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1911
清兵入关
崇德八年（1643），福临（顺治帝）即位后，摄政王多尔衮逐渐掌握了朝廷重权。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多尔衮决定领兵入关，开辟新的战场。顺治元年（1644）四月七日，清廷祭祖誓师伐明。九日，多尔衮统领清、蒙、汉军兵总计约14万人，鸣炮起行，讨伐明朝。十一日大军到达辽河，十四日到达翁后（今广宁附近）。十五日，镇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平西伯吴三桂突然派人前来洽降，这为清兵入关提供了意料不到的方便。二十二日，在吴三桂与李自成激战之时，清兵突然冲出，击败李自成军。随后吴清联军越关西入中原，紧紧追击农民军。五月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在数万名亲兵的簇拥下进入北京，并在武英殿称制，开始了清廷对北京的统治。
八旗与绿营
八旗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个部落的的过程中所创建的制度。它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八旗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是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旗帜进行编制的部落军队。清入关后，建立起八旗常备兵制，仍严格实行按民族分别编制的原则。共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兵额约为22万，其中以满洲八旗为骨干。八旗兵采取世袭兵制，在年16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选，有关八旗内部事务由京师八旗都统衙门统一管理。入关以后，虽仍沿用以旗统兵的传统建制，但随着统一的清朝政权的建立，八旗兵分为“禁旅馆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直属于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禁旅八旗一部分负责保卫宫廷，一部分负责守卫京师；驻防八旗驻扎于全国各要冲。随着清军入关，统治面积增大，八旗兵力严重不足，无法应付各地爆发的突然性事件，于是根据“以汉制汉”的既定原则，招募汉人和收编汉族地主武装，建立“绿营兵”。绿营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此而得名。绿营兵额不定，最多时达66万余人（嘉庆时）。绿营的编制是标、协、营、汛，各省由提督、总兵统率，全国有提督23人，总兵83人。以下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百总、外委等官。八旗与绿营虽然同为清朝的主力部队，是维护清朝统治的有力保障，但由于民族关系，在待遇方面有明显差别。八旗兵无论装备、政治待遇和兵饷，都比绿营兵优越。绿营中的重要官职也都规定为满官充任。各地驻防的绿营兵要受驻防八旗的监视和控制。绿营的装备和训练远不如八旗兵，粮饷不及八旗兵的1/3.
摄政王多尔衮病逝
多尔衮（1612～1650），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清太宗皇太极同父异母弟。天聪三年（1629），多尔衮被皇太极赐号“墨尔根代青”，即聪明之意。多尔衮英勇善战，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声名远扬。崇德元年（1636）晋封和硕睿亲王。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逝世，礼亲王代善会集诸王、贝勒，经商议，确立皇太极第九子时年六岁的福临继位，多尔衮被封为摄政王，辅理国政。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并于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城。多尔衮进占北京以后，采取措施恢复秩序，稳定人心，同时迎接福临入京，定都北京。此后多尔衮独揽朝纲，威福自专，先后被封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地位明显高于诸王。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因身体不适，率领八旗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出边围猎。十二月，病死在塞外喀喇城。由于顺治帝和不少满洲贵族不满多尔衮专权，在他死后第二年便以“谋逆”为名夺爵，平墓，并打击其亲信。虽然多次有人提出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均遭顺治帝阻挠，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才对多尔衮重新作了评价，承认其历史功绩，恢复其历史地位。
明史案
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庄廷私著明史案发。庄廷，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清兵入关后，庄廷购得前明天启朝大学士朱国桢所撰明史稿，并广聘名士增补天启、崇祯两朝史事，以己名刊行。由于书中有诋毁贬斥清统治者的文字，所以不断遭到勒索，因贪污罢官的归安知县吴之荣勒索未成恼羞成怒，他设法购得初刊本，呈交法司。清统治者得知消息后，为压制一切公开的或潜在的反清行动或思想，遂兴大狱。凡刊刻、参校、藏书、售书者，以及失职之官吏，均株连治罪。至康熙二年（1663）五月十六日，因庄廷案被凌迟处斩百余人，诸犯妻子皆流徙。庄廷虽早死，仍被掘墓焚尸，父、兄弟数人均被斩，相关地方官员亦受重处，明史案成为清代牵连最广、规模最大的文字狱之一。
南明政权覆亡
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建立的永历政权，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帝名朱由榔，是明神宗万历之孙，封为桂王。隆武帝死后，由丁魁楚、瞿式耜等拥立，称帝于肇庆。永历政权刚一建立，就颠沛流离，到处流亡。顺治四年（1647）初清军进入广州，永历慌忙逃往梧州。梧州紧急，又逃到桂林。后来，又从桂林逃到全州，从全州逃到柳州，由柳州逃回桂林。永历帝闻警即逃，懦弱无能，贪生怕死，而永历政权内部相互倾轧，毫无作为，只是由于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的支持，才勉强得以维持。顺治十五年（1658），李定国兵败，退回昆明。永历政权狼狈西逃，吴三桂等率清军穷追不舍，由于众寡悬殊，大西军兵败撤退，永历帝逃往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吴三桂率清军大举入缅，康熙元年（1662）正月俘虏永历帝并就地绞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至此瓦解。
郑成功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7世纪欧洲殖民者在亚洲展开了侵略活动，1642年荷兰侵略者霸占了台湾，从此开始对台湾人民进行疯狂掠夺和奴役。南明将领郑成功北伐失败后，为了坚持长期抗清，决定收复台湾，并以之作为反清根据地。曾担任荷兰通事的爱国志士何斌也从台湾来到厦门，向郑成功献出一幅台湾地图，敦请郑成功光复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大军抵达台湾海面，在何斌的导引下避开荷军的炮火，利用涨潮的有利时机，在荷军疏于防守的北航道淤浅地带由鹿耳门顺利登陆。康熙元年（1662）正月，郑成功指挥军队从海陆两方面向荷兰侵略者发动了猛烈攻击。面对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荷军统帅终于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被荷兰侵略者非法占据38年之久的台湾回归祖国。
金圣叹点评“六才子书”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人瑞评点群书，在小说戏曲创作理论方面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就。金人瑞（1608～1661），名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他生性狂傲不羁，无意仕途。清顺治十八年（1661），因“哭庙案”以倡乱罪被处斩。金人瑞一生博览群书，好谈《易》及佛，常以佛理诠释儒、道。他对《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最为推崇，称之为“六才子书”，并逐一详细评论。
三藩之乱
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帝下令撤藩，将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三藩撤除，将其军权、财政权及用人权收归中央，结束其各拥重兵、尾大不掉的局面。清廷撤藩令下达后，吴三桂即密谋叛清。十一月二十一日，他杀了云南巡抚朱国治，以所部兵力起兵反叛清廷，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以次年为周王昭武元年。吴三桂起兵初期兵势极盛，连克数城，清军则因准备不足而节节败退。在这种形势下，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叛于福州，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叛于广州，至此，三藩之乱业之形成，战火遍及半个中国，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才告平息。
建木兰围场
木兰围场是清代皇帝的狩猎之所，位于今河北省围场县。“木兰”为满语音译，意为“哨鹿”；木兰围场是康熙二十年（1681）开辟，此地原为蒙古喀喇沁、翁牛特等部的牧地。木兰围场周长1300余里，东界昭乌达盟，北邻克什克腾旗，西连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南接波罗河屯（今河北隆化）；北部为蒙古高原，中多丘陵，伊逊河流经其间。围场内水草茂盛，林木参天，野兽特别多。围场设总管，建有行宫，沿围场边设卡伦（哨所），禁止民人入内。围场建立之后，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皇帝每到秋天常来此围猎，谓之“木兰秋围”。除了随从的王公大臣、满汉兵丁外，内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蒙古四部以及新疆天山南北两路的蒙古诸部和维族首领，均需轮班随围陪猎，谓之围班。皇帝行围既可以训练士卒，又能够联络蒙古各部，一举两得。每次行围结束后，清代皇帝在张三营盛宴随围各部王公，并进行摔跤、赛马等活动，视为盛典。
施琅平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五月，康熙帝催促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六月十一日，施琅在铜山动员随征诸将，十四日，施琅率2万余名水师，300余艘战船，向澎湖进军。二十二日，清军攻克澎湖列岛，台湾郑氏只得降清。至此，清政府消灭了最后一支奉明为正朔的抗清力量。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十四日，康熙帝决定采纳施琅奏议，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府治设在今台南市）和台湾、凤山（今高雄）、诸罗（今嘉义）三县，这样，台湾开始置于清政府的管理之下。
《尼布楚条约》签订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签订的第一个具有近代国际法性质的正式条约，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是条约中最重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又规定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清朝在领土方面作了重大让步，将尼布楚及其以西直至贝加尔湖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尼布楚条约》严禁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对方逃亡者，以减少边境争执，并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贸易互市。《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缔结的，清朝虽然没有收回茂明安游牧地，却阻止了沙俄的进一步侵略。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俄的东段边界稳定下来，边境相对平静，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往来和贸易也有所发展。
避暑山庄建成
康熙四十二年（1703），避暑山庄在承德开始兴建，至四十七年（1708），初步建成。初称热河行宫，五十年（1711），康熙帝亲笔题名为避暑山庄，也称承德离宫。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总面积为564万平方米。宫殿区，在整个山庄的南部，是皇帝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地方，包括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东宫四组建筑。苑景区，又可分为湖区、平原区、山区三部分。避暑山庄建成以后，康熙帝几乎每年中都有半年的时间住在这里，这正是满族习俗的体现。
孔尚任作《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清代戏曲家。《桃花扇》是孔尚任的代表作。孔尚任早年受家族传统教育，曾应科举考试，后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创作完成戏剧名篇《桃花扇》。此剧是借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作者的“兴亡之感”。作品对南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揭露，同时，热情歌颂了李香君等一批下层人物。《桃花扇》脱稿后，风行一时。在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北方孔尚任的《桃花扇》和南方洪的《长生殿》齐名，被人称为“南洪北孔”。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多才多艺，著作颇丰，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是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此书在他40岁左右已粗具规模，此后不断有所修改和增补，直到他暮年才成书。《聊斋志异》通行本有16卷，合计近500篇作品。这些作品大多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采用了历史传记和传奇文章相结合的基本样式。其艺术成就首先在于以多种手法塑造出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通过志怪寄托孤愤，反映了现实生活，在艺术上达到了文言小说的高峰。
《古今图书集成》编成
康熙四十五年（1706），陈梦雷奉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初稿完成。《古今图书集成》内容丰富，由于《集成》晚于《永乐大典》300余年，因此它收录了许多《永乐大典》所没收录的东西，如金、元人的遗文，明及清初的文献等，这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被誉为“康熙百科全书”，其卷帙之浩繁，可谓居世界百科全书之冠。它的修成，对保存和整理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具有重大意义。
《康熙字典》编成
康熙四十九年（1710），清帝康熙下令张玉书、陈廷敬参照明代梅膺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编纂大型字典。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字典》编成，刊印发行全国。它是中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字典，“字典”之名从此成为同类辞书的通名。《康熙字典》体例完全仿照《字汇》和《正字通》，沿用其214个部首，以十二地支分12集，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首列总目、等韵、检字、辨似等，末附补遗、备考。《康熙字典》收字47043个，在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之前，一直是中国收字最多的字典。
戴名世《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是康熙帝晚年发生的震惊朝野的一桩文字狱。戴名世（1653～1713），安徽桐城人，才识过人，因对官修《明史》有所不满，曾想自己独立私撰一部新《明史》。然而还没着手写，大祸就突然临头。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身为翰林编修，而所著《南山集》“语多狂悖”，用南明年号，收入《滇黔纪闻》之反清内容，康熙帝命“严察审明具奏”。结案时刑部等衙门的判决十分严厉：戴名世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直系亲属俱照律缘坐，为《南山集》写序、刊刻以至贩卖者均依律治罪。所幸虽然书中确实阐发了南明政权的合法历史地位，触犯时忌，但康熙帝并未刻意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最终只处死了戴名世，对其他被株连的人犯如方苞等则予以宽大处理。
康熙大帝
康熙皇帝是清代的第四位君主，全名爱新觉罗·玄烨，为清世祖顺治皇帝第三子，顺治十八年（1661）即位，年仅8岁。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一生文治武功为古今所仅见：平三藩，定台湾，两克雅克萨，三征准噶尔，开疆拓土；他重视文化，政治清明，创下了中国古代社会最繁荣的局面。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病逝，庙号圣祖，葬于景陵。康熙帝是清前期比较宽厚圣明的统治者之一。他在位61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为清代“康乾盛世”奠定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基础。
秘密立储制度建立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见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秘密立储方法。他将选定的继承人之名亲笔书写后密封，藏于匣内，然后置于乾清宫正中由顺治帝亲笔所写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测，秘密立储制度遂正式确立。雍正帝于乾清宫密诏之外，另书内容相同之传位诏书放于圆明园内。雍正帝密立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避免了历代皇子为争储位、储君与皇帝争权，以致储君骄纵、皇帝身心忧瘁等弊端。该制度减少了政治混乱，有利于政局稳定。乾隆帝登基后，认为此法甚好，于是继续实行。
全国推行“摊丁入亩”
清雍正元年（1723）九月，清廷批准了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决定自翌年起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是雍正朝开始向全国推行的一项赋役制度的改革，旨在改变丁税的征收方法，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自一、二钱至七钱不等。这种方法使有田者增加赋役，贫者免役，改变了过去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现象。全国范围内的摊丁入亩到乾隆后期基本完成。
养廉银
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帝在下令推行“耗羡归公”的同时，还实行了“养廉银”制度。“耗羡”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损耗部分的补贴。“耗羡”在归公之前，均由地方官私征私用。实行耗羡归公后，耗羡的征收完全合法，但收入不归州县官，而属布政司，这就使地方官失去了一条生财之路。为了防止官吏再对百姓征收额外费用，以致出现新贪赃枉法行为，雍正帝决定实行“养廉银”制度，即在正俸之外，从耗羡归公部分提取一些给州县官作为生活补贴及办公费用。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后，官吏们可以得到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正俸的收入，对减少贪污起到了一定作用。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清统治者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即废除土司，而代之以流官的统治。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元、明以来多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发展到清代，已进入了它的没落时期。土司制度不仅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随着清政权的确立和稳固，解决土司问题即提到了议事日程。雍正四年（1726）九月，云贵总督鄂尔泰正式提出改土归流建议。雍正帝决定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割据势力，减少了叛乱因素，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边防的巩固，同时促进了西南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始设驻藏大臣
雍正二年（1724），清军将准噶尔势力驱逐出西藏，又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遂从西藏贵族中选出4人称为噶伦（当时汉文史籍写做噶布伦），组成“噶厦”政府，负责管理西藏地方政务。这4人中，以康济鼐的势力最为强大，另外3人是隆布鼐、扎尔鼐和阿尔布巴。以阿尔布巴为首的一派与康济鼐的矛盾日益尖锐，雍正五年（1727），阿尔布巴杀害康济鼐，挑起叛乱。雍正帝闻讯，任命内阁侍读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二人率满汉官兵万余人入藏，办理有关事务。在清军未抵藏之前，后藏台吉颇罗鼐已经平定了叛乱，雍正帝遂赏他“贝子”衔，总理全藏事务。同时，为了分化、削弱上层势力，雍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置驻藏大臣就是其中之一。驻藏大臣驻扎西藏，负责监督西藏的地方政府，统领驻防西藏的满汉官兵。僧格和马喇是第一任驻藏大臣。自此以后，派遣驻藏大臣，形成一项制度。驻藏大臣正、副各一名，3年进行一次轮换，以后经过不断完善，驻藏大臣之设成为清朝有效治理西藏的措施之一。
军机处设立
雍正七年（1729）设立军机房，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等密办军需事宜，赞襄军务。雍正十年（1732）正式改称为军机处，秉承皇帝谕旨办理各种机要事务，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处理军国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清代皇权进一步的提高，封建专制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史》编成
中国历来有“隔代修史”的传统，清朝入主中原后，为了从明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和拢络汉族知识分子为己所用，在顺治二年（1645）下诏编纂《明史》。《明史》从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到乾隆四年（1739）最终修纂完毕，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明史》先后由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等人任总裁，最后由张廷玉定稿，参加撰写的人很多，其中以万斯同用力最多。《明史》共有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外还有目录4卷，记载了从洪武元年（1368）到崇祯十七年（1644）的明代历史。《明史》在修纂过程中吸收了许多著名史学家参与，保证了这部官修史书的质量。《明史》在《明实录》、《大明会典》、档案、文集、方志、传记中广泛收集资料，在体例上则有自己的创新，设立了《土司传》、《流贼传》、《阉党传》和《七卿表》，突出地反映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后世学者对它的评价都比较高，认为它是历代官修纪传体史书中最好的一部。当然由于各种局限，《明史》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陷，比如纪事比较简略，尤其对建州女真的情况和明朝的关系故意删略，对南明历史的记载多有遗漏和失真等。但瑕不掩瑜，总体上来说《明史》的纂修是比较成功的。
圆明三园建成
清乾隆九年（1744），圆明三园基本建成。它位于北京西北郊，是圆明园以及它的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的合称，也是清代北京西北郊五座离宫别苑即“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占地面积为347公顷。咸丰十年（1860）为英法联军所毁。作为三园之中规模最大的圆明园原是明代私家园林，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赐给皇四子胤，改名圆明园。圆明园在乾隆时被再次扩建，在继承北方园林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广泛汲取江南园林的艺术精华，建成一座极具艺术水平的皇家园林。长春园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它位于圆明园的东侧，是乾隆皇帝归政后的游乐之地。绮春园又名万寿园，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长春园南边的几个小园合并而成。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县人，清代著名文学家。吴敬梓出身于缙绅世家，33岁时迁居南京，家境已十分窘迫，只得卖文为生，54岁时死于扬州。《儒林外史》的社会批判锋芒所指，主要集中在封建科举制度对士人灵魂的腐蚀毒化方面。吴敬梓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俯视整个封建文化，深刻地剖析了儒林众生的种种心态。《儒林外史》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奠定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它对晚清谴责小说及现代讽刺文学都有深远影响。
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雪芹（1715～1763），名，字梦阮，号雪芹，祖籍辽阳，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江宁织造，家世在祖父曹寅时达到鼎盛。康熙6次南巡，其中4次由曹寅接驾，并以曹家为行宫。由于雍正初年政治斗争的株连，曹雪芹之父曹被革职下狱，抄没家产，家道从此日渐衰微。曹雪芹经历了由锦衣玉食的宫廷贵族到“举家食粥”的平民百姓的沧桑之变，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切身感受，在此基础上，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为主线，展示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扬州八怪
清代中叶，扬州一带有一批书画家，书画风格独异，时称扬州画派。其中以罗聘、李方膺、李、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八人为代表，被人统称为“扬州八怪”。扬州八怪是一群不甘人下又落魄失意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多以寄情笔墨描写梅、兰、竹、松、石，表现其清高、孤傲、脱俗，并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赋予作品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同时，扬州八怪对人民的疾苦、官场的腐败，感受最深。加之自身的不平际遇，往往借作品表现出来，因而其作品少有士大夫的精细，而多不同流俗的狂野，在历代画坛上独树一帜。
设置伊犁将军
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叛乱后，为增强对天山南北地区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度，设立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伊犁将军是清朝在天山南北的最高军政长官，总揽当地的军政事务。凡北疆各地如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以及吐鲁番各地军队均由乌鲁木齐都统统辖，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军队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统辖，都统和参赞大臣则皆听命于伊犁将军。在南疆，叶尔羌、喀什噶尔、哈密、英吉沙尔、和阗、乌什、阿克苏等城分设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统帅军队，处理政事。这些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听命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则受伊犁将军节制。此外伊犁将军还要负责屯田、稽查台站卡伦、与藩属国及邻国交往等事宜。伊犁将军的设置将新疆地区纳入清政府的统一管理，对中国西北边陲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
土尔扈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17世纪初被迫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但仍和清朝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18世纪20年代以来，俄国扩张势力对土尔扈特部加紧控制和迫害，迫使土尔扈特部断然摆脱沙俄的控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重返祖国。他们冲破俄国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行程万余里，历时8个月，终于在次年六月回到新疆伊犁，部众仅剩一半。土尔扈特部回归后，乾隆帝对此事十分关切，下令拨银20万两，置备米麦、羊裘、布棉、毡庐、盐茶、靴帽，赐马、牛、羊26.5万余匹，并将他们安置在伊犁河谷及科布多地区驻牧。自此以后，漠西厄鲁特蒙古全部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编修《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乾隆帝任命军机大臣刘统勋为总裁，设纂修30员及提调等职，开馆纂修《四库全书》。1772年，乾隆帝连续颁诏，向各地征书，以充实皇宫藏书。年底朱筠上奏，要求编纂大型丛书。经廷议，于1773年成立纂书机构，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六年（1782），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之后又续抄六部，分藏于北京文渊阁和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全书收录书目的数量有3461种，约79309卷，36000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它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汉学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乾隆大帝
乾隆帝的姓名是爱新觉罗·弘历，清世宗胤的第四个儿子，雍正十三年（1736）九月初三日即位。他在位时期，清政府统一了准部、回部，拓疆2万余里，使西北、北方彻底安定，漠北喀尔喀蒙古四部永远摆脱了准军的侵扰，西藏直隶中央，青海、四川宁谧、贵州改土归流得以坚持，云南西部民族地区对中央政府的依附关系更加紧密，从而最后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乾隆帝晚年宠信和，使其得以揽权纳贿，加速了吏治腐败，清五朝盛极而衰。但是，瑕不掩瑜，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年寿最高、文治武功兼备的封建帝王。
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嘉庆进士。他力主严禁鸦片，在湖广总督任内，收缴烟具、烟土，查封烟馆，配制、推广戒烟药物，成效显著。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他奉诏到京，连续8天为皇帝召见，商讨禁烟大计。后出任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他在邓廷桢、关天培等协助下，收缴鸦片237多万斤，并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他在广东积极备战，了解世界各地情况，编译《四洲志》。鸦片战争发生后，他在广州严阵以待，坚决主张抗击英军，但却被撤职查办，充军伊犁，使其抗击侵略的壮志未酬。
马戛尔尼来华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被认为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接触。18世纪的英国刚刚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并正着手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带着通商等使命来到中国。当时中国则处于最后一个封建盛世的末期，衰落的迹象日趋明显。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一行抵华。双方首先在觐见礼仪方面发生严重争执，马戛尔尼拒绝接受中国的叩拜礼仪，只同意以单腿跪拜。八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以天朝大国接见藩属国的心态接见了马戛尔尼使团。马戛尔尼向中方提出了包括划舟山一小岛在内的一系列通商要求，被乾隆帝严词拒绝。十二月，马戛尔尼等人在中国内地游历70多天，搜集大量情报后，由广州出境回国。中英政府之间的这次外交活动就这样无果而终。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坚持了主权完整，同时也暴露出封闭、保守、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的严重缺陷。双方的此次接触让后人很清楚地看到，东西方世界处于不同发展轨迹上，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马戛尔尼来华是侵略的先兆还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契机，都给后人留下许多争论和想象的空间，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虎门销烟
虎门位于广州东南珠江入海口，地势险要，素有广州南大门之称。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在虎门开始销烟，围观群众成千上万，争相观看这一次焚烟活动。清军兵士先在海滩上挖成两个15丈见方的池子，池底铺以石条，四壁拦桩钉板，以免渗漏，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先由沟道将水引入池子，将盐撒进，将鸦片切成小块投入卤水中，浸泡半小时后再投入石灰，池中立刻水汤滚沸，围观群众欢声雷动。退潮时，兵士开启涵洞，将池中水汤送入大海。然后再用清水洗刷池底。在20多天里，收缴的鸦片全部被销毁。虎门销烟这一壮举，有力地打击了英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南京条约》
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二十八日，英国人义律率兵舰在九龙口向广东水师发炮，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次年，英军攻占虎门要塞，其后，定海、镇海等地相继失陷，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1842年8月初，英国军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有：一、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寄居贸易，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二、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三、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四、协定海关税则，英商进出口货物税率，由中英双方“秉公议定”。次年（1843）八月十五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与英代表璞鼎查在广东虎门又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即《虎门条约》）。
金田起义
道光二十三年（1843）夏，洪秀全与冯云山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会”，也称“拜上帝教”、“太平基督教”。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自幼诵习经史，博览群书，但因屡试不第，做了私塾先生。后洪秀全吸取基督教教义，创拜上帝会，和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结为异姓兄弟，组成了拜上帝会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十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后改名秦日纲）、胡以晃等人在金田村内韦氏大宗祠，举行拜上帝仪式，宣布国号为太平天国，以次年（1851）为太平天国元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揭开了序幕。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以改革土地制度、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内容，这种土地制度体现了农民阶级对土地的强烈渴望。在社会产品的分配和消费上，《天朝田亩制度》主张“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天朝田亩制度》较系统地表达了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要求，把以往中国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分地”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由于它要求废除一切财产私有，排斥一切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因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曾国藩创建湘军
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开始筹练湘军。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同治“中兴三名臣”之一。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八旗军和绿营衰朽不堪，无力战守，只好命令各省大规模举办团练。1853年，丁忧在家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命办理湖南团练。他总结了绿营旧制的弊端后，着手创建湘军，利用家族关系、师生之谊网罗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作为湘军将领。1854年，曾国藩用这种募兵方式，编成陆师15营，水师10营，官兵合计1.7万人，开始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统帅集兵、财及地方行政权于一身，使地方长官的势力大为增强，中央集权严重削弱，违背了近代国家化军队的建军原则，成为日后军阀横行的祸根。
天京事变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生活上日益走向奢侈腐化，咸丰六年（1856），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被击破后，东王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洪秀全一面答应其要求，一面密令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回京商议。北王韦昌辉马上率军回天京，于八月初三深夜包围东王府，次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家兵、部属两万多人尽数杀死。八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斥责韦昌辉杀人太多，韦又杀了石达开全家，石达开逃走。韦昌辉的滥杀，激起天京太平军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请求，于十月杀死韦昌辉。十月底，石达开回天京，受命提理政务。但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也不放心，于是封他的长兄洪仁发为发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石达开愤然离京出走，带走数万太平军将士。天京事变，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内部团结，给太平天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于九月二十五日进攻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七年（1857），法国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与英国组成英法联军，以额尔金和葛罗为英、法全权代表，各率海陆军到达香港。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广州，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死于加尔各答囚所。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法联军集兵舰于白河口外，对清政府进行讹诈，俄、美公使则充当调停人从中要挟。四月初八，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扬言进犯北京。清政府赶紧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议和，五月先后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同时俄国还迫使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
《资政新篇》
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洪仁著《资政新篇》，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性文献。《资政新篇》的基本思想是使太平天国效法西方，从“用人”与“设法”两方面，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全文分前言、“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5个部分。《资政新篇》突破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小农生产者的思想局限，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指出了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性文献。
《北京条约》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占领天津，然后侵略军指向北京，八月初八，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侵略军进犯北京，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圆明园被敌军焚毁。恭亲王奕与英、法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事后俄使自称“调停有功”，迫使奕又与俄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遭受巨大损失：英占九龙司地方一区；沙俄割去乌苏里江以东约40余万平方千米土地；公使进驻北京，加强了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增加口岸、内地游历通商、海关雇用外国人、内地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和准许华工出国等款，使外国侵略势力由沿海扩展到内地，中国的独立主权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害。
辛酉政变
咸丰帝去世前，曾口授遗诏，立六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共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以辅佐朝政。载淳即位后，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权力欲极强，与肃顺等辅佐朝政的八大臣发生矛盾。慈禧勾结咸丰帝异母弟恭亲王奕，密谋政变。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灵柩自承德起运回京。三十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十月初一，封奕为议政王；初五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初六命将载垣、端华赐自尽，肃顺斩首示众。十一月初一日，叶赫那拉氏与钮祜禄氏在养心殿正式垂帘听政。从此叶赫那拉氏便掌握了政权，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掌握清朝最高权力达40多年。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同治三年（1864）正月，湘军形成了对天京的合围，太平军粮源断绝。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去世。五月初三日，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即位，为幼天王。六月十六日，天京城墙被炸药轰塌20多丈，湘军蜂拥而入，天京失陷。李秀成、林绍璋等人拥幼天王突围出城。六月十七日，幼天王洪天贵福逃出天京。九月二十五日，幼天王在江西石城荒山之中被清军俘获，十月二十日在南昌被害。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发展到江南；太平军西征胜利时，达到鼎盛。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陷入战略防守的被动局面。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波及10多个省，最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连连失利，终于败亡。
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内部洋务派官僚以“自强”和“求富”为标榜，在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及外交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革新运动，史称“洋务运动”。它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应。洋务运动初期，以“自强”活动为中心，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同时，开始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昌等地聘用外国教官、购买枪炮、训练洋枪队。同时，洋务派官僚在各地创办兵工厂，制造枪炮和船舰。为适应洋务运用日益扩大的需要，1872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期留美生，出国学习，开始了中国的留学教育。1875年，清政府又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筹建北洋、南洋海军，洋务派又提出“求富”口号，兴办了一批民用的工矿业和运输业，其中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等。洋务运动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一定的发展成果，使中华文明开始具体地进入到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但它毕竟只涉及社会的皮毛，没触动社会的根本。随着清朝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四大徽班进京
徽班，是以安徽籍（特别是安庆地区）艺人为主，兼唱二黄、昆曲、梆子等腔的戏曲班社，开始多活动于皖、赣、江、浙诸省，尤其在扬州地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扬州“三庆”徽班被征调进京，为乾隆帝祝寿，成了徽班进京的开始。此后，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徽班相继进京。六徽班在不断的演出中，逐渐合并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四大徽班在适应北京观众多方面的需求和发挥各班演员的特长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三庆擅长连演整本大戏；四喜擅长演唱昆曲；和春擅长于演武戏；春台以童伶见长。所以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戏子，春台的孩子”之说，出现了四徽班争鸣的局面。嘉庆、道光年间，汉调（楚调）艺人进京参加徽班演出。徽班又兼习楚调之长，为二黄、西皮、昆曲、秦腔诸腔融合，向京剧衍变奠定了基础。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在京剧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中法战争
光绪九年（1883）七月，法军攻占顺化，以武力胁迫越南订立《法越新订和约》，欲控制越南内政外交，变越南为法国保护国。在该条约签订前后，驻扎在越南边境上的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历经纸桥之战、怀德之战、丹凤之战等，屡败法军。十一月十三日，法军将领孤拔率兵6000人进犯越南山西，黑旗军与清云南防军约5000人应战，血战3日后刘永福率部退守兴化，山西失陷。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海军突袭驻防马尾的清福建水师，这是法军直接对中国本土发动的战争。福建水师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几近覆灭。清廷下诏对法宣战。八月二十日，法舰又攻击沪尾（今台湾淡水），清军守将孙开华在台湾人民的积极支援下重创法军，取得沪尾大捷。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九日，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而垮台，可是清政府却同法国签订了《中法停战协定》。中法战争至此结束，中国打了胜仗竟屈辱求和，不败而败；法国在战场上未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得到了，不胜而胜。从此中国西南门户洞开，外国势力可由此入侵。
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一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因战争爆发于农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清政府辛辛苦苦建立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辽东半岛的大连、旅顺也被日军占领。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输入机器，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交换俘虏，中国立即释放日本军事间谍或因涉嫌而被逮捕的日本人。《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签订的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在华势力过分膨胀，引起俄、法、德、美、英等国的不满。不久，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但同时向清政府索取“赎辽费”3000万两。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894年，29岁的孙中山到天津，准备见李鸿章，却遭到拒绝，于是出走海外，于当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905年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创建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国外归来，1912年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发起“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组织成立国民党，并于1924年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袁世凯小站练兵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清政府派胡燏棻在离天津70里的新农镇——小站训练“定武军”，共10营4750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决意改革兵制，仿照西方编练新式陆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袁世凯接替编练新军。袁世凯将定武军由5000人扩编到7300人，改称“新建陆军”。该军沿用淮军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编制采用德国近代陆军制度，分步、马、炮、工、辎重各兵种，全部使用购自外国的新式武器，延聘德国军官督练洋操阵法。各级军官大多由军事学堂毕业者充任，新兵征募有年龄体格及文化程度的规定，并设有步兵、炮兵、工程兵等各学堂。“新建陆军”是中国新式陆军的肇始，此后逐渐扩充为六镇（镇相当于师），形成北洋军的基本力量。
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帝根据康有为、杨深秀等人的奏章和条陈，下“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步骤和措施。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主要改革有：删改旧例，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叠的机构；准许大小臣民上疏言事，官吏不得阻挠，等等。新政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一致抵制和反对。光绪帝颁布的新法诏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之外，其他地方督抚大多置若罔闻。在中央，有些新政机关形式上虽然建立起来，但基本上被顽固派所把持。因此，变法诏书基本成为一纸空文。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后，新政被彻底推翻。
义和团运动
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东清平县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夏季，清政府承认义和拳为合法民间团练，正式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此后，义和团争得了合法地位，各地义和拳也陆续改称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朱红灯在平原县杠子李庄，首先树起“兴清灭洋”的大旗。此后“顺清灭洋”、“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等口号都陆续出现，后来大都统一为“扶清灭洋”。同时，日趋高涨的义和团运动也波及直隶、天津。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极力镇压义和团。山东的义和团向华北、京津等地发展，进一步推动义和团运动的高涨。
八国联军侵华
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侵入中国的英国、法国、德国、沙俄、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今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八国联合军队。前期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人，后来有所增加。此事件最后以大清王朝战败，联军占领首都北京，清廷官员逃往陕西西安，谈和后清朝付出白银4.5亿为终。
《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全权谈判大臣奕、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法、意、奥、西、荷、比11国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1.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约9.8亿两白银，被称为“庚子赔款”；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驻守；3.拆毁大沽炮台和北京至大沽沿途的各炮台，外国军队驻守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沿线十二个战略要地；4.清政府在各地张贴上谕两年：“永禁设立或加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惩办”首祸诸臣及地方官。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若有外国人“被虐”或“被杀”地区，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5.将原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其地位“班列六部之前”。《辛丑条约》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中国完全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同盟会成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孙中山领导成立了同盟会。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筹备会议。会上孙中山提议建立革命同盟会，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8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了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等。同盟会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发刊机关报《民报》，宣传革命。同盟会把原来分属各地的革命组织统一起来，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黄花岗起义
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起义，是为“黄花岗起义”。同盟会建立后，革命党人曾多次起义，但均遭失败。革命党人并未灰心丧气，而是在广州新军、防营、民军、警察中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并于宣统三年（1911）三月十日在香港统筹部召开会议，决定赵声、黄兴为正副总指挥，十五日正式起义，分十路进攻广州。由于革命志士温生才击毙广州将军孚琦后，清军在广州实行戒严，起义被迫推迟。二十九日晚，黄兴等在广州发动起义，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惨遭失败，72位烈士的遗骸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因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武昌起义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三，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与当地新军中的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合并，建立领导起义的机构。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首领之一孙武为参谋长。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军提前起义，二十日清晨，总督衙门被攻克，武昌城被起义者占领。二十一日，汉阳、汉口均告光复。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都督，组织湖北军政府，宣布独立。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等省相继宣布独立，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这一年是辛亥年，所以史称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