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很容易因为失败、受辱和被排斥而受伤，这使他们动不动就折磨自己，而不是迁怒他人。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本的小说一遍又一遍地描写的是：有教养的日本人一会儿忧郁得要死，一会儿又愤怒得要命，常常为此而迷失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厌烦一切——厌烦生活圈子，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国家。但是，这厌烦并不是由于理想的可望而不可即，假如是那种厌烦，那么他们的心眼里会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与之相比，任何努力都显得太渺小。这厌烦也不是源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立。当日本人拥有了一个伟大使命的幻象，他们的厌烦情绪就会消失。不管那目标有多遥远，他们的厌烦情绪都会彻底消失。他们的厌烦是一种特殊的厌倦，是一个太容易受伤的民族的病态表现。他们害怕被拒绝，并把这种恐惧引向自己的内心，成为碍手碍脚的东西。与我们所熟悉的苏联小说中的厌烦情景相比，日本小说中的厌烦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在苏联小说中，主人公们也有种种厌烦的体验，但体验的基础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立。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过，日本人缺乏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立感。他说的不是这种缺乏如何成为日本人的厌烦情绪的基础，而是他们如何构建自己的哲学和对人生的一般态度。当然，这种与西方基本观念的对立远远超出了此处所讲的特殊事例，不过，这与日本人饱受其害的抑郁症有着特殊的关联。日本和苏联可以归为一类，因为俄罗斯人也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烦情绪。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小说不大处理这一主题，而是把人物的悲惨遭遇归咎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打击，很少单独描写纯粹的厌烦情绪。个人的不适应感肯定有一个原因、一个形成的过程，会引起读者对男女主人公的某个缺点或社会秩序的某种罪恶做出道义上的谴责。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抗议城市里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和商业渔船上可怕的突发事件；但是，他们的人物小说展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儿，人们情绪的爆发，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往往像有毒气体的飘动。不管是人物，还是作者，都认为，分析环境或主人公的生涯，以厘清那团阴云，是没必要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们很容易受到它的攻击。古代英雄们会在与敌人交锋时显现他们的攻击性，而现在这种攻击性已经内化了；在日本人看来，他们的阴郁没有任何明确的由头。他们可能会抓住某个事件，作为由头；但是，这一事件往往留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即它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自杀是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性行为。根据他们的原则，如果施行妥当，自杀能洗清他们的名声，使后人记得他们。美国会谴责自杀行为，这使自我毁灭行为仅仅是一种对绝境的绝望屈从；而日本人会敬重自杀行为，这使它变成一种荣耀的、合乎目的的行为。在某些情境中，出于对自己的名声的情义，自杀是最荣耀的行为。到了年关不能履行还债义务的人，自杀以承认自己对某个不幸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双双殉情以封存没有希望的爱情的恋人；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爱国者，都像考试失利的男孩或避免被俘虏的士兵，转而对自己实施最后一击。有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事物。事实是否如此很难做出判断，但统计表明，这几年，观察家们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在19世纪的丹麦，在纳粹统治之前的德国，较之任何时候的日本，自杀频率都要高。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喜欢这个话题，他们把玩自杀，正如美国人把玩罪恶，都能从别人的行为中获得乐趣。只不过，他们宁愿把这种乐趣建立在自杀事件上，而不是杀人案件上。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把自杀事件变成了人们最爱听的“刺激性事件”。它迎合了某种需要，而别的行为无法满足那种需要。
在现代日本，较之在封建时代的历史故事中，自杀显得更具有受虐狂性质。在那些故事中，武士奉命自杀，是为了把自己从毫无荣光的死刑中解脱出来。这很像西方士兵宁愿被射杀，而不是被绞死，或者，他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免受折磨，他预料到，如果他落入敌手，将受到敌人的折磨。日本士兵被允许剖腹自杀，这很像丢面子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私密地枪杀自己。在他知道除了自杀没有希望挽救自己的名誉之后，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会来到他房间，在桌子上放下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对日本武士来说，在这种情境下，自杀只是选择了一种死法，因为死是确定的。在现代，自杀是一种选择去死的方式，即用对自己施暴的方式取代了谋害别人的方式。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是一个人的勇气和决心的最后宣示，今天则成了自取灭亡。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日本人感觉到，世界是倾斜的，“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他们需要“晨浴”，以擦去污秽。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
有人甚至为了自己能获胜，把自杀作为最后的争辩手段；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和现代都出现过，但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德川时代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位老太师在幕府中身居高位。在所有幕僚和将军的钦差大臣面前，他脱掉衣服，举刀就要剖腹自尽。这一自杀的威胁见效了，他相中的候选人确定无疑地继承了将军的职位。他的计谋得逞了，但没有自杀。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位太师是在威胁反对派。然而，在现代日本，这种表达抗议的自杀是殉道行为，而不是谈判行为。在一个人失败之后，或者反对某项已经签署的契约——如海军裁军条约，以使自己青史留名，他就会采取这一行为。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表演，是因为只有真正实施自杀行为，而不是以此威胁，才能影响舆论。
当一个人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受到威胁时，这种打击自己的倾向会越来越明显，但不需要采取像自杀这样极端的步骤。指向自我内心的攻击性只会产生抑郁和倦怠。在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中，普遍存在着厌倦心态。这种心态之所以在这一特殊阶层中广泛传播，是因为很多社会原因，如知识分子太多，而且在等级制中的地位非常不稳固。只有一小部分能实现自己的雄心。在20世纪30年代，情形也是如此，知识分子更加脆弱，因为当局害怕他们有“危险思想”，所以监控他们。日本知识分子常常抱怨西方化所引起的混乱，以此来解释他们的挫折感，但是，这种解释不足以站得住脚。日本人的典型心态是左右摇摆，从强烈的奉献到同样强烈的厌倦。许多知识分子都承受过心理崩溃，而这正是日本人的传统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中有好多人以传统方式摆脱过这种心态：拥抱民族主义目标，再度把攻击的矛头从自己的胸口移开，转而攻击外国。在针对外国的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能重新“找到自我”。他们把自己从糟糕的心态中挽救出来，感到内心有一股新的伟大的力量。他们不能在同胞交往中这么做；但他们相信，作为侵略国，他们能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