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没有陆这种机会自封状元，就通过强有势力的后台，对考官公开威吓，直到要到为止。唐文宗开成元年，高锴知贡举，考试开场了，一个叫裴思谦的人，拿着宦官头子仇士良的举荐信来向高锴要状元。仇士良虽然势焰熏天，高锴仍然感到受了侮辱，就当众把裴思谦训斥了一顿，赶他出考场。这裴思谦走时不但不知羞，不害怕，而且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明年打断了你脊梁拿状元。第二年，高锴果然又知贡举，上一年的事他记忆犹新，因此告诫手下的人，任何通关节的书信都不准收。不料，一个穿紫色衣服(按，唐代最高级的官员才能穿紫色衣服)的人带着仇士良的信来见高锴，说是仇士良推荐裴思谦做状元。高锴推辞说，状元已经有了，其他名次可以考虑。来人却非常强硬地说，仇士良一定要以裴思谦做今年的状元！高锴心里想，我去年已经当众把裴思谦臭骂了一顿，那就看看他还有没有脸来见我，便说：“那就让姓裴的来见我”。来人冷冷地一笑说：“我就是裴思谦，高大人还想像去年那样耍脾气？”高锴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一想，一手遮天的仇士良这样一而再地要状元，不能再顶下去了。这一榜，只好让裴思谦当了状元。高锴为保官位而屈从了仇士良，他那选才公正的清名，也就变成了看势送状元的臭名。
像仇士良这样仗势强行要状元、要进士的，历史上大有人在。明代中期的大宦官刘谨，在这一点上就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德三年的一次会试，刘瑾由于上一科推荐的几个人未被录取，这次就一下子开了五十个亲信、同乡等的名单，威逼考官们。软骨头的考官们为了保住乌纱帽，只好额外扩大名额，让那五十人全部榜上有名。
不过，有骨气的读书人也不少。唐代永泰二年的状元裴枢就是其一。有一年，他正要考进士，他姨父薛邑恰恰被任命为主考官，特地到他家里来说，你这次去应考，我一定让你登金榜。裴枢却回答说：“你知贡举，我就绝不参加考试。”他父母都责备他不识抬举，他更是坚定地回答说，我要“自抬自举”，靠别人提携，登上金榜也不光彩，果然，后来他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状元。
明代又有个王春卿，参加崇祯元年的会试，头两场考得很好，但发现房师(一房即一个考区的阅卷官)是个投靠魏忠贤的无耻之徒，不愿做他的门生。故意在答卷中夹进一些胡言乱语的内容，被这个房官斥为“病狂丧心”而落第。时隔不久，魏忠贤垮了台，那个房师也因而罢了官。
王春卿四年之后考上进士以后，自豪地说，我虽然迟了四年中进士，却未被无耻之徒污染清名，很值得(《坚瓠集·壬集》卷三)。
在以追求利禄为奋斗目标的古代读书人中，裴枢、王春卿这样重视名节的人实在难能可贵。
刷不掉的状元和扶不起的考生
科举考试当中，有些人的才华并不低，考试中也发挥出了实际水平，只是因为考官有偏见，阅卷马虎，或者仅仅因为他们对考官不够尊敬，卷子就会被打人冷宫，因此名落孙山。这样的冤鬼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考官虽然布下密网，想方设法地黜落他，结果他却偏偏能冲破密网，由“鱼”化“龙”，跃上鳌头。这种现象，也能称得上是科举史上的奇观。
唐代元和七年，着名文人沈亚之省试的成绩出类拔萃，却被考官故意黜落。李贺曾抨击说，“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送沈亚之歌并序》)。元和十年，沈亚之重新应试，成绩惊动考官，只好录取他为状元。
相比之下，张九龄成为状元，却又曲折得多。他是参加长安二年的考试，在录取的二十一人当中，名列第一。名单一公布，落第的考生们就起哄，说是考官不公平，张九龄当状元更不够格，坚决要求重考。落第者多半是权贵子弟，考官们没有办法，只好重考。重考的结果，录取数虽然增加了很多，张九龄仍然一枝独秀。起哄的人才哑口无言。其实，起哄的人并不真正知道张九龄的出众才能，只是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大多出身于中原士族，张九龄却是韶州曲江(在今广东省)人，是个南蛮子。又只有二十三岁，让他当了状元不顺服。这次风波不但无损于张九龄，反而证明他这个状元更过硬，名声也就大增。但张九龄也从中得到了一大教益，就是准确、公平地评价与选拔人才的重要性。并且终生恪守。他在武则天到唐玄宗执政的前期，多次担任主考官和吏部选拔考核官员的职务：都能认真谨慎，有着选人“平允”的美誉。后来，张九龄当了几年宰相，更加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非常注重真才实学，反对论资排辈。他还首创了对地方政权加强监察的十道采访使制度。遗憾的是，此时的唐玄宗已经怠于政事，一心追求逸乐，于是，对张九龄评论朝政得失的劝谏，不但听不进去，而且嫌他碍手碍脚，专找麻烦，转而对一味献媚奉迎的李林甫倍加信任。在李林甫的诬陷排挤之下，张九龄被罢职贬谪。身处逆境，他又拿起唯一可拿的笔，创作了许多立意高远、格调刚健的诗篇，指斥邪恶势力，追求清明政治。从这一切看来，张九龄确实是位黜落花流不掉的状元。即使当时被不公平地黜落了，也会重新拔地而起，而不会毫无出息地就此一蹶不振(见《登科记》、《撕唐书》本传)。
北宋的郑毅夫(郑獬)，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就以诗文而着名于时，他自己也有鹤立鸡群之感。仁宗皇佑四年，国子监发送优秀生参加会试，大概是为了压压他的傲气，把他排在第五名。他感到这是极大的屈辱，就在例行的给主司的谢启中，以尖刻的语言进行发泄：“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这不仅把排名在他前面的考生斥为“驽马”，也骂主司是压制人才的“顽石”。主司自然要大为恼怒，就寻找机会报复。说来也真巧，这几位主司偏偏被任命为主持这次会试的考官。有了这样的机会，考官们便决定当一块更大的“顽石”，让郑毅夫落榜丢脸。由于考官们已经熟悉了郑毅夫的文风，更认得他的笔迹，阅卷的时候，凡是遇到类似郑毅夫文风的卷子，就用大笔一抹，判个“不通”而扔掉，就是笔迹类似郑毅夫的卷子，也是连看都不看就剔除了。尽管当时已经有了糊名的制度，考官在阅卷时不能查对姓名，但他们确信，郑毅夫肯定是被抹掉了。他们又精心挑选了一份与郑毅夫的文风、字迹绝不相似的好卷子，作为第一名上报。可当殿试唱名的时候，考官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一心要黜落的郑毅夫，偏偏是他们自己亲自把他送上了榜首(见《宋稗类钞·科名》七)。郑毅夫这样出人意料地中了状元，仕途却出人意料地不大顺利。但他有一个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长处，就是作诗为文，敢于直言极谏，比较能够反映民间疾苦。
在欧阳修任考官的时候，也曾着意黜落过一个考生，而且更加富有戏剧性。他一次主持考试。发现一篇卷子中有这样的险怪语言：“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就在后面戏续了两句：“秀才剌，试官刷。”(剌音，是违戾、别扭的意思)他哈哈大笑说，这一定是刘几的“杰作”，然后展开折式试卷，从头到尾用朱笔来了个“红勒帛”式的一抹红，又在空白处批了个大大的“谬”字，命人把卷子张贴在试院的墙上，以示惩戒。后来一查，被欧阳修刷掉的，果然是一个叫刘几的考生。
对于刘几这样一个考生，欧阳修为什么会一反奖掖后进的宗旨，如此和他过不去？原来，刘几这个人，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他的名气是在于他故意追求一种险怪文风，以生造词语、文句别扭、内容怪诞为荣。不少考生们把这种险怪文风当作一种时髦，极力模仿，形成一股小小的逆流，欧阳修是宋代诗文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他继承韩愈、柳宗元的优良传统，主张文学要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在表现方式上强调生动流畅、真切自然。为此，他率领文坛同道及王安石、二苏、曾巩等后进，和弥漫于宋代前期文坛上堆砌词藻、内容空洞、粉饰太平的西昆体文风，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推动了宋代诗文创作的健康发展。西昆体被扫荡以后，又冒出一股追求险怪的逆流，欧阳修自然不能容忍。因为这并不是个人的恩怨或爱憎问题，而是诗文改革运动能否胜利发展的问题。他这次出任考官，事先对刘几等人的文风已有所闻，并且决心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煞一煞这种怪文风。了解了这个背景，就可以明白欧阳修黜落刘几的用意了。
这次考试，对险怪文风是个沉重打击，但它仍然还有市场。欧阳修认为，始作俑者是刘几，还应继续惩戒他。欧阳修又一次主持会试，听说刘几又来应试，就在考前对助手们说，“除恶务尽，公必痛斥轻薄子，以清文章之害。”欧阳修在殿试时亲自阅卷，也就特别仔细，他看到一份卷子中有着“太上收精藏也，于冕旒之下”这种怪诞语言，高兴地说：“我逮到刘几了。”
立即予以黜落，但事后一查，却是苏州人萧稷。他看到最后，有一份卷子中有这样的话：“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
不仅平宜自然，而且初试题《尧舜性》赋扣得很紧。感到很好，就把这份卷子定为第一名。唱名的时候，这个被欧阳修亲手定为状元的人叫刘辉。认得刘辉的人对欧阳修说：“这个刘状元就是刘几，考试前才改了名字。”欧阳修一听这话，惊诧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参见《宋稗类钞·科名》七)。刘几受到一次惩戒，就能文风大变，说明他有才气，值得造就。欧阳修的惊诧，大概就惊诧自己没有想到这一层吧！
有的人恰恰相反，虽然应试前就已经显示出颇高的才气，却经不起考试，试官挖空心思帮他的忙，也帮不上去。苏轼在宋哲宗元佑年间任主考官，知道考生中有个李方叔，才华出众，人品高尚，许多考生都认为李方叔中进士是十拿九稳的，为了使李方叔名列前茅，苏轼趁着考生们入场寻找座位的机会，派人把一个小竹筒送到了李方叔的座位上。偏偏李方叔身体不好，入场后找到坐位后就上厕所。李方叔座位的不远处，是宰相章停的两个儿子章持、章援的座位，这两兄弟入场时，发现人家座位上有个小竹筒，就顺手牵羊地拿走了。他们偷偷打开竹筒一看，是一篇《扬雄刘向优劣论》
的文章，文笔纵横，立意超迈。及至考题公布出来，竟然和竹筒里的文题一模一样，章家兄弟得意非凡，一边仿照着这篇文章写卷子，一边不时地朝着李方叔挤眉弄眼地做鬼脸。李方叔猜出是二章做了手脚，但又不好去要，心神怎么也定不下来，再加他身体不好，出场时几乎交了白卷。这一切，苏轼都闷在葫芦里。当同考官推荐了第一名考卷时，苏轼一看和自己所做的非常相似，心里想一定是李方叔，可拆号一看，却是章持。苏轼又接着向下翻，翻到第十名。虽比第一名稍逊一筹，思路却像自己那篇，折开号一看，竟是章援，也不是李方叔。又看到第二十名，文章思路虽与自己那篇不同，却也有独立之见。苏轼心想，这肯定是李方叔了，他不肯仿照我的作品，独自立意，更好。同考官黄山谷先动手拆了号一看，马上笑嘻嘻地对苏轼说：“祝贺内翰，你取了个好进士，我脸上也有光彩。这人在我任太和知县的时候，跟我学习过，叫葛敏修。”苏轼只好苦笑，再也不向下看了。李方叔落第了，苏轼问明了原因，叹息了很久。“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目五色”，他送李方叔还乡诗中的这几句话，很能反映他当时的复杂心情。受到这次挫折，李方叔总感到对不起苏轼的一片苦心，抑郁而死(详见《宋稗类钞·科名》
十四)。
南宋也有个搀扶不起的考生。淳熙年间，汪应辰由地方官被任命为主考官。他在回杭州的路上，想起了一个老朋友，此人当年曾和自己一起参加会试。结果自己一举夺魁，此人却落第而归，如今自己已身居高位，他却累举不第，困顿至今。汪应辰想，此人当年的才华就与自己相伯仲，这些年自己忙于做官，他不断寄来的诗文，远非我所能比，他的命为什么这样不好？这次要趁机帮他一把，于是，汪应辰派人约请这位友人，在前路上必经的宫阳县一一座寺庙相见。相见之夜，汪应辰说：以你之才，困顿至今，必是选人者不公。我这次一定要成全你。你可以在《易经》的一道题目中，在开头一段中用三个古字。以便我识别。此人千恩万谢而去。阅卷之日，汪应辰在众多考卷中，果然发现一份的头一段有三个古字，心想一定是友人，卷子也很好，就置于前列。到拆号发榜，却发现姓名不对，原来那位旧友考前突生重病，未能应试，也不曾泄露给别人。不久，那个用了三个古字的人向汪应辰谢恩，并说了一段怪事：他赴京应试，宿于富阳一寺庙，困上房已被一位太官所占，被寺僧安排在一间唐有棺柩的房子里，夜里有个女子托梦说，我是官员之女，庸此已十年，此次考试，你在《易经》题卷的首段用三个古字，必能高中，但请你考中后葬我为报。此人还说，今已高中，要去埋葬此女。
汪应辰听罢，只好叹息友人禄命不好。这是禄命吗？未必。友人突然生病，确属偶然。那个人说有女鬼相告，很可能是一种掩饰，恐怕真正的原因，是隔墙有耳，说穿了，大家都不光彩。
苏轼和汪应辰的做法，都可以说是作弊。但他们都很有名气，也都是很爱才的人，他们所要扶持的对象，又都是实际才华不低于一般进士的人，人们也就不视为作弊，而当作先辈关怀后进的佳话看待。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敢于公之于世。尤其是苏轼，曾经多次以“知贡举而失李方叔”叹息过。不过话说回来，李方叔等人未能被搀扶起来，也有他们自身的致命弱点。拿李方叔来说，一次良好“机会”交臂失之，就抑郁不起，而不能振奋起来，以自己的才能重新拼搏，精神力量也够薄弱的。以这样的精神力量，即使那次高中了，在仕途上遇到像苏轼那样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也一定会一蹶不振，而很难成就大事。
备受冷落的武状元
兵，即军事，在封建社会，一直被统治者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有一支良好的军队，政权就能巩固，国家就能安定。但是，武科考试却一直不太受重视，武状元、武进士在人们眼中的地位，要比文状元、文进士低得多。自唐代以来，武科考试几乎没有选拔出几个真正的将才，更没有选拔出几个像旧小说所描绘的那种文武双全的一世帅才。这就使得重文轻武的科考制度更加偏重于文举。
武科考试，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据《新唐书·选举志上》
说，武科考试，和进士、明经一样，都是由各州选拔推荐，举送到京城，由兵部主持考试。考试的内容有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箭术，马上的枪术，举重、负重等体力考试，另外还非常注重身材。“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通典·选举三》)。从这些记载来看，武科考试当时似乎只是考试体力和武术，而不考试军事知识。这样，所选拔出来的人才，至多只不过是个优秀的士兵，而难以成为合格的将才。这就难怪，唐代的着名将领，没有一个是通过武科考试产生的，人们也认为，“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新唐书·选举志上》)，很不重视，根本不能和进士、明经考试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