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目标：南极Antarctica
成功记录：2010年12月27日14：20（北京时间）到达南极点
沐浴着南极的阳光，望着远方的蓝天白云与雪海相接的美妙景象，突然感到寒冷的微风中正涌来一股温暖的思念，我的眼眶瞬间涌满了泪水……轻轻地躺在雪地中，闭上眼睛，生怕惊动了一粒粒细小、闪光钻石般的雪花。此刻身体变得柔软而舒展，从未有过的轻松，就像进入了天堂！查看原图。
此时已是深夜1点多，但是依然太阳高挂，我并没有睡着。非常想家，希望能早点回到北京，哪怕比预计回程早一天都行。
昨晚风声很大，听向导David说：“HighCamp（高营地）的风力达到了8—10节。”这几天在高营地的几个登山者，没有一个人贸然登顶，被困在高营地一直等待机会登顶的登山者也被迫下撤。
这里是南极。我正准备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
谁都向往“神秘”的世界三极，我也一样。但我真正的南极梦却源于一年半前一次意外的北极之旅。
为了纪念人类到达北极点100周年，2009年电视台筹划了“勇闯南北极”活动，面向全国召集选手参赛。给热爱生活、敢于挑战自我，能够经受严酷环境考验的普通民众提供一次实现极地梦想的机会。那时虽然我已经攀登过两座8000米级雪山，但地球三极还只是心中神往的地方。1909年4月6日，美国探险家罗伯特·E·皮尔里（RobertEdwinPary）带领他的黑人仆人马休·汉森（MatthewHenson）以及4位因纽特人抵达了北纬90°；，完成了人类最早登上北极点的探险壮举。
“勇闯南北极”活动准备经过层层选拔，将初选出来的挑战者送入设在中国内蒙古阿拉善沙漠、瑞士阿尔卑斯冰川、挪威萨米人居住区等地的极地训练营接受进一步的挑战淘汰，最终将两名获胜者送往北极点。这个活动对我很有吸引力，在朋友的鼓励下，我报着好奇、试一试的心态报名参加了北京最后一站的选拔活动。
一路过关斩将，我成了最后入围的4名幸运儿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团队协作的力量、队友妥协的无奈以及从队友变为对手的复杂矛盾心情。经历过阿拉善8天的沙漠历险之后，我们剩下的8名选手进入了瑞士的阿尔卑斯冰川和挪威的萨米人居住区，真正的冰雪极地敞开胸怀接纳了我们。
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脉训练的项目包括：野外生存技巧、海上捕捉三文鱼、越野滑雪、搭建雪屋和自驾驯鹿等。在摄氏零下二十几度的萨米人原始居住地，我们需要自己搭建帐篷，生火做饭，3天两夜，摄制组不提供任何食物和取暖物资，大家不得不自己砍柴火取暖，煮自己打捞的三文鱼吃，而且没有任何的调料包括盐，最初我们没有经验，搭建的原始锥形帐篷，顶口太宽，保暖性很差，在摄氏零下二十几度的夜里，每个人都冻得直打哆嗦。那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面对的都是冷冰冰的面包、黄油或者方便食品，以至于有一天我对着电视镜头说“想吃米饭”
时情不自禁哭了起来。
在北极圈朗伊尔宾的那段时间，户外的温度低于摄氏零下30度。在雪地第一次驾驶雪地摩托车，加上风速效应，风感温度低于摄氏零下50度。有一天训练骑几个小时的雪地摩托，开始时膝盖先是感觉到特别冷，然后是疼痛，再后来就麻木得没有了知觉。等到停车下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不会走路了。我当时傻傻地担心，自己的膝盖会不会被冻坏了，一站直就碎脱节了？
经过这轮淘汰还剩下的4名选手，需要在距离北极点最近的城市朗伊尔宾的北极大学学习3天，学习内容包括：北极环境知识，去北极路上的注意事项以及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和以前出事的案例分析。在前往北极点的路上，最大的两种危险是北极熊的袭击和掉入冰水中。我们的训练中就有一项是在摄氏零下30度的户外跳入冰水后自救。当我咬紧牙从水里爬起来，再跑到摄氏零下30度的户外小木屋里换衣服，那种寒冷带来的刺痛，完全不能用语言形容。
我们一共经历了64个户外挑战项目，关关都是“非人的折磨”。有时候真觉得设置比赛项目的人简直就是一帮十足的疯子，但这些“综合训练”，为我后来的登山积累了大量的户外知识和实战经验。
最后一关，是两小时北极雪原中的定向和跳冰水的滑雪比赛。仅差5分钟，我和队友输给了另外两位队员。获胜的两名队友带着我们所有人的梦想去了北极点……
而我现在，站到了南极的土地上。这是2010年底，而2011年就是人类到达南极点100周年。
自从进入南极圈之后，我们就一直住在文森峰大本营，等待机会冲顶。可天公不作美，我们被接连几天的大风雪阻挡，困在了大本营。南极内陆地区的年平均温度在摄氏零下40-50度。现在是南极的夏天，即便是这样，在8级以上的大风里，文森峰顶峰的温度至少下降到摄氏零下50度以下。极冷的环境下几分钟就可将裸露在风雪中的皮肤冻伤。如果再发生摔伤等特殊情况，后果就更难以预料。所以没有人为了登顶愿意去冒这样大的风险。
因为没有预料到会在文森峰困这么久，组织方预备的卫星电话的电池快没电了，所以打电话需要申请并得到批准才行。这几天我也很少见队友打电话，好像大家已经彻底放下了一切，在这辽阔无边的冰天雪地里尽情享受寂寥和无所事事的乐趣。而我却在为不能回京、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一些事情而纠结。我心中突然觉得非常迷茫：“我为什么要在这冰天雪地里等待攀登那没有意思的顶峰？”
似乎从进山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登顶的欲望，南极的顶峰一点儿也不吸引我。但是现在，我却要在这远离人间的冰山脚下，无聊地等待着登顶的好天气。白天，我在帐篷里百般无聊地翻书，或者闭上眼睛让自己进入遐想状态，刚出发时的那种喜悦和新奇逐渐消失了。
我们2010年12月13日下午从北京出发飞往巴黎，然后转机到智利再到蓬塔，一路上大家气势高昂。一队装备精良、衣服上又佩戴着南极标志的队员，每到一处都备受瞩目。在巴黎到智利的飞机上，甚至有一个中国乘客好奇地问我：“你们是什么特种部队，衣服上的臂章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
17日离开蓬塔飞往联合冰川（UnionGlacier）的时候，那种匆忙赶飞机的感觉还真像是执行任务中的特种部队。我们乘坐的美国大力神飞机，样子很特别，机舱内到处都是裸露的管道和零件，粗糙得就像没装配完的半成品似的。飞机的前半部是近百人的座位，后半部是敞开的行李舱。飞行时，机舱内声音震耳欲聋，大家都戴着耳塞，彼此用肢体比划着交流，一个个神情严肃紧张，越发像是去执行特殊任务了。
经过3个半小时的飞行，我们到达了南纬80°；海拔710米的联合冰川。吃过晚饭稍作休息就直飞文森峰大本营。因为大飞机无法在文森峰大本营降落，中途还换乘了一架小飞机，只不过小飞机的飞行时间仅有10分钟。几经周折，当我们终于到达文森峰大本营（VinsonBaseCamp，简称VBC）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近12点了。这里是南纬78°；，早已进入了南极圈，所以是极昼。即使晚上12点太阳依然高悬，光线亮得刺眼。从此我们的生活里就没有了黑夜，只有时间意义上的白天和夜晚。到了睡觉的时候，人人都需要戴上眼罩，慢慢习惯在“白天”里睡觉。
初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可能是真累坏了，我睡得特别香。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天空依然还和昨天一样艳阳高照，似乎有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19日，我们就赶往低营地（LowCamp）了。按计划我们应该用4天时间内完成登顶并重新回到这里。从大本营前往低营地，海拔从2100米上升到2700米。尽管都是雪坡，但是比较平缓，坡度只有10°；—20°；。我把大部分装备都放在雪橇里拉着，背上只背了一个登山包，里面放上随时需要的物品。这段距离我们走了5个小时，中午的路餐是一块冰冷的三明治，晚上是煮方便面，在冰冷的环境吃上热乎乎的方便面，感觉还不错。
低营地旁边有山，太阳照射的时间很短。而南极太阳直射与不直射之间，温度能瞬息变化摄氏30度。在太阳直射的状态下行走，不仅衣服很容易被汗水湿透，还要频繁地往脸上和胳膊上涂防晒霜，再捂上头巾，不然可能很快就会被晒伤。而一旦停下来休息，或者没有太阳直射时，则必须快速穿上羽绒服，否则很容易被冻伤。在耀眼的阳光下，冰雪极其刺眼。从进入南极圈的头一天开始，我的眼睛就有些痛，这让我非常担心。因为2007年攀登卓奥友时，我曾经出现过短暂的雪盲。现在四周全是白雪，又没有黑天，必须24小时戴着墨镜，时刻提防可能出现的雪盲。
到达低营地之后，我们原计划去高营地进行适应性训练，结果被向导告知，未来两天的天气都不好，顶峰的风力相当于10级风，太冷，根本不适合往高营地攀登。
我和队友肖远还有向导David，尝试攀登了一趟低营地到高营地之间的岩石区，来回只用时3小时。我的高山靴有些磨脚，回到营地后，我脱掉鞋子，发现左脚已经有些红肿，我直接把高山靴的内靴拔了出来，用军刀给靴子做了个“内脏手术”，果然，再穿上舒服多了。
接下来的两天，天气依然不好。大家在向导的带动下，开始锯雪砖搭建防风雪墙。搭建雪墙的时候，男队友故意脱掉上衣作秀摆Pose，说是这么大的太阳需要光着膀子干活。实际上，大家纯粹是为了好玩，真的脱掉上衣，咬着牙作秀，等拍完照片，马上得把衣服套回去。
雪墙砌好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这时从高营地撤下了4个人，一位父亲带着他的一双儿女和一个向导。一聊才知道，他们居然是1924年攀登珠峰的传奇人物英国人马洛里的后代。这一家3口曾经在2008年一起由珠峰南坡登顶，现居住在加拿大，女儿23岁，是加拿大最年轻的登顶珠峰的女性。
马洛里当年两次尝试登顶珠峰，最终留在了山上，他最后一次是否登顶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无论他是否真正登顶，他应该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后代仍然受着他那句激励无数登山者的名言——“山在那里”的感召，实践着、实现着登顶珠峰的梦想。1995年5月14日，马洛里的孙子GeorgeMalloryII登顶了珠峰。
一直期待好天气等待登顶，只是如今这样的等待和无所事事，的确比真正的攀登还难熬。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无聊的等待加剧了对家人的思念。想念家里那张温暖的床，想念和亲人、孩子们相拥的感觉。越是这样，越是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孤寂感，就像整个世界都停滞在这冰冷的南极大陆冰盖，而我却被冻成了千年冰人。
我独自走出帐篷透气。
远方的蓝天白云与雪地相接的美妙景象，寒冷的微风涌来一股温暖的思念，微笑之间突然眼眶涌满了幸福的泪水，渗落雪地。此时抬起头沐浴着南极寒冷的阳光，冰冷的微风亲吻着我脸颊的泪水，我长长喘过一口气，眼前腾云驾雾，仿佛气息传向心灵呼唤的远方，一切没了边界。穿越时空，我思念的人和思念我的人，人间一切美好都在眼前，顿时南极的寒意全无。我模糊着满足得轻轻躺在雪地中，生怕惊动了一粒粒细小、闪光钻石般的雪花。闭上眼睛擦干眼泪，纯净雪地、清冷空气、蓝天白云映入身心，身体柔软而舒展，从未感觉过的轻松……
时间又过去了一天，到了22日，天气依然很糟糕。大家起得更晚了，现在营地每天只吃两顿饭，一次在中午12点，一次在晚上7点左右，每顿饭都是袋装的方便食品。每天在极冷的环境下，即使不运动，能量消耗也很大，饿的时候就吃些自带的零食充饥。在等待期间，每天除了去几次厕所，我们几乎从不离开帐篷。
这天我们下午4点才吃到中午饭。是牛肉米饭，这是进山的第一顿米饭，中国人都喜欢米饭，大家吃得很香。洗碗的时候，David倒出了一些米粒，阿贵盯着那些米饭发出了异样的声音。向导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应该是还没有吃饱，可惜倒在漏网里的米粒已无法拾起。他望着大家无奈地笑了笑。大家明白，4点钟才吃的这顿饭，估计就是今天唯一的一顿正餐了。
没想到，晚上8点多，大家又吃了一顿。尽管是非常简单的方便面汤，为了保证体能，再喝点儿汤还是很有必要，饭后回到帐篷继续看书。在帐篷里戴着薄手套拿着书，不一会儿手就被冻痛了，脚也冻得麻木起来。我赶紧爬起来，穿上羽绒袜套和厚厚的羽绒上衣，然后钻进睡袋里就着热水吃了一块巧克力，这才慢慢暖和过来，然后逐渐在书的催眠中睡去。
再次醒来，已经是23日早上。早饭时，每个人只有少量的鸡蛋，是用方便食品袋包装好的没有蛋壳的鸡蛋，然后再用开水冲一些袋装的麦片或者奶粉，吃完依然是回帐篷看书、写日记。今天是被困在低营地的第六天，我算了一下，从我们头天晚上7点吃的那顿饭距第二天中午的这顿饭，大概间隔了17小时。如果接下来天气依然不够好的话，我们的食物供给也会出现严重问题。
24日下午，同行的意大利一家3口用雪创作了一棵圣诞树，上面除了有一顶帽子，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大家倒了一些红酒，庆祝即将到来的平安夜。不过向导显得忧心忡忡，因为得知第二天天气依然很糟。他决定去运输一些必需的食物，他告诉我们，估计26日会往高营地攀登。如果这样的话，28日可回到联合冰川。我没有太多的期待，只希望不要再次推迟，因为这样整天闷在帐篷里哪儿也去不了，太熬人了。
外面的风声很大，温度很低，起床时已是中午1点。我穿好衣服去雪墙边小便。突然狂风大作，雪花吹到屁股上，就像无数针刺，小便飞一般呼呼洒在羽绒靴上。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靴子肯定全湿透了。”此时，风雪扑打在脸上，眼睛都无法睁开。我急忙提上冰冷的裤子，低头一看，却发现，刚才我的担心实属多余，被风吹洒在靴子上的小便居然全部结成了冰粒。我一手捂着脸，一手捂着羽绒服，快速跑回帐篷，整理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
昨晚狂风，我们的炊事帐篷被狂风吹塌了，今天没法再做饭，David的协助把炉子拿到帐篷里点燃烧水，让大家冲麦片作为早餐。我自己翻出了一些零食吃。今天已经是被困在低营地的第八天，比计划的攀登时间超出了太多，食物供应紧缺，长时间吃不到一点新鲜蔬菜。再这样下去，一定会缺乏维生素，体能也是个问题。
每顿饭后，为了尽可能节约资源，我们都要倒开水把碗涮一下，然后把涮碗水作为汤喝下，接着用餐巾纸擦嘴，再用擦过嘴的纸擦碗，这样又喝了汤，也涮了碗，水和纸都没有一点浪费。
David说，明天天气应该转好，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整队将前往高营地，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在27日登顶，28日可下撤到大本营，煎熬的日子终将过去了。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欣喜若狂，好久没有这么强烈的开心感觉了。
终于，26日凌晨12点多，我们出发了。
早晨6点，到达了高营地。高营地在一个相对的凹地，前面是直壁悬崖。站在悬崖边望着远方，给人无限遐想。南极的雪山和云雾缭绕相接在一起，蓝天和白云之间还夹着彩云，不断变幻，已经分辨不清天空云海和南极冰盖，天地似乎连在了一起，向四周无限延伸，仿佛可以穿越时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下，才能感悟到南极的冷艳与俊美。
我们在高营地准备第二天冲顶的时候，遇到一位尼泊尔向导带着一位70岁的英国人登顶后下来，他们往返用了12小时，完全可以想象，攀登这座山并没有多大难度。果然，我所在的第一队登顶只用了5个半小时，下山只用了2小时10分钟，而且攀登过程中一点风也没有，一直都是太阳高照。酷热的行进过程中可以脱衣服，可是脚上穿的御寒鞋袜却没有办法脱卸。由于脚热，下撤过程中袜子变潮湿，脚长时间浸在潮湿的环境里，行走起来很容易磨出泡。下午回到营地，每个人的脚都有不同程度的磨伤，我脚上被磨起了3个泡。
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在高营地就开始商量徒步滑雪到南极点的事。
因为在低营地等了8天，接下来徒步南极点的时间就显得非常紧张。在4天的时间内，如果按以前的计划行走1纬度（113公里）的距离，几乎是很难完成的任务。由于队员对徒步距离的意见不统一，有人建议改为徒步七八十公里，最后干脆说徒步50公里，四舍五入就当100公里，也就是大家说的1纬度了。在讨论的过程中，组织方介绍，事实上，之前国内很多人也没有完成真正的1纬度，能完成100公里已经非常不错了。一些人完成七八十公里，甚至还有人只完成更短的距离就宣称走完了1纬度。我和肖远一直坚持徒步走满1纬度，也就是113公里，到南极点，而不是仅仅走一小段路程敷衍了事、自欺欺人。我们为这事讨论了好久也没达成一致的结论，决定一边下撤一边再做安排。
次日早上，我们从海拔3800米的高营地下撤到大本营，在那里乘坐飞机，于当晚7点顺利到达了联合冰川大本营。
回到联合冰川之后，我们接着讨论徒步南极点的方案。因为队员之间理念不同，希望行走的距离不一样，领队考虑把徒步南极点的人分成两组。可后来得知，大本营没有多余的向导，这就意味着分组方案根本不可行。刚好我们队里一名脚起泡比较严重的队员，决定跟其他外国游客乘飞机前往南极点，一下子解决了队伍行进的担忧。我们最后决定，29日起程，计划用4天半的时间徒步75公里到达南极点，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我满意的结果。
根据向导的经验，这种安排在时间上有风险。能否顺利完成，将取决于未来几天的天气和队员的身体状况。28日早餐后，我们开始领取徒步南极点的滑雪装备，并进行滑雪器材的调试，下午又准备了4天半的食品。除了各种口味的脱水方便食品，还要多预备一些遇到坏天气时被迫滞留时的食品，所以每人最少需要带够7天的食品。早餐是麦片、牛奶粉、速溶咖啡、茶包等；中午路餐（能量零食）是巧克力、能量棒、能量糖果、奶酪、果仁（葡萄、杏仁、花生、苹果干等）；晚餐是方便袋装的各种口味的脱水西式米饭、面条、土豆粉等。
一切打包就绪，我们在晚饭后拉着雪橇，滑雪到了距离大本营3公里以外的地方，并在那里搭建帐篷过夜，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装备及物质是否齐全和适合自己。因为一旦出发，这些物资都没有办法更换和补给。
第二天早上，Winslow烧好开水叫大家，她是我们这次徒步去南极点的女向导。喝完开水冲麦片，大家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到联合冰川大本营，等待飞机带我们前往距离南极点75公里的地方，体验南极徒步探险。
中午回到联合冰川基地吃饭，这是去南极点徒步之前的最后一顿大餐，每个人都吃得很多，我还特意拍摄了大家最后一顿吃大餐的样子。阿贵由于眼睛轻度雪盲，吃饭时也一直戴着墨镜，我说：“阿贵，感觉今天的饭菜怎么样？”他憨憨地答道：“好吃！”接着队友说：“半头猪都被他吃掉了！”所有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我想问问阿贵的眼睛如何，就逗他说：“你戴着眼镜吃饭摆酷给谁看呀？”结果阿贵给了我一个意外的回答：“吃太多，我怕别人认出我来！”接着继续一本正经地享用他的晚餐，大家乐翻了天。
联合冰川大本营的待遇很好，每天吃饭的地方是在一个可以容纳近100人的餐帐。午餐很丰富，包括：意大利面条、土豆泥、肉酱、花菜、红萝卜、红色卷心菜、豆类，还有啤酒、红酒、芬达、雪碧、可乐、果汁等多种饮品。大家可以在餐厅帐篷休息、看书、听音乐、喝茶、处理自己的事情。
原以为下午就出发了，可是餐后不久得到通知，飞机不能如期到达，除了徒步又要推迟一天外，回程的计划安排也将打乱。时间计划破罐破摔了，我们反而彻底放松了下来。在等待的时候，向导Winslow，让我去换一副和其他人一样更结实的金属装置配件的滑雪板，结果换过之后才发现，我的鞋底太宽穿不进去。这双鞋子可是从几千公里之遥的蓬塔带来的，这里不可能有这样专业的鞋子备用，而且女生的号码更难找到，这可怎么办？查看原图
我比了比鞋子和雪板槽宽度的差距，自己开始自力更生用瑞士军刀修理鞋子，把两边宽出的部分削掉，这活儿比在文森峰“解剖”高山靴容易得多。向导见我在帐篷外修鞋，瞪大了眼睛看了看，然后笑着竖起大拇指说：“Goodidea！Clevergirl。”在南极，我不仅做过修鞋匠，还发挥自己干针线活儿的特长，自制了防风镜的护脸等物品。
在这期间，队友脚上的水泡也恢复了很多，最后，所有队友都决定，一起徒步1纬度去极点。第二天下午5点半，我们终于乘上了飞机准时出发，专机上只载了6名旅客、1名向导，还有3名机组成员以及我们徒步南极点的所有装备。飞机的形状非常怪异：从机尾角度看，机身有些像青蛙，从窗口看有点像鲨鱼，也有点像科幻片里的怪兽，长着只奇怪的长耳朵，还设计了鼻子和眼睛，不过飞行中感觉还算平稳。
飞机降落在南纬88°；59'422"，西经82°；43'762"，大家用了几分钟迅速把所有装备卸到雪地上，然后退后大约50米，目视飞机在轰轰声中起飞返程。飞机飞走了，留下我们站在无边无际的茫茫雪海中。环顾四周，感到瞬间被一种强烈的孤寂感包裹了。
用指南针找准南极点的方位，我们扣好雪橇的织带开始向极点迈进。当天我们只走了1个多小时大约3公里的路程，就停下来开始扎营。搭建帐篷时出了问题：因为南极太冷，布料和帐篷杆冷缩率不同，结果帐篷的穿杆条无法扣上帐篷。即使找来力气最大的阿贵使出全身的力气，还是无法扣上。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我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是把帐篷脚环的织带剪断再接上一段，就可以让帐篷和穿杆尺寸匹配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带子长度有限，只能用针线缝合才能把脚环织带变长。在摄氏零下30度的环境里脱掉手套干针线活谁也没试过，尤其是在风中。我先躲到帐篷里把针线都备好，然后使劲搓搓手取暖，再一只手戴着厚手套，拿针这只手戴着薄手套冲出帐外快速缝合帐带。大约用了两分钟只缝好了一边，我就感到手冻得生痛。赶紧跑到帐篷口背风的地方，把手捂捂恢复知觉，然后再缝合帐带的另一边。等缝好后，Winslow又一次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赏、感谢。我笑着快速钻进帐篷，戴上厚厚的手套捂手解冻。
第二天，我们在风雪中顶风行进7小时，行进了大约12公里。GPS显示的是南纬89°；07'535"，西经82°；08'092"。
天气非常寒冷，在行进过程中能量消耗很大。每隔两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补充水分和食品。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快速穿好羽绒服，然后再吃东西、喝水，歇息全程控制在5—10分钟内。向导反复提醒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想着保暖，否则几分钟内就可能被冻伤。身边稍微有一点风时，即使戴着薄手套拍摄三五分钟，双手就冻得生痛，很久都缓不过来。身上到处冰冷，可是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下，手再冷也不能伸到贴身的地方取暖，因为这种会导致整个身体散失更多热量。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加大运动量，让身体迅速暖和起来，这样手脚才会尽快暖和过来。这就是我们每一次补给停留的时间都控制在5—10分钟的原因，停留时间过长，即使穿着羽绒服，身体不运动，也会感到极冷。这是因为通常行走时会出汗，一旦停下来，身体就不会产生更多的热量，于是衣服冰冷的感觉很快就传递给身体。而身体一旦冷下来，要恢复到暖和状态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风中接缝织带和拍摄过程，让我真切地体验到了寒冷的威力。
队伍中的每个队员都从未经历过从南纬89°；滑雪徒步113公里这样极冷的徒步项目，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即便再难，大家也都必须咬牙扛着。但每个人的体能不同，心理承受能力也有差异，感受自然和理解事物自然也就不相同。
我们每天行进20公里左右，通常分4段走，每段1。5—2个小时。到了第五天安营扎寨的时候，GPS显示，我们距离南极点还有35公里。我们决定把最后一天的行程控制在15公里内，这样最后一天到达极点的行军时间会充足一些。
到了第五天，走完第3段时，向导Winslow突然指着前方告诉我们，那就是建立在南极点附近的美国斯科特-阿蒙森科考站。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能看见几个小点，但其实科考站距我们还有几十公里之遥，真是可望而不可即。但在茫茫雪原上突然看到了人间建筑，那感觉就好像突然到了外星球。我们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到了地势低处，于是前后左右又什么都不见了。四周无垠的雪原与天际相连，世界变得没有了边界。这里的时空仿佛变得即透明又模糊，感觉真的很奇妙。
最后一天的滑雪徒步让人感觉一身轻松，尤其是到最后两公里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走得越来越快，状态出奇的好。上午11点出发，下午5点40分就走完了最后的16。3公里，到达了南极点。
搭建好帐篷之后，在帐篷里队友看着我的下巴，突然惊奇地叫了起来：“你下巴这里有一块儿怎么颜色不一样？”我赶紧检查了一下，原来，下巴冻伤了。最后两三个小时，我只顾着拍视频和行走了。自己太疏忽大意，竟然连下巴冻伤都浑然不知。
到达南极点后，我在营地遇到了一位比我们早一天到达南极点的英国人Foot。他竟然是独自一个人徒步41天，走了1100公里到达南极点。出发时，他给自己准备了将近两个月的食品，把它们全部堆放在雪橇上，雪橇看起来就像是一艘小船。我既惊讶又钦佩，一个人要应对极寒和无法预料的种种磨难就已经非常困难了，更何况还要独自一人承受孤独、恐惧的考验？这才是真正的顶级探险家。
第一遍修改这本书的书稿时，我刚刚从挪威集训归来，我也已经开始为我自己要亲身参与的一次穿越南极大陆的徒步探险和倡导水资源保护项目活动做准备。
100多年前，挪威的探险家阿蒙森和英国的探险家斯科特展开到达南极点的竞争，虽然当时条件落后，但他们的队伍也算得上庞大，他们的物资由雪橇犬或矮种马来拉。而2013年底我们将要进行的这次活动，由来自不同国家代表7大洲的7名女性外加领队组成，没有后勤支援，没有协作帮助，向导介绍说：我们每个人每天要自己拉着重达80公斤的装备物资前行。
这将是一次“前无古人，难有来者”的全新挑战。
这一次，我们将不只是到达极点……
在南极点睡了一个长觉，我快到中午才起床。
吃饭时，我发现队伍中又增加了3个人：世界上最大的南极探险公司ANI的4位创始人之一David、向导Scott和前天乘坐飞机一起到达极点的美国地理学家Neil。他们要和我们一起等待飞机回联合冰川。
午饭后，风依然很大，而且有雾，感觉寒冷刺骨。我和Scott、Neil、肖远等人一起去看南极点标志。南极点有一个地球轴心标志点，还有一个磁极点，极点的位置会随着磁场的改变而移动。标志点周围飘扬着12个国家的旗帜，代表着当年签订《南极条约》的12个国家。在远离祖国的地球另一端，如果能有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那该是怎样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可惜南极点没有中国国旗。后来翻阅照片时我发现，站在极点照的一张照片，特别像是飞行女兵，把照片调整为黑白时，后面的旗子上的五角星有点像中国国旗，真希望国旗能早一天在南极点飘扬。
等待的时间有些无聊，第二天早上依然是大雾笼罩，奇冷无比。向导告诉我们，回程的航班信息需要等到下午两点半才知道，如果飞机准时来接大家，我们将无缘参观期待已久的南极点的美国阿蒙森-斯科特科考站。
上午，ANI的老板David和向导Scott从外面拿着一张清单匆匆回了帐篷。原来他们是去清点多年前埋在这里的物资。对于从未到达过极点的人，这里的一切都显得神秘、新奇。在极点经常会遇到恶劣天气，被困数天甚至是数十天，是常有的事。这些储藏的物资都是应急用的，我想象着，那里应该是个黑洞洞的秘密雪窖，清单上的物品都用简写的符号代替，有几十项内容。从清单上可以看出，最早的物资是2003年存放的。后来，他们又去取回了一些2009年生产的饼干，显示已经过期了。可闻了闻，没有一点变质的味道，于是大家分着吃了一些，味道还是原味，看来摄氏零下几十度的环境保质期会成倍延长。
闲着没事，David发动了一次极点营地垃圾清扫工作。虽然天气冰寒刺骨，大家寻找垃圾的热情却很高。清扫中发现营地附近有几根火柴棍、两三根烟头、几张沾着雪的纸巾，还有几块油污点、尿液和做饭时留下的厨房剩水，它们跟冰雪冻在了一起，颜色深浅不一。想把这些渗透在雪地的脏雪挖出来，可是一项大工程，因为这些污染源深达1米多。这些带颜色的被污染的雪都被雪铲撬到黑色垃圾袋里，最后，满满的4个高大的黑色垃圾袋里几乎装的都是被尿液和厨余剩水污染过的雪。此后，它们会被运到上千公里外的地方去处理。这4个垃圾袋的污雪运输费用极其昂贵，如果用简单的日常思维衡量，组织方绝对是自讨苦吃。可是这种对大自然的关注与敬畏，深深感动着每一个参与者。南极冰盖是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储存了地球上70%的淡水资源。保护了这片净土就是保护我们自身。
在南极点的营地，我们唯一的活动场所就是四五平方米的炊事帐篷。外面实在是太冷了，几乎没人愿意在外面停留，就连每次上厕所都犹豫再三。厕所就在旁边几米远的地方，可每次去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家需要上厕所前的常用语是：“需要酝酿一下。”
我闲待不住，下午又去了一趟距离我们帐篷1公里的地方——南极点标志地。回来后得知，明天飞机将从联合冰川飞进来接我们，这已经是住在南极点的第三个晚上了，终于可以离开这又冷又无聊的地方了，不过还是没有特别高兴的感觉。自从攀登文森峰以来，就是等啊等啊，冷啊冷啊，每到一个地方，都不能按预计的时间完成、离开——我们在文森峰的低营地等了8天，在南极点又已经等了3天，大家都变得很期待又都不敢轻信每次的好消息，每天的最大愿望就是祈祷好天气，飞机能早点进来。
第二天早上天气非常好，云雾散去，露出了蓝色纯净的天空，大家都很开心。吃饭后，我们又第三次徒步1公里前往南极点标志地。可是当我高高兴兴回来时却得知，大本营的天气12小时内都不理想，飞机又不能起飞。一瞬间，我沮丧到了极点。
晚上8点起，David也按捺不住了，开始每隔一小时亲自向联合冰川基地报告一次天气情况。在帐篷外第二次测试天气时，停在南极站的美国科考队的大力神飞机突然起飞了。David说，如果进一步测试天气好转的话，大约凌晨三四点，飞机将起飞，飞进南极点。
我一直没有睡，等待飞机起飞的信息。得知飞机终于起飞了。David再次测试了一下南极站的天气情况——能见度不高，云层很厚，飞机有可能降落不下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飞机将返回联合冰川。
凌晨4点15分，飞机终于降落在南极点，我们早已收拾好所有的装备，包括昨天清理的大大的几袋垃圾，翘首以盼。
登机之前，我们终于一遂心愿——参观了南极点的阿蒙森-斯科特科考站。
阿蒙森-斯科特科考站1959年由美国建立，是唯一一座位于南极点的国家科考站。
科考站担负的主要科研任务是：通过特殊的仪器采样深度冰层的冰样，为研究远古地壳变化提供证据；通过一架超大天文望远镜，探索宇宙从未发现的奥秘，捕捉宇宙中小于中子、原子的物质；研究南极的空气层结构和纯度。这个工作站采用新西兰时间，与最近的联合冰川基地的时间相差8小时。这里的工作人员，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71岁。夏天最多时有25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冬天只有50人左右。
和外面天寒地冻的环境截然不同的是，科考站里面很暖和，工作人员都穿着衬衣、短袖。科考站主楼内设施就像豪华星级宾馆，有实验室、游戏室、医务室、会议室等，还有奢侈的冲水厕所。工作人员每周可以洗澡两次，每次时间两分钟，两分钟后自动停水。为了节水，以前在北极圈，我洗过4分钟就自动断水的热水澡，这是第一次听说两分钟就断水的洗澡，我想在这里工作的人一定是自理能力很强、训练有素。
科考站内的蔬菜供应由这栋楼里的实验室种植提供。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蔬菜25天内的生长过程。蔬菜生长在一个模拟户外阳光的实验室，生长环境没有泥土，只能看到模拟的阳光和充足的水分，还有无数供应养分的管线，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贵的蔬菜，据科研人员介绍，这里的蔬菜成本每一磅最少50美金。
参观结束后，飞机很快起飞了。10日早上11点，安全到达联合冰川，大家都期盼可以直飞蓬塔，这样几个小时后就可以住进宾馆，睡上舒适的大床。可是，天气依然很糟，飞机不能起飞，又只好在营地搭建帐篷等待飞机。
这一等又是四五天。
这期间，向导Winslow开了个“后门”，让我们去洗澡。洗澡间只有两个，空间很小，却很实用，一点没有感觉到冷。洗澡间后面有两个大大的黑色金属钢罐，里面装满了热水。这套系统和旁边厨房相连。洗澡水需要从旁边水龙头接到桶里，然后只需按一下挂着的按钮，热水就可以从头顶洒下来。一个月来第一次洗澡，身上简直惨不忍睹，洗完后整个身体一下子清爽自在了不知多少倍。
等待好天气期间，每天向导都会向我们通报消息。到了14日中午，大家终于又得知，晚上会有飞机来。当我们回到蓬塔时，需要绕过机场外的障碍物徒步6公里到宾馆取行李，心想，虽然需扛着我们的驼包来回12公里的路程，但是终于可以回程了，大家都欣喜不已。可是到了中午，不幸的消息又传了过来：本来，从乌克兰租用的飞机昨天已经飞到最后一站的蓬塔机场，但是发现漏油，经过检查，是发动机的问题，在蓬塔机场找不到可以更换的零部件，无法修理，只能想办法到智利取配件再运到蓬塔机场，经过努力协调，取回配件最少需要3天时间。
没有任何别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等待，大家只能再次改签回程机票。
到了16日晚上，营地里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有用时42天1小时13分走完南极全程的挪威向导，还有徒步走完10纬度的代表印度军方的8名战士——他们这支军方队伍之前已经完成了8座8000米雪山的攀登。他们的目标是准备完成14座8000米雪山的攀登和全程徒步南北极，队伍成员看起来个个精干魁梧。
在等待期间，大家组织了乒乓球比赛，但是我却快乐不起来——飞机的事情依然没有着落，而且还有更坏的消息传来，因为石油涨价，蓬塔当地发生了骚乱，还爆发了血战，死了一名妇女和两名儿童，机场被封锁。
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在距离蓬塔上千公里的雪原中，大家的安全不会受到威胁，只是需要等待蓬塔局势变好，解除对机场的封锁，如果天气允许，我们就可以飞出去。由于行程严重超时，大家需要打的电话更多，卫星电话费用显然不够，每次通话都只能最直截了当地说个结果，报个平安，没法细说。
夜里1点半，我悄悄离开了营地，想一个人去空旷的雪海走走。
我走得很稳，也很慢，一直单纯地向前。羽绒服的拉链一直拉到顶端，把嘴也捂在里面，头部也裹得严严实实。开始往前走的时候，南极的清冷让人有些缩手缩脚，待到慢慢走热，浑身就轻松了下来。我踏着雪地上晶莹剔透的雪花，尽情感受着脚下有节奏的吱吱声。突然之间，我不知为什么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孤独感，甚至伴随着一点点害怕。
我停下脚步，一个人站在那里，闭上眼睛，尽情地审视着自己内心的心境。我感到身后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靠近，静静地站到了我的身旁，然后慢慢地但却紧紧地把我抱在了怀里。一刹那，我的眼泪涌了上来，透过泪光仿佛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我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仿佛从梦中惊醒。若不是在这样的孤寂环境中，人怎么能体会到，平时熟视无睹的平凡，其实都在我们内心深处烙上了珍贵美好的温馨。
当我一个人在茫茫雪海中转过头去，感慨着极昼夜里出现的幻象，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在距离我很远的营地，帐篷就像散落在白色沙滩上的一粒粒贝壳。
走出了太远，该回去了……我对自己说。
我试图沿着自己来时的脚印一步步原路返回，可是走起来一扭一拐很不自在，后来才意识到，原来是踩反了。我停下来，双手放在厚厚的羽绒服兜里，脸被羽绒服包得只剩下两只眼睛，睫毛上也结上了冰霜。站在原地笑了笑，又摇摇头，自嘲了一下。
此时的我，已不再像来时那么沉闷和缓慢。我快乐地沿着雪地上来时的脚印，大踏步地走向静悄悄的营地。查看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