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面对摊满半阳台的那一堆堆书时，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温情的秋阳抚摸着我，窗台上停着一只小鸟，张着一对小乌眼瞪着我，还不停地“啾啾”，然我的心情却怎么也暖不起来。我在琢磨，我该如何安顿这些书？有个书房该多好啊！
这半阳台的书是我花了四个下班的时间，用电瓶车一包一包从单位搬到家的。单位的办公地点要换，我那满满两橱的书，想往新办公室搬，可那儿没那么宽敞。况且，我也是奔花甲的人了，这些私有财产最终还是要随我回家的。
书是回家了，可往哪儿搁呢？蜗居实在是令人汗颜，仅小小的两室一厅，除了满足三个人的生活起居，再怎么设计也折腾不出一个书房来了。这年月，房价又像雨后春笋刷刷地往上攀升。想改善一下，但就凭月入的那几千人民币，那难度不亚于九天揽月。当初，蜗居装潢时，为了安顿我的那些书，往墙里凿了一个壁橱，在阳台辟了一角，正好能放个书架，也可谓是费尽心机。眼下，这两处早已是塞满了书籍。我沐浴在暖暖的秋阳里，面对着这摊满半阳台的书发愁。
目光扫视到了那个竹书架。记得在购书架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铁制的，另一个就是这个竹制的。铁制的那个粉红色，漆得油光锃亮，顶尖呈拱形，造型简洁明快，特别是那暖色调很适合刚乔迁的新居。它是妻子的首选。那个竹制的，乍一看是“湘妃恋情斑斑泪”的湘妃竹，其实不然，那是制造商精明的谎言。通过一连串的加工，一般的竹子成了湘妃竹。它看起来古朴厚重，不禁让我想到了毛泽东的两句诗“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于是，我就钟情于它了。当我把它搬回家，安顿在阳台的一隅时，我曾经久久地审视它，萌生出一种由衷的欣慰和满足。至今，它落户我家已三十年了。
总以为逝去的岁月无印无痕难以直观，许多往事残存在记忆里的也仅是一串星星点点的碎片，一网一网地打捞，一幕一幕地翻阅也总是支离破碎，找不到清晰的线索和明确的载体。现在，当我面对盘踞一隅的那个书架时，我否定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因为，我清晰地看到了逝去岁月的印记。
书架的最上层堆放着《收获》《当代》《小说选刊》等杂志，随手一翻都是1979年到1985年那时期的。那是“文革”后“伤痕文学”言犹未尽，“反思文学”方兴未艾的文学复苏振兴时期。一股文学狂潮骤然掀起，无数年轻人都涌向了文学的独木桥。我那时也被卷入了这股狂潮。这一本本杂志就是那时欲攀登文学大山时一本一本虔诚地购置的。在这些杂志的影响下，我不自量力地拿起了笔，开始了自以为是的文学创作。一个星期可以写出万字以上的小说，连续三个通宵可以创作出独幕话剧的剧本。结果是制造了大量的语言垃圾。唉，年轻总是那么富有朝气又充满幻想。
往下一层放置的都是课本。有《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逻辑》《写作》《哲学》等。它们见证了我四年刻苦的寒窗生涯。因为爱上了文学，所以就想到了“充电”，我报名考进了职工业余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整整四年，那时厂在市郊，白天上班，晚上无论清风斜阳还是雨骤风狂，隔天都蹬着自行车往返两个多小时去上夜课。轮着没课的日子，同住工厂宿舍的工友们打牌、喝酒、聊天、恋爱，其乐融融；我呢，独对孤灯，埋头读书，完成作业。其间的寂寞和甘苦，唯有自己明白。现在，望着这一层课本，我既欣慰又感慨。欣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为这四年的辛苦，我现在还捧着个不错的“饭碗”，不至“沦落”到下岗失业的窘境；感慨幸好那段青春时光没有虚度，时光如此匆匆。
再往下一层安放的是《散文》《美文》《文学港》等杂志和一些著名作家的散文集和散文选集。另一边有一尺多高，那是我粗陋的文字转换为铅字的样报和样书。当我在2002年接触网络，重又燃起写作的热情时，我已非好高骛远、高低不知的愣头青了。文学梦于我早已淡然漠然，写作于我就如他人搓麻将、“斗地主”那般仅是爱好而已，仅是一种自我的慰藉、自我的抒发、自我的思考，是对人生、对自我的总结和完善。当然，那一尺多高的收获也给了我动力和满足。
现实往往是严酷无情的。许多次去朋友家、同事家，看到人家装饰得齐齐整整、朴素典雅的书房，我就会啧啧赞叹，同时心底里浮起黯然的羡慕。我渴求、渴望有个书房，但它总是离我那么遥远。一次，在一个文友的博客上看到他描述他书房的博文。我在留言里写道：“由衷地恭贺你有一个如此精致的灵魂安置之地。我就像渴望有个家那般渴望有个书房。”
我无法改变环境，那就只能去适应环境。我决定忍痛割舍那个竹书架，新购一个五层的木书架来替代它，增加容量。再购置一个三层的木书架，把它搁在卧室的那个转角柜上。我估摸有了这样的扩容，那些书应该暂时可以有安身之处了。我把这些想法对妻子说了。她虽然蹙了一下眉，但还是顺从了我。做了快三十年的夫妻了，她知道这是我最大的爱好，她理解我，我也感谢她。
“要是有个书房，该多好啊……”我想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