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争论可能是两个心灵之间的捷径。
——哈·纪伯伦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到19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了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
直到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主席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道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站起来对他的部下说：“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1960年9月1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入大厅，双方一一握手之后，宾主分别落座。
宴会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由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了帷幕。
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邓小平一听便知道，赫鲁晓夫显然是要用阿尔巴尼亚来影射中国共产党不听苏共指挥。对此心若明镜的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听了邓小平的回答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当然，他是不会轻易服输的，于是他继续叫嚷道：“这不光是苏共与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对其他党来说，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却又反过来骂我们，认为我们想控制他们，这也太不像话啦！”
邓小平严肃地说：“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说得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他责问邓小平：“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前后不一致呢？”
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我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总是要讲清楚的。我们反对个人迷信，但我们过去拥护的，现在仍然在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我们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明确地表示了态度。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到苏联国内，还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但对于他的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
听到邓小平有理有据的回答，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显得十分狼狈。过了片刻，他又转换话题，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话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是，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一听到这话，就立刻很严肃地对赫鲁晓夫说：“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的这个说法要记录在案！”赫鲁晓夫也可能是真的太紧张了，似乎并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话，还在继续说道：“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那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听到这里，邓小平义正辞严地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部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部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下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在邓小平正气凛然的话语面前，赫鲁晓夫显得很被动，只好低了一会儿头，做思考状，却再也没有吭声。
尊重他国的民主政策，不插手他国党内事务，这些本是外交上的基本课程，赫鲁晓夫只站在本国的利益基础上显然会犯错误。而这些错误又被小平同志一一抓住，巧妙地提醒兼回答，让对方再也没有吭声。可见，在全面、辩证地看待问题的基础上，论点鲜明，有理有据的分析往往让对方无从狡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