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师德却笑呵呵地说：“我不是乡巴佬，还有谁是乡巴佬？”引得李昭德也笑了起来(参见《大唐新语·容恕》及《新唐书·娄师德传》)。这样的“唾面自干”，未必就是坏事。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么金榜上还有年纪更小的。唐高宗调露二年的进士苏廷页，只有十一岁，宋太宗端拱二年的进士刘少逸，明朝弘治年间的进士戴大宾，只有十三岁；林文秸是十四岁在永乐年间考上进士。另外，唐代有神童试，宋代以后更专门设有神童科，有些六七岁的早慧儿童，特试台格，就被授予一定的官职。唐玄宗十六年，进行佛、道、儒的论辩，年方九岁的员(即后来的着名学者员半千)升坐讲演，“词辩注射，坐人皆屈”。员的表弟李泌，只有七岁，先把宰相张说辩败；又说得张九龄大吃一惊，郑重地把他称为“小友”(《新唐书·李泌传》)。后来李泌成为着名宰相。着名宰相、理财专家刘晏，在八岁的时候，即向唐玄宗献颂，经宰相张说亲自考试，认为是“国瑞”，唐玄宗立即授刘晏太子正字的官职。北宋的杨亿，也是以七岁能文，被特地召到京城面试，号为神童，后来成为西昆体的创始人之一。大概正因为他自幼就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翰苑之中，才特化发展，以创作堆砌词藻、内容空洞、粉饰太平的西昆体(“西昆”，就是以翰林苑比作神话中西方的昆仑玉圃)诗文为能事。
关于老状元，《坚瓠补集》卷二也收录了一首：“老状元词”，完全是模仿“少状元词”，只是反其意而突出一个“老”字，内容如下：
三百名中第一人，官花斜插二毛侵。丹墀独对三千字，闻阖惊看五色云。袍簇锦带横金玉，引领群仙谢紫宸。时人莫讶登科晚自古龙头属老成。
头上虽已“二毛”(花白头发)侵，但中了状元，仍被认为是无限荣耀，可以夸耀天下。
说到老状元，有些读者大概首先会想到民间传说的八十二岁中状元的老梁灏。这个传说是宋代的《遁斋闲贤》一书编造出来的，宋代人即已根据“国史”进行了订正。根据历史记载，梁灏并不是老状元，而是个少状元，他在雍熙二年中状元时只有二十二岁，景德二年在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的任上病死时，也只有四十二岁。尽管不符史实，人们仍然喜欢把梁灏当作八十二岁的老状元，津津乐道，久传不衰。这除了这样的老状元老得出奇以外，还因为八十多岁尚能跳龙门，蕴含着一种自强不息、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
不过，老年中状元，总有着许多辛酸。科举时代，考进士并无年龄限制，在唐宋时期，只要经地方政权考察合格，以举子发解，就可以到京城参加会试。明清时代，只要先依次取得秀才、举人资格，也就可以参加会试。如果在青年、中年时已经取得会试资格，到了老年才得以高中，这期间必然有着多次名落孙山的挫折；如果直到老年才取得会试的资格，恐怕在为取得这一资格的过程中已经饱尝了许多次失败的痛苦。“人生七十古来稀”，盼望“学成立武艺，货于帝王家”的读书人，很少会直到老年，才决定发奋去跳龙门，并且一跳就跳得过的。再说，我国的封建时代，选拔人才虽然十分强调“德高望重”，“年高德劭”，但统治者也明白，一个人到了老年才开始进入仕途，尽管可能是“老成”之才，却也不会有为国尽忠的多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历代又都有“七十致仕”即退休的规定，除了个别特殊人物，不到七十岁，就要被打发“告老还乡”。在这种情况下，老状元只能是比少状元更为罕见的特殊现象。
能够查到确切年龄的老状元，应首推唐代的尹枢，他久困场屋，一直考到七十多岁，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毛遂自荐，成了状元。这段科举史上的奇事，《自荐的状元和硬要的状元》一节中已有介绍。南宋绍兴八年，福州人陈修中了探花，虽非状元，却也进入“三鼎甲”之列。唱名的时候，那满头白发引起了宋高宗的注意，便特地问道：“卿年几何？”他回答说：“臣年七十三岁。”高宗又问：“卿有几子？”他十分难为情地说：“臣尚未娶。”
高宗动了恻隐之心，立即把一个姓施的年轻宫女赐给他做妻子，并赠送了很多嫁妆。陈修得到的这一特殊恩赏，当时人却视为笑话，编了打油诗说，“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见《宋稗类钞·科名》18)巧得很，清代康熙年间，着名文人姜袁英中探花时，也是七十三岁。嘉庆年间又有个杭州人王严，以八十高龄会试中试，但未来得及殿试就死了。不然的话，他说不定会打破尹枢的纪录。
六十来岁的状元也很少。明代曾彦是一个，喜报发出以后，有人听说状元已是耳顺之年。便嘲笑说，“状元原来是个瞌睡汉”。明代还有个叫陈峤的人，年过六十，只考上个进士。他这一大把年纪，却凭着新进士的荣耀，娶了一个老儒生的女儿。新婚之夜，同科进士及老朋友们都来闹洞房，说话间，祝贺中又都夹杂着老夫少妻的玩笑。陈峤为了解嘲，便作了两句诗说：
“彭祖尚闻年八百，陈峤犹是小孩儿。”六十多岁还自称小孩儿，客人们无不绝倒(见《坚瓠己集》卷一)。这样大的年纪中个进士，还会闹出人情关系的笑话。明代万历年间有个许士扬，年轻时和一个叫张以成的同时考上举人，按照当时的习俗，互相称为“同年”，算是平辈。张以成的儿子张安磐也就称许士扬为“年伯”。后来，张安磐又和已经年老的许士扬同时考上进士，两人又成了“同年”。于是，许士扬又只好称呼当年以自己为年伯的张安磐为同年，当时传为一大笑话。
五十多岁的状元比较多了。这当中的着名人物有，唐代连中三元的崔元翰。南宋着名爱国词人陈亮，他是因为极力主张抗金，三次被诬陷入狱，直到五十岁才有机会考进士，一举中了状元，但被授予官职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去世。明代的唐皋，也是五十才中了状元，他曾出使朝鲜，办了一次很漂亮的外交事务。不过，唐皋对当时的官场看得比较清醒，中状元后作了一首《劝世歌》，其中说：“人生七十古来少，先除少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更有炎凉与烦恼。朝里有官做不尽，世上钱多赚不了。官大钱多转忧多，落得自家头白早”。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自知年纪已大，不肯驽马恋栈至，较早地致仕了。清代康熙十二年，王式丹五十九岁连中会元、状元，又可算是老当益壮了。
但是，也有那么一些读书人，偏偏迷恋功名，一次次应考，又一次次落榜，一直考到无力再进考场，真所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却终无所成。
清代有个上海人潘襄，十三岁就中了秀才，此后由贡生当了教官，致仕以后，到了七十多岁，忽然重新从秀才考起，一直考到八十三岁尚未中式，却仍不罢休。他说，我这一辈子自然没有希望，却希望借此留下“慧根”，来生早一点飞黄腾达。还有年龄更大的。康熙十四年，广东贡生黄章在顺天考举人，年已百岁，入场时，由他曾孙打着灯笼带路，灯笼上还特地写上“百岁观场”四个大字。乾隆年间，番禺(今广州)王健寒，以九十九岁的高龄参加秀才考试，使得考官大吃一惊。还有一个叫谢启祚的老童生，八十九岁开始乡试，直到九十八岁才考中，并且说这是为老秀才们争一口气，他考中后，作了一首《老女出嫁诗》，以中举比喻出嫁，其中说：“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笑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大概太稀奇了，他一百零二岁时，乾隆皇帝特授一个翰林院编修。到一百十六岁，他又从广东到北京参加会试，虽未考中，却被特地留下，参加了乾隆八十大寿的祝寿活动，又被授了个鸿胪卿的职衔。这一个老寿星，打破了科举史上老年应试、得官的好几项纪录(以上见《清稗类钞·老年科名》)。自然，乾隆皇帝对这位老寿星一次次特恩加官，并不是真的指望他干点实事，只不过是为自己这个“十全老人”、“花甲升平”的皇帝增加一点光彩而已。
自荐的状元和硬要的状元
状元，是经过乡试、会试和殿试才选拔出来的，难道能靠毛遂自荐或硬要而得到？不信吗？还真有几个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了状元，因而成为科举史上的“奇迹”。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春天，例行的会试就要开始了，刚刚被任命为主考官的礼部侍郎杜黄裳，家门前就已经车马塞路，人涌如潮。坐车马而来的达官显贵，是来向杜黄裳推荐进士的人选，这其中有他们的子弟、亲属和学生，也有辗转受托的人情关系。步行而来的则多半是京中没有权贵亲友的外地穷考生，他们拥前挤后地向杜家的守门人“投刺”“行卷”(刺，类似今天的名片，但要大得多。行卷，是呈递自己的优秀诗文)。期望杜黄裳对自己的名字和才华事先有个印象，阅卷时能格外留心，高抬贵手。这岂不是在明目张胆地拉关系，走后门？但在唐代，这却是正常现象。唐代的科举考试，尤其到了考进士这一进入仕途的重要关口，荐举人的权力，比考生答卷的水平、作用要大得多。如果没有个后台，要过这道关口，简直比登天还难。录取的名额事先已经内定了，你的名字不在内定名单之内，答卷再好，也多半会不经考官过目就扔进了废纸堆。大诗人王维，少年时就显示了超人的才华，考个进士该是不成问题了吧？他也要找荐举人。他先找了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李范看了王维献上的诗篇，赞叹不已，但这位权位显赫的皇弟却遗憾地说，如今最有势力的荐举人，是一位公主，我领你去找他试试。
岐王领着扮成伶人的王维去拜见公主，刚向公主提起荐举的事，公主就不耐烦地说，我手里已经有了四五个名额，不行不行。岐王便叫王维弹琴。优美的琴曲，使公主听得入了神。这时，岐王又递上王维的诗文卷轴，公主看后更是拍案叫绝。岐王于是说，弹琴人就是作者，他要考进士，却找不到荐举人。公主这才仔细端详了端详王维，王维才十九岁，风度翩翩，更引起了公主的好感，她当即表示，就把王维作为第一名送给主考去办理，其他的靠边站(见《集异记》)。这样，王维才在开元十九年顺利地中了状元。王维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由于荐举往往比考试本身更重要，考试中的拉关系走后门也就愈演愈烈。中了进士的人进人仕途后也就会对荐举人感恩戴德，投桃报李。于是，官场中又会形成复杂的帮派关系或私人势力，转而腐蚀朝政。对于这种腐败现象，早就有人表示反对，但是积习已久，单靠几个正直的人反对，又起得了什么作用！杜黄裳是进士出身，为人正直，他深知这种恶俗之弊，也非常痛恨这种恶俗。自己改变不了这种恶俗，至少不沾上这种恶俗。所以，他接到知贡举(主考官)的任命以后，就吩咐家里仆从，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为考试的事而来，概不接待。他自己则早是住进考场中的主考小院，锁紧了大门。
可是，走后门的恶俗，有一种无坚不摧无孔不入的神奇力量，来头越来越大的“后门”，尾随杜黄裳而来。他硬着头皮主持了头两场考试，和手下人粗粗翻阅了一下考卷，竟然发现，“后门”们指定录取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三十名左右的录取量，其中指定的前几名都有好几个。
这些“指令性”名额，多半成绩低下，不要说三十名，连一百三十名的线都进不了。不理睬吗？杜黄裳感到不行，不但自己会被硬装上几条辫子罢官，考试也可能被宣布失效，拖累许多无辜的考生，他被那些“后门批条”压得喘不过气来，左思右想，只好向考生们摊底牌。
第三场考试一开始，杜黄裳站在本该张挂考题的大门下，用低沉的声音对全体考生们说：头两场的卷子已经看过，但是荐举者太多，我无法确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诸位有何高见，助本官过这难关。
考场乱了，哭叫的，叹气的，发呆的，冷笑的，自知无望正在收拾考试工具准备退场的，无所不有，就是没有人发表高见。足足过了一炷香的时间，终于从廊庑的尽头发出洪钟般的声音，“如果大人信得过，晚生愿意协助评卷，保证做到以文衡才，公平录取。”考生们一齐向说话的地方看去，原来是尹枢，他白须垂胸。已经七十多岁，诗文写得很好，心地正直，又肯助人，但几十次的考试都名落孙山，因而出了名，进过几次考场的人都认得他。尹枢话音一落，五百多考生的大多数都连声叫好。杜黄裳虽然心里没有底，但看到考生的这种情绪，也就决定姑且一试。
三场考毕，尹枢便当着众考生的面评起考卷来。他最后选出了第二到第三十名卷子，先让不放心、不服气及怀着好奇心的考生看，竟然个个无话可说，认为公正。杜黄裳看了以后，也感到挑不出毛病。但还少个第一名，他又问尹枢。尹枢理直气壮地回答说。“状元应当是晚生，卷子已由同年们传看，请大人过目”。众考生们也说，此科状元非尹枢莫属，不然何谈公正衡文！杜黄裳看过这份卷子。感到比第二、第三名高出许多，就正式确定尹枢为状元。这次从未有过的考生评卷，自荐状元，使得那些奔走荐举的权势者张口结舌，且瞪口呆。只好以下不为例而收场。
当新进士们向杜黄裳拜“座主”的时候，杜黄裳不等尹枢行门生礼，也不顾自己的官阶，迎上去拉着尹枢说：“先辈，如果没有你的鼎力相助，我就过不了这一关了。”主考官称自己榜下录取的进士为“先辈”，这又是从来没有过的(以上参见《唐摭言》及《登科记》)。
尹枢光明磊落地自评自荐，当了状元，众人心服口服，成为千古佳话。
有的人自荐状元，手段卑劣，虽然因此而当了大官，却留下骂名，给科举史增添了笑料。晚唐陆就是如此。陆去考进士的时候，唐僖宗因黄巢起义而逃到了成都。他为表示效忠，也跟着到了成都。在这兵荒马乱之时，无法举行科考。黄巢失败，陆跟着流亡的小朝廷回长安，除了皇帝、后妃及少数大臣以外，主要靠步行，几个月的时间，才走到兴元(今陕西汉中附近)，已是人困马乏。溃不成列。偏在这时，又传来朱玖等将军在长安附近发动叛乱的消息，流浪的小朝廷也就困在兴元，并准备再次逃跑。这可急坏了陆扆，他跟随逃难，是为了一旦太平下来，凭着伴驾的“功劳”顺利地考个进士。现在有些伴驾的大臣都在私下打算各奔前程了，哪里还有太平后开科取士的希望！于是，陆去找宰相韦昭度。因为一路上陆特别注意拍韦昭度的马屁，已经给韦昭度留下了好印象，这次陆就直接地提出要求，以便加快了结他中进士的心愿。在这逃难的路上举行科考，简直是儿戏，但韦昭度也有自己的算盘，即使儿戏一场，也可以造成朝廷正常的假象，争取人心。
朝廷保住了，自己的宰相位子就会更牢靠。但是，在这流亡小朝廷中，找个主考官都困难，陆又趁机推荐了自己早已做过功夫的中书舍人郑损。这时已是大热天，好不容易才从逃难的队伍中及附近县里捡来了一些考生，草草地考了三场。到写榜张榜的时候偏没人肯干，陆虔又自告奋勇地担此“苦差”，趁机把自己的大名写在榜首，自封为状元。黄榜一经公布，也就造成了既成事实。此后，陆就是凭着这样一块自己糊的状元招牌，入了翰林院，又当了宰相。但是，每当遇上大热天，同僚们都要在陆面前挖苦说，“今天是造榜的好天气”(《北梦琐言》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