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状元和兄弟状元
状元，大致上三年才产生一个，不但考上的机会极少，还受着各种偶然因素的限制。所以，即便是那些自认为文运亨通的人，也常常是把中进士当作奋斗目标，而不大敢奢望中状元。但是，一般读书人不大敢奢望的状元，有时却会被一个家门里的人连翩夺得，形成父子状元或兄弟状元的罕见现象。“封禅汾阴连岁榜，状元具是状元儿。”北宋魏野的这两句诗，就是为祝贺两对父子状元而写的。
“封禅”，指的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到泰山去举行的祭祀天地的活动。
回京后进行殿试，录取了三十一名进士，其中的状元梁固，是二十四年前的状元粱灏的儿子。“汾阴”是地名，在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部，是历代帝王祭祀“后土”的圣地。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四年到汾阴祭祀后土，回京时是十一月了，又破例进行了一次殿试，也是录取了三十一名进士，其中的状元张师是五十年前北宋首次开科录取的状元张去华的儿子(见《宋朝事实类苑》卷24引《渑水燕谈》)。“连岁”科考形成了两对父子状元，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很大的轰动，都盛赞这是罕见的殊荣。不过，两个状元父亲都已经作古，没有见到这一殊荣。两个家庭也并没有因此而更加兴旺，尤其是梁家，父亲死于盛年，儿子更是在三十二岁时就中途夭折。这又是钦羡者所始料不及的。
在这两对状元父子之前，北宋已经出现过一对，即开宝二年的安德裕和开宝五年的安守亮。这对父子虽然共享了家门的殊荣，社会上的反响却不大。这大约是因为，那时北宋开国没有多久，南唐、吴越、北汉等小朝廷仍然在割据独存，五代战乱的灾难也远远没有治愈，参加科考的人寥寥无几。
开宝二年总共只录取了七名进士，开宝五年也只录取了十五名。在这种情况下中个状元，也就不算得稀奇。在张、梁两对父子状元之后，北宋中期也曾出现过一对父子状元，即许将和许安石。但因已有三对在前例人们也就不觉得特别新奇，所以也没有引起多大轰动。
在历代的状元中，唐代数量最多，但能查到的状元父子，只有晚唐的归仁泽(成通十五年)和归黯(景福元年)一对(见唐代《登科记》)。宋代以后，历辽、金、元、明、清各代，再没有出现过状元父子。明代只出现过一对状元祖孙，即长洲(今苏州市)人彭时(正统十三年)和彭教(天顺八年)。清代则只出现过两对叔侄状元，一是浙江德清的蔡启傅和蔡升元，都在康熙年间；二是江苏常熟的翁同(咸丰六年)和翁曾源(同治二年)(以上分根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稿》及《霞外捃屑》)。
兄弟状元，也曾被古人看成是不亚于父子状元的殊荣。
唐代的兄弟状元最多，都在中晚唐：尹枢、尹极；崔昭纬、崔昭矩；归系、归佾；杨凭、杨凝；于，于珞；杨赞禹、杨赞图。还有孔纬、孔纟熏、孔缄三兄弟，这是科举史上唯一的三兄弟状元(见《登科记》)。宋人《广卓异记》及曲阜孔府《阙里志》说，孔拯和孔振也是兄弟状元，另以前面的孔缄为孔绚。巧得很，这五孔虽不是一家人，却都是孔子的四十代孙。另外，有的书上说大诗人王维和弟弟王绪也是兄弟状元。但查《登科记》及新、旧《唐书》王缙本传，都说王缙是“文辞清丽”科第名，属于“诸科”考试，与进士科不是一回事。王维，则是名副其实的进士科状元。
宋代的兄弟状元共有两对，即北宋的陈尧叟和陈尧咨，孙何和孙仅。巧得很，这两对兄弟状元，是在太宗与真宗年间的五次科考中相继产生的，孙何与孙仅还是连科状元(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不过，孙何那个状元，是殿试时几位高手被突然黜落才侥幸得到的，有点“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嫌疑。陈家兄弟除了两个状元外，老二陈尧佐还是大哥陈尧叟的同榜进士，而且名次也在前列。另外，陈家三兄弟及其父亲陈省华都官运亨通。
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也更容易引起读书人的艳羡，并一再形诸文字。这就难怪，元代人创作的唯一的以兄弟状元为题材的剧本《陈母教子》，在唐宋十对兄弟状元之中，唯独注目于陈氏兄弟的事迹。不过杂剧作家的立意，与宋代人特别渲染陈氏父亲的荣耀恰恰相反，突出歌颂了陈母教子成名的功劳。这一点很了不起，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勇敢挑战。
父子状元、兄弟状元都属罕见，父子兄弟多人同榜或前后榜相继考中进士的现象也并不多见，因而也常常被人们传为佳话。宋仁宗庆历五年的一次殿试。在唱名(宣布名次)的过程中，随侍殿中的评议官祝谏，多次与被唱名者一起叩头谢恩，把宋仁宗弄得莫名其妙。原来，祝谏的大儿子在这一榜中高中甲科，他另外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也都同榜中了进士。对此，宋仁宗大为惊奇，称叹不已(见《宋朝事实类苑》卷24)。
如果把前后榜合起来计算，祝谏一家中进士的人数倒并不算多。例如，唐代的薛播，兄弟七人早丧父母，但在伯母林氏的教育之下，七兄弟都先后在开元、天宝年间考中进士，薛播的儿子也是进士，一门两代出了八个进士，实在少见(见《新唐书·薛播传》)。唐代的崔元略，本人中了状元，他的儿子、孙子及三个弟弟，都是进士，一门三代一个状元五个进士，也较少见(《新唐书·崔元略传》及《登科记》)。宋代着名政治家王安石，按照《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说法，是一门四代入进士，但其中包括王安石的叔祖父和堂弟，另外他的弟弟王安国是以“茂才异等”被“赐进士出身”，而不是正式考中，即使如此，一门三代五个进士，也非多见。
不过，一家门进士最多的，是清代的安徽桐城人张英，他本人在康熙六年考中进士以后，又有四个儿子、四个孙子和一个曾孙相继考中进士，并且都曾进入翰林院。一门十进士，可谓空前绝后。据记载了这一盛事的《霞外捃屑》作者统计，在清朝一代，除了张英以外，一家数代(只计直系)有五名进士的就有十四家之多，为避免繁琐、不一一列举了。
状元家庭虽然受到人们的赞叹与艳羡，他们政治上的作为与文化上的贡献，却并不比没有中过状元的人更大更多。科举史上的五对状元父子和十对状元兄弟，除了争得了一时的殊荣以外，没有一对成为着名的政治家或大学者，就是明证，这在一些既有状元又有进士的父子兄弟当中，更加明显。例如，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只是个进士；他弟弟白敏中则高中了状元。论文学成就，白敏中逊色得多。白敏中虽然当过宰相，官做得大，但没有什么建树，人品也不高，人们对他的讥刺多于赞扬，五代的寇湘，是个状元；他儿子寇准，则只是宋代的一个进士，但寇准是一代名相，寇湘却因没有多少作为而鲜为人知。明代的王华，是个状元，他的儿子王守仁(王阳明)虽然只是个进士，却是一代着名学者，政治上的作为也远远大于乃父。明代万历初期的着名宰相张居正，也只是个进士出身；他的三儿子张懋修是个状元，二儿子张嗣修也是个榜眼，据说这两兄弟的高中都有开后门的嫌疑，因而荣誉本身就有了虚假性，又追论作为(见《明史纪事本末》)。这种现象的存在，原因比较复杂，既有考试时的机遇，考试制度本身的弊端(如束缚头脑的考题、形形色色的作假行贿等)，也有自身的原因，诸如短命夭折，因官场的倾轧而不能有所作为，争得了荣誉就只想钻营利禄而不肯再有作为等等。这一切，都会使得状元不如非状元，状元父子兄弟不如非状元父子兄弟。
对于这一点，晚明的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倒是看得比较透彻。这三兄弟，老大是个会元，另两个都是进士。他们得知只中过举人的李贽学问大，见识高，就由袁宏道带头，勇敢冲破按科第高下看人的传统习俗，主动去向李贽求教。袁家三兄弟后来能够在晚明文坛上开创独树一帜的“公安派”(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在文学史上争得一席地位，和李贽对他们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父子状元和兄弟状元都出在唐代至北宋前期？原因很复杂，但以下几种因素显然起了主要作用。
首先，和文化的传播技术有关。唐代虽已发明了雕版印刷，一直到晚期才开始用于印刷书籍，而且数量有限，直到北宋前期，印刷书籍的技术才较为广泛应用。未发明印刷术。印刷术未广泛应用，读书主要靠手抄，文化教育就容易为较少的人垄断，少数书香之家也就占有文化优势，在科考中的竞争力就强。印刷术比较普及以后，少数家庭垄断文化就要困难得多。
其次，和考试制度有关。唐代的科考，荐举作用很大，出了状元的家庭就提高了知名度，再加上他们家庭固有的文化优势，很容易使知名度形成马太效应，使人们感到“有其父必有其子”，“兄才高弟必有才”。当成绩和别人差不多的时候。很容易把荣誉再添加上去，北宋前期开始，切断了荐举人对考试的影响，又陆续形成了一套考试的保密制度和更严格的回避制度，锦上添花的马太效应就较难在科考中对一个家门起作用。
最后，和家庭教育也有很大关系，一些文化之家，教子较严，也比较讲究方法，就可能使一家父子兄弟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一个争得了状元，在家庭中会有很大的榜样作用，很可能再激励出个状元来。这一点，在晚清张之洞的身上就表现得极为生动。本来，张之洞的学习水平，比哥哥张之万高得多。由于他认为水平超过哥哥，就不大用心学习了。当张之万中状元之后，他才大受刺激，发奋努力，后来以探花及第。这最后一条，在文化较普及的时代，作用更为显着。
少年状元与老年状元
五百名中第一仙，等闻平步上青天。绿袍乍着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爱少年。
——《坚瓠集·甲集》卷四
这首鹧鸪天词，又称少状元词，宋代即已出现。它的艺术性虽然并不高，但由于描绘了少年才子大魁天下平步青云的风流盛况，因此历代奔走于科举途中的读书人都喜欢吟咏。
说到少年状元，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传统戏曲中那些“唇红齿白”、“儒雅风流”的小生形象。例如，《破窑记》里高中状元的穷书生吕蒙正，《荆钗记》里在中状元前后与妻子有过一段悲欢离合的王十朋，都是小生造型，也都是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历史上的吕蒙正，中状元时已经三十三岁，是个中年人了。王十朋中状元时已经是四十五岁的壮年。他的两个儿子也已经是不太小的“小生”了。最有趣的还是京剧《群英会》，周瑜是小生造型，诸葛亮是挂着长髯的老生造型，他们组织吴蜀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历史上赤壁抗曹的主帅周瑜，是三十三岁，自然称得上青年将领；但诸葛亮是个参加工作才一年的农村待业知识青年，此时只有二十七岁，比周瑜更加年轻，所以，如果只是根据戏曲的造型去判断与之相应的历史人物的年龄，有时难免上当。
不过，历史上的少年状元还真不少。最年轻的，大概是唐高宗永徽七年登第的苏瑰和成亨四年登第的郭元振，都是十八岁(古人讲虚岁，实际上都只有十七岁)。苏瑰那一科，总共只取了三名进士(见《登科记》)。在三个人中排名第一，似乎不太稀罕。但是对照一下白居易的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白居易中进士是十七岁，仍然是同科进士中年纪最小的，苏瑰能在十八岁考上状元也就不容易。郭元振那一科，第一次考试取了十七人，因为发现考试有问题，又重考，录取了七十九人。郭元振经过重考，仍能独占鳌头，就更加不容易。郭元振虽然是个太学生出身的状元，却又少有大志，精通武略，擅长外交。他曾作为武则天的使者出使吐蕃·对加强唐与吐蕃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嗣后，他又相继出任凉州都督、安西大都护、金山道大总管(安西都护府驻今吐鲁番附近的高昌故城，金山即阿尔泰山)。对唐政权开拓西北边疆，加强与西域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出了贡献。
后来入朝为宰相，帮助唐玄宗登上皇帝宝座，但没多久，玄宗就利用他的小过错，把他流贬荒边之地(见《新唐书·郭元振传》)。
十九岁的状元也有好几个。其中有唐长庆四年的李群，是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他从外地赶到京城应试时，考生已经入场完毕，考院大门也上了锁。
他敲了半天的门，才把大门敲开。主考听说他远道赶来，浑身尘土·满头大汗，十分感动，允许他人院应试。不料想，他敲开的竟是龙门，并且后来居上，独占鳌头。北宋天圣八年的状元王拱袁也是十九岁，他有别的状元所没有的运气，女婿李格非是宋代着名学者，外孙女李清照更是历代罕有的女词人。明代成化二十三年的状元费宏，也是十九岁，费宏自幼聪明，十六岁时参加会试因缺乏经验落第。父亲带他进国子监读书，监丞(副校长)夫人邹赛真以善于出巧对子着称，老监生们对她又敬又怕。她听说新监生费宏是个聪明少年，特地备了一桌酒，考一考费宏。酒刚斟满，她就出了个上句：
“金杯春泛绿”，费宏不假思索地对了一句：“银烛夜摇红”。即景成趣，工整贴切，浑然天成。邹赛真大为称奇，立即把自己掌上明珠般的女儿许给费宏为妻，并四处吉扬费宏是个神童，引动得着名学者丘也极关心费宏的学习。在名师指导下苦学三年，一举考上了状元。后来费宏官至吏部尚书，政绩也不错(据李赞《续藏书》卷12)。
唐代大诗人王维，有的书上说他是二十一岁中状元，但也有的书上说他中状元尚在“弱冠”之年，即不满二十岁。即使是二十一岁吧，也称得上是少年状元。更主要的是，他在二十岁之前，就写下了不少着名诗篇。“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他十七岁的作品。
年满二十岁的少年状元，数量就比较多了，南宋着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其中之一。武则天时的宰相娄师德也是一个。娄师德告诫出守代州的弟弟要以宽厚退让待人，弟弟问，假如有人向我脸上吐唾沫，我不和他争，只把唾沫揩去，像这样退让行不行？娄师德说，这还不够；你一揩，就违反了人家发泄愤怒的原意，要做到让唾沫自己干掉。“唾面自干”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娄师德也因此广为人知。以“唾面自干”为处世之道，自然不可取，娄师德的为人却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中状元后不久，出使吐蕃，对于改善唐与吐蕃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当唐政权招募勇士讨伐吐蕃时，他又放下监察御史这一官职，头上系上红带子，主动报名应征。武则天时期，他已官至左金吾将军，兼任丰州都督(丰州在今内蒙河套地区西北部)，率军守边。
没有战争的时候，他就换上一身劳动服，率领士兵屯田，连连获得丰收，免去了以往从内地运粮支边之劳。他还善于选拔人才，着名宰相狄仁杰就是他推荐给武则天的。他与同僚相处，也能宽厚待人。有一次他和李昭德一起上朝，他身高体胖，走得慢。因为两人都是宰相，不好一个人先上朝，李昭德一次次等他，等得不耐烦了，就发火说：“你这乡巴佬拖累得我不能快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