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一行护卫着副总指挥，继续前进。他们骑着瘦马翻山越岭，越来越感到鞍马劳顿，瘦弱的坐骑已经成了累赘，便把马都放野了。杜义德的心里很难过，作为骑兵师长，居然落到这种地步，感到很窝囊。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地继续行走。日落时分，遇到了一个牧羊人，在杜义德的请求下，牧羊人把他们带到悬崖下，从草丛里取出一根粗绳，让他们扯着绳爬到一块很大的石头岩上，钻进离地面有三四丈的石洞里。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休息，真是太好了。
睡了一夜，大伙更觉得肚子饿了。牧羊人又给他们弄了些吃的东西。很久没这么舒服了，身上也有了气力。杜义德又请牧羊人带路，但牧羊人要照看羊群，只带了约莫1里多，给杜义德指明了方向，就告辞了。杜义德一行来到一座陡峭的山崖，中间是一道河。时值春天，冰雪消融，河流湍急，水势猛涨，徒涉是不可能的。找来找去，只有一条连接两岸的活动绳索，挂着一只藤筐。杜义德说：“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这样过河去。”王树声说：“咱们什么生死考验都经过了，总不能让这条河沟给拦住。”说着，先钻进筐里，滑向对岸。杜义德鼓励大家：“你们看，副总指挥都过去了，山再高，水再深，还不是在我们的脚底下，大胆过。”他使劲把藤筐拽过来，也滑了过去。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地滑到了对岸。
1937年的端午节，他们终于越过了祁连山的最后一座山峰，走出了山口。从南山到北山，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带。杜义德要大家休息一会，准备天黑以后行动。这时，有一个负伤的同志实在走不动了，杜义德和王树声商量，决定留下两人照顾伤员。天黑了，他们出发，这时只剩下8个人。杜义德手提驳壳枪，走在前头。一夜之间，他们从南山进到北山，大家喘了一口气。一夜行军，已经困乏不堪，饥肠辘辘。这是河西走廊北部边缘的一个荒凉的小山洼，他们发现有几座土灰色的帐篷。杜义德派人侦察，是牧民的帐篷。他们决定进去买些吃的，休息一会再走。
牧民给他们做饭吃，他们吃饱喝足，王树声拿出一个金戒指，给那牧民做饭钱。正准备出发，王树声觉得身上软软的，连腿都抬不动，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再走。他们以为已经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么一想，就放松了警惕，顿时觉得有了倦意。想不到那个贪心的牧民，见王树声掏出金戒指付饭钱，认为他准是一个“大官”，一定还有很多钱，不禁心生歹意。他趁着这些人在帐篷里睡觉的机会，悄悄溜出去，串通了附近放牧的牧民来打劫。矇眬中，杜义德听到外边有一阵嘈杂的声音，便警觉地坐起来，掏出了手枪。但是，已经晚了。有人在喊叫：“共产人，你们被包围了！”杜义德、王树声冲出帐篷一看，黑压压的一片，牧民们把帐篷团团围住了，约莫20来头高大的骆驼上架着枪，枪口对着这一群走投无路的红军，高声叫着：“放下枪，我们不杀你们。”杜义德掏出手枪，警卫员们也纷纷端起了枪，只等副总指挥下令了。
想不到，王树声大喝一声：“放下枪！不许动手。”杜义德吃惊地望着王树声，不知道副总指挥为什么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杜义德高声抗命：“打！决不当俘虏！”因为活着不缴枪是红四方面军铁的纪律。战士们也不愿执行副总指挥这反常的命令，都是宁死不当俘虏。但是，他们也知道命令的威严，因此，只是举着枪，并不开火。“你们再不放下枪，我们就开火啦！”黑糊糊的驼峰后，传过来一片带着血腥味的喊叫。杜义德急了，喊到：“副总指挥，下命令吧，我们不怕死！”
“放下枪。请同志们放下枪。”王树声不得不带头把枪撂下，用粗大的左手掌捂住痛苦的脸。杜义德气愤地说：“我们不能当俘虏！”战士们也嚷嚷起来：“我们死也不当俘虏！”千钧系于一发，情势不等人，血战就在眼前。王树声顾不得多说，对着杜义德和战士们就跪下了。“同志们，我求求你们，先放下枪。”副总指挥下令放下武器，已经够反常的了。现在又来下跪，他们哪里担当得了，举起枪的手，纷纷垂了下来。杜义德赶紧扶起王树声说：“副总指挥，请起请起。我们也不能让土匪绑了去呀！”
王树声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不怕死。可他们不是马家军。他们若是敌人的话，早就开枪了，我们还能活命吗？我们要回到陕北去找党中央，不能为了保住身上这几个钱就死在这里。”他的话把杜义德和战友们说服了。杜义德和战士们不得不听从副总指挥的命令，痛苦地把枪扔在地上。这是他们当红军以来的第一次，有的人掩面哭泣了。王树声副总指挥的这一“跪”，其实是大智大勇，重如千钧。他的判断没有错，这是一伙打家劫舍之徒。身为副总指挥，他要对西路军负责，要为西路军保住仅剩的这点骨血，更要为这些党的好男儿们着想。
这些牧民走向放下武器的红军。他们从王树声的身上搜出了一小袋黄灿灿的金条、金戒指，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王树声反倒觉得坦然了，西路军右支队已经失败了，这些经费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只要能回到党中央的身边，讨饭也没关系。为首的牧民手捧金条，口中不禁“啧啧”称奇；再看看这几个衣衫破烂、面黄肌瘦的红军，居然动了恻隐之心，又还了几个金戒指给他们。王树声、杜义德带领警卫员们继续上路。他们不但要避免和马家军遭遇，还要留神各种歹人的算计。杜义德越来越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他下定决心，即使拼了命，洒尽一腔热血，也要把副总指挥安全护送到延安去。
回到延安
王树声、杜义德一行，在时隐时现的戈壁和沙漠中行进，偶然遇到一些小村落，就用身上仅有的几个金戒指去向老乡换些吃的东西。到后来，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只能乞讨。一天，王树声对杜义德说：“这一带没有山地树林的掩护，目标大了不好，不如再分头行动。”他想了想又说：“我和杜义德同志带两个通信员为一组，其他同志一组。”大家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八个患难与共的战友又兵分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往北。
杜义德等一行四人来到宁夏中卫地段，距黄河已经不远了。王树声决定再一分为二，这样，可以缩小过河的目标。经过商议，王树声带一个通信员从中卫南边渡河；杜义德带一个通信员从中卫以北过河。
杜义德二人当晚就摸到了黄河边，找到一个划羊皮筏子的老乡，把他们送过了黄河，不几天就到了镇原。那里已经是红军的地盘，援西军就驻在那里。援西军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接待了杜义德，说：“你们辛苦了。这都是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你要向中央揭发张国焘的罪行。”杜义德说：“我们把部队都打光了，一路讨饭回到这里。张国焘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还是让我先回到延安去吧。”
杜义德回到了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身边。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找杜义德谈话，说：“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才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要他带头认识张国焘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失。不几天，王树声也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做出了说明。李富春再次找杜义德谈话，代表组织恢复了杜义德党员的关系，还说毛主席要见他。
杜义德忐忑不安地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一进门，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请杜义德坐下，让给他一支烟。杜义德见到毛主席这么和蔼、亲切，不由得想起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想起西征路上九死一生的经历，难过地说：“主席，西路军失败了，主力不存在了，右支队也跑散了……”毛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西路军打得很英勇，打得好。西路军大多数同志都是好同志。”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杜义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毛主席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义德同志，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知道你杜义德，打仗是员猛将，你会打夜仗，还是夜老虎呢。”毛主席又亲切地说：“我们还是老相识呢。懋功会师时，你就是徐向前的高参。我没说错吧。”
杜义德想不到毛主席竟知道自己。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第一次会师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去红四方面军讲过话。那时，杜义德就见过毛主席。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缓慢地说：“我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是有感情的。无论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工农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你们南下以后，我就说过，迟早我们还会走到一起的。”杜义德向毛泽东简略地讲起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情况。他说：“主席，我们南下后走了一个大弯路，损失不小。这次西征更是兵败如山倒啊。”
毛泽东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不是你们的责任。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苦战，不怕牺牲，打了不少好仗，可歌可泣。”他缓慢地说：“问题出在张国焘那里，中央正要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到毛儿盖后，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的路线，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更是最大的污点。”杜义德说：“主席，现在好了。你放心，今后我们不会离开党中央了，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毛泽东说：“实际上，部分不离开中央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打仗，要远行。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原则永远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杜义德说：“主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毛泽东欣慰地笑了。
毛泽东接着又说：“义德同志，你才二十多岁，来日方长，要好好学习。我看，你是不是去住一段学校？”杜义德站起来说：“主席，还是让我去前线打仗吧。”毛泽东笑了，他把大手一挥，很有气度地说：“仗是有得你打的。学习不是撤职，是为了更好地打仗。现在正在酝酿国共联合抗日，今后的对手是更加凶恶的日本鬼子，会有你用武之地的。”杜义德只好说：“主席，听你的。让打仗就打仗，让学习就学习。”毛泽东温和地说：“那好，我看你就去抗大住一段时间吧。”几天后，杜义德就由毛主席介绍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当时，红军大学已经从保安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抗大，杜义德那握惯了枪的手，握起了生疏的纸和笔，把自己当作普通学员，抓紧时光，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在抗大讲课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世界的斗争，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主观能力。课后，杜义德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来抗大学习就是来改造自己的，对吗？”毛泽东笑着说：“你这样看是可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和主观能力。你有许多经验，经过学习、整理，上升到理论，你就更聪明了。这就是改造自己的主观能力，而且，应当是越改造越聪明，越改造越能干。”杜义德会意地点了点头。杜义德庆幸在抗大得到毛主席的关心和循循善诱，心里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他说：“要不是抗大的学习，就不会有后来的杜义德。”
杜义德成了抗大的模范学员，结业后，又听从组织的安排，愉快地留在抗大，先担任五大队一队队长，后来又到抗大一分校任支队长。这期间，局势果然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1937年9月底东渡黄河，出师抗日。1938年10月，抗大一分校从延安迁到太行山区办学。不久，杜义德也被派往一二九师，担任随营学校校长，开始了在刘邓首长指挥下的征战生涯。
录自郭伟成所著《百战将星——杜义德》一书，标题为本书编著所加。《百战将星——杜义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杜义德历任的主要职务为：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三兵团副政委、政委，海军副政委、第二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