的王靖澄不禁捶胸顿足。流传千载被尊为“汉隶第一品”的海内孤本《华山碑帖》就这样被窃贼毁于成都西郊的一个粪坑里。
天下第一行书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谢安等41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一次盛大的风雅集会，流觞曲水，饮酒赋诗，51岁的王羲之于酒酣之时，用蚕茧纸、鼠须笔趁兴疾书，写下了《兰亭序》这篇传颂千古的名篇。全文共28行，324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势纵横，变化无穷，如有神助。
充分体现出行书起伏多变、节奏感强、形态多姿、点画相应的特点，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在章法、结果酡用笔上都达到行书艺术的高峰。其特点主要是：
天然的布白。《兰亭序》采取纵有行、横无列，行款紧凑，首尾呼应的布局形式。凡二十八行，行的疏密大致相等，偶有宽密。字与字之间，大小参差，不求划一，长短配合，错落有致。保存了起残时随手书写的自然姿态，颇得天然潇洒之美。
多变的结构。《兰亭序》的结构可以说极尽变化之能事，它不求平正，强调欹侧，不求对称，强调揖让，不求均匀，强调对比。结体或修长或浑圆，突破隶书扁平方正的形貌。特别是文中字有重复者，则转构别体，无一雷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二十个“之”字，写法个个不同，或平稳舒放，或藏峰收敛，或端整如楷，或流利似草，变化不一，尽态极妍。
变化多端的用笔。《兰亭序》的用笔，看似无法而万法悉备：笔画的提顿导送、使转运行具有上下起伏的节奏感，给人以浑然天成的感觉，如“日英”字，点画中以露锋入纸，凌空取逆势，而且取势快，笔意活泼生动，可谓笔画粗细并出而锋芒特见，如“阴”字；以勾、挑、牵丝来加强点画呼应，使点画之间脉络相通，意气流动，其牵丝带络，揖让挪移，则又气脉贯穿，俯仰有情，如“茂”字；线形多变，于不经意中，涤尽隶书逆入平出波发高的笔意，可谓入古出新，戛戛独造。
千年前的硬笔书法经卷在敦煌遗书普查中发现，敦煌藏经洞遗书中有不少古代硬笔书法写经，其时代跨度为1000多年前的中唐到北宋，数量在2万页左右，内容涉及文学作品、契卷书信、精帖杂文、佛经及其疏释等。自汉武帝设四郡据两关，打通丝绸之路以后，敦煌就逐渐形成了同西域和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第一大都会，随着也将西域于阗、突厥、回鹘、吐蕃等兄弟民族书写工具骨笔、木笔及竹笔和书写方法带到了敦煌，又传入中原。由于世道沧桑、战火不息等多种原因，据目前发现，只有敦煌石室藏经保存了大量原始珍贵硬笔书法的实物真迹。
在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近两万页硬笔书法经卷中，汉字书写本约占10％，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等民族文字的硬笔书法写本约占90％，这是一批重要的民族文献和民族古文字的书法遗产。
以前，硬笔书法被认为是近百年才流传中国的，敦煌遗书中硬笔书法写本的发现，填补了书法史上的空白，纠正了硬笔书法传入中国的年代。
足书
《酉阳杂俎》记载：“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双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未曾失落。书迹官楷，手书不如也。”这位乞儿不仅能写出很工正的楷书，而且别人用手写也不如他，可见足书技艺之高了。
传号称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的柳公权的成才，也与“足书者”有关。柳公权小时候字写得很糟，常因此受到父亲和先生的训斥。经过一年的苦练，小柳公权的字大有长进，于是，他便有点不知天外有天了。
一天柳公权和小伙伴正在老桑树下举行“书会”，这时走来一个卖豆腐脑的老头。柳公权得意地拿着自己刚写的字对老头说：“老爷爷，你看我写得棒不棒？”老人接过字一看，上面写着“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老人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说：“我看这字写得并不好，好像我的豆腐脑一样，软塌塌的没有筋骨。不值得在人前夸。”柳公权一听很不服气，硬要老人写几个字来看看。老人说：“我是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有人用脚都比你写的好得多，不信你到县城去看看。”
柳公权真的到县城去了。北街的大槐构上挂着一个白幌子，上书“字画汤”三个大字，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去一看，不禁呆住了。只见一个黑瘦的畸形老头，没有双臂，赤脚坐在地上，左脚压住纸，右脚夹住一支毛笔，挥洒自如、运笔如神地在书写对联，字迹龙飞凤舞，变化多端，博得了观众一阵阵喝彩。
柳公权回到家后，从此开始发愤努力了。后来，他终于成了我国第一流的大书法家。
武则天的书法艺术
武则天这位“武周”大帝，一生功过互见，费人评说。但就她的个人才干而言，历代史家倒是众口一辞地予以夸赞。
武则天的才干是多方面的，大的如治国、用人，小的如拟文、驯马。书法——在这位大政治家的诸多才干中，还只能算是雅玩后的一点副产。尽管如此。
她的书法成就在我国书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这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代女皇，而是因为她的书法在某种程度上全面地继承了王氏世系书风，又有其独特个性(即“丈夫气”）；同时，她所题写的“升仙太子之碑”六个大字，是我国书史上现今仅存的一件飞白书作品。
武则天的书风宗王氏之法，这在许多古文献中都提到。如《宣和书谱》载：“(武）后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家藏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有丈夫气。”《书林纪事》也说：“则天皇后武氏，好书，尝就王方庆求其家藏书迹，方庆上十一世祖导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书断》还曾明确指出：这二十八人中，有王方庆的“十代再从伯王羲之”、“九代三从伯王献之”等。
武则天爱王氏书法并非偶然，因为她一直迷信自己是仙人王子晋的后身。同时王氏书法自晋至唐，代有传人，倍受当时人推崇。
“五礼记碑”
“五礼记碑”是一座罕见的巨型古代石碑，在河北省大名县发现并修复。碑有三绝：一是再次发现唐代着名书法家柳公权真迹；二是柳公权真迹与宋徽宗赵佶御笔同刻于一石；三是碑体巨大，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重1403吨。
据《大名府府志》记载，“五礼记碑”原为唐代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的德政碑。唐开成五年(840年）何进滔去世，唐文宗李昂诏工部侍郎柳公权撰写碑文，由梁王司马元度篆刻，立碑于当时大名府(今大名县双台村）东宫门外。宋朝大观二年，徽宗赵佶下诏修编“五礼”，历时4年，修成《政和五礼新议》200卷：分别为“吉礼”、“凶礼”、“宾礼”、“嘉礼”和“军礼”，是当时的法律法规专着。赵佶为该书撰文作记，亲题碑额，故名“五礼记碑”，并诏左丞梁子美在当时大名府建碑立传。因大名是平原，一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碑石，故将何氏德政碑改刻为五礼记碑。碑的正面刻有赵佶御题“五礼之记”，两侧仍留有唐代柳公权的字迹，因此留下了集唐宋两朝书法于一石的“唐宋牌”。
王安石稀世墨宝
宋王安石《首楞严经旨要》卷，是一件保存完好、流传有绪的罕见珍品。
此卷，纸本(牙色笺），纵299厘米，横119厘米。开首书“大佛顶如来密因修多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旨要”是该经的内容摘要，这里不录。卷末有王安石识语：“余归钟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道原，名刘恕。卷后有牟血献、王蒙、项元汴等跋。本幅和题跋钤“大雅”、“赵子昂”、“陈寅之印”，及明项元汴、清曹溶、安岐等鉴藏印记。见于《珊瑚网书跋》、《吴氏书画记》、《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大观录》、《墨缘汇观》等书着录。现藏上海博物馆。
《首楞严经旨要》卷，用淡墨书写、字体修长、笔法清劲峭拔。起首数行多以楷书起之，书写工整，结体严谨。后面放开笔墨，发为行书，运笔流畅，不甚用意。前人对王安石的书法多有评述，苏轼云：“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米芾云：“文公学杨凝式，人少知之。”黄庭坚云，“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王安石的墨迹传世甚少，对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很难做出全面评论。仅从此卷来看，苏、米、黄诸家的评论，似有言过之意。这也许是由于历来书以人重之缘故吧。
此卷书写于元丰八年四月十一日，为王安石去世的前一年。元王蒙在跋中说：“荆公暮年深悟佛理，故特于是经提出而亲书之，所以深警禅学之士，岂复有心较世间之荣辱是非，及字划之工拙也哉。”明项元汴跋：“此卷是荆公手书楞严经旨要，视其所摘，乃深于宗教，由其积学累功所至，非寻常漫自抄写可拟。”元明人的跋语道出了王安石晚年潜心禅学。一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法家人物，到了晚年却对佛教感兴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此，《首楞严经旨要》卷，不仅是王安石的传世墨迹，而且对研究他晚年的思想也有一定价值。
宋体字的创始人
我国书法字体历代都是以书法创始人(或代表者）的姓名命名的。如柳公权书法称柳体，颜真卿的书法称颜体。唯有宋体字却以朝代命名，这是为什么呢？
宋体字的创始人是宋朝秦桧。秦桧，状元出身，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在书法上造诣很深，总结前人书法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宋体字。他早年为官，官声尚好。后来高宗时为相，迎合高宗偏安政策，镇压抗金将领，以莫须有罪名在风波亭害死岳飞父子，天怨人怒。于是他的字，人们由于厌恶他的人品、德行，就改称宋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