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畜牧检查站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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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镇畜牧检查站出大事了，一个卖西瓜的汉子杀死了一个检查站的青年人，还把检查站另一个人杀成重伤，正在医院抢救。
这条消息可比盛夏的天气火热，我周边的人纷纷议论这件事。
据说，这个汉子是我们不远的上东山村人，人聪明，掌握了种西瓜的手艺，这几年看西瓜价钱不错，比种粮食来钱，就把自家的3亩多水稻田种了西瓜。近期西瓜上市，他用板车拉着西瓜到集镇卖，被检查站的人拦着征收农产品特产费，不知怎么闹起来，他摸起西瓜刀就捅了人。
这个检查站我是清楚的，写那篇税收提前完成的消息我就听镇财政所所长介绍过，他为了征收一车木材的税收，带领财政所干部蹲了一晚上才抓住木材贩子，征了费。这次，到底怎么回事呢?
恰好放暑假，农活已经完成，稻田里的秧苗在夏日阳光的热情抚摸下长得很快，青翠欲滴，长得很快，不需要我多操心，我有时间对发生在身边的凶杀案表示关注，我想看看死者家的情况、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能不能写稿倒无所谓。
我骑着自行车到上东山去，到那里，问问那个杀了检查站工作人员的人家住哪里，被问的汉子狐疑看着我，只是放下肩上锄头，装模作样锄着路边的野草。我说，我是报社记者，来了解情况，看看真实情况怎样。那汉子瞪着眼睛看着我，问，你真是报社记者么？你可来了，你要帮牛牯伸冤。我一听，大吃一惊，马上把自行车靠路边架好，问，牛牯是谁?汉子说，就是那个杀人的。我更加吃惊，问，他是被冤枉的么？他没杀人？这个汉子狠狠在地上挖了一锄头，说，那些检查站的人该杀，我早就想杀他们！这时，零星经过的几个农人也聚拢来，听清我的来意后，大家纷纷诉说着。
那天，牛牯用板车拉着西瓜到镇上卖，经过检查站时被拦住了。你知道不，检查站的人多是社会烂子，被单位请来收费，什么费呢，财政所收特产费、供销社拦走私鞭炮、工商局检查假冒伪劣产品..好像有七八个单位，全是借这个检查杆子做文章的。牛牯拉着西瓜过检查站时，财政所聘用的四个烂子拦住了他，要他缴特产费。牛牯说，我的西瓜才拉出来一个也没卖，没钱交费，要么等我回家时补交行不？检查站的哈哈大笑，说，你当我们是小孩，你卖了不经过这里，我倒哪收费去？牛牯被纠缠不过，说，我身上带了十多元的零钱，准备找顾客的，要么把这些钱给你们行不？检查站的斩钉截铁说，不行，你这么多西瓜最少交30元费。牛牯一听，火了，说，那我不卖了，送你们算了。检查站的几个一听，笑嘻嘻的就拥挤到板车前搬西瓜，一个还说，天气热，正好你送西瓜来了。牛牯眼睁睁看着检查站几个人搬了西瓜进屋去，心想，这回应该可以经过检查站到集镇卖吧？他拉起板车就走。谁知，检查站的人跑出房子，气势汹汹问，你没交费还想过杠子，你吃豹子胆了么？说完，一个胖胖的青年顺手在板车上抓起一个西瓜摔在地上，西瓜破处，血红一片，像人的血。牛牯声音低低地说，你们拿的西瓜足够抵我的费了，你们行行好，让我过杠去卖西瓜吧。胖胖的青年一听，咧着嘴，笑呵呵的，说，这样看来，你不是送西瓜给我们吃的，说完，又抓起一个西瓜摔到地上，旁边几个后生看了，一拥而上，纷纷抓着西瓜往地上摔。牛牯恍惚间，摸起长柄的西瓜刀冲向胖胖的青年，手似乎没用劲，西瓜刀像进入一块豆腐一样进入胖青年的胸腹部，胖青年长长呼一口气，瞪眼看着牛牯，手抬了抬，就像一滩泥一样委顿下去。其他几个检查站的一看，大叫，你还敢杀人？揍死你。说完，就围向牛牯。牛牯猛的拔出插在胖子身上的西瓜刀，朝四周飞舞，一会儿，一个青年嚎叫，他杀着我了，说完就倒在地上。剩下两个不敢接近牛牯，一个跑开去打电话，一个去求救。只是，早就围过来的几个村民，看着倒在地上的两个人，没有一个愿意帮忙的，反过来，他们不时催促攥着血淋淋西瓜刀的牛牯快跑，告诉他警察马上就来了。牛牯一听，说，我做得事我当，不连累家里，说着，攥着西瓜刀狠狠地扎着西瓜，一个，一个..
我遇到的这个锄地汉子给我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肯定告诉我，这全是真的，那天，他锄完地回家，正好与牛牯同行，没到检查站时我们聊得好好的，谁知出了这么件大事。你要不信，还可以问问我们村的冬生、水秋，他们都看着的。
检查站的人早该杀了。一个苍老的声音把我吓得一跳。看看，原来是一个老人家，头发雪白，着一件脏兮兮的汗衫，腰里系一条罗布巾，年纪应该在七十余岁。我疑惑地看着他，说，老人家，没有法律的许可，任何人不能剥脱别人的生命，你怎么能说检查站的人该杀呢？老人家气喘嘘嘘地说，谁欺负老人，谁就该死，那次，我挖了几斤藠头到镇上卖，经过检查站，他们要我交费，我哪有钱交费，再说，一斤藠头不到2毛钱，全部卖完也就几块钱，我是不明白要交什么费。他们看看我实在轧不出油水，顺手就倒去半多藠头，说留下吃。当时，我气得要死，我是经过国民党时期的，那个时期也没这样胡来，我想，你们欺负老人家，总会得报应的，果然..
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我索性随他们到了牛牯家。一听我是记者，是来调查牛牯案件的，乡亲们奔走相告，纷纷聚到牛牯家。我在一个笔记本上每记录完一个人的话，就念一遍给他们听，并且要他们签字。乡亲们一看这架势，更加积极，一个接一个讲检查站的事。
牛牯的家人强留我吃了晚饭，煮的面条，加4个荷包蛋，腊肉。牛牯儿子还买了一瓶酒，他老婆拼命劝我喝酒，边劝边说，牛牯会被判死刑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老古谈，牛牯死了，我怎么办？家里怎么办？你一定要救牛牯，你是我们的再生父母。这些话激发了我为一条生命赌一把的激情，但是，想到自己的身份，又有些无奈，我可爱的乡亲，你们相信的古记者，其实是一个假的，如果碰到一个细心人，要看看我的记者证，我会被他们当骗子痛打一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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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听我在调查有关检查站的案件，她不乐意了，说，这么重大的案件，水不知道多深，政府会管，你怎么能插手呢？
我问，检查站的人有过错没？牛牯的行为虽然过激，但是有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假如牛牯是我们的兄长，我们该不该管？妻子一听不做声，一会儿说，你这样做图什么呢？你把心思放家里生意上还可以多赚几个钱，你这样做图什么呢？我说，图事情的真相，图公平正义。说完，就躲进房里仔细琢磨材料来。
我是自学过法律的，对检查站这个案件，我得为它定性，牛牯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呢？故意杀人？过失伤人？这个定性直接关系到刑罚轻重。就我了解的事件经过来看，牛牯的行为应该是故意杀人，帮助他，只能从分析案件的起因着手，也就是说，我必须掌握检查站平时的事实证据，通过新闻舆论监督，给牛牯合理的判决。
当然，我不可能做牛牯的律师，我只能通过文字还原案件经过，给司法部门一个客观参考。
这就是我所从事工作的意义。
第二天，我吃过早饭，骑上自行车到死者家里去。
死者是下东山村人，据我了解，东山村是一个大村子，近3000人，一条水渠把东山村分为南北两部分，按习惯，人们把南边的村子叫上东山村，北边的叫下东山村。村里几千人共用一条水渠洗漱，鸡犬相闻，互通友好，谁知检查站会发生这样的凶案。
死者的家在一个山洼，山路崎岖不平，骑了不多久，我的衣服就湿漉漉的。远远见一栋土屋，门前插着灵幡，隐隐传来哀乐声。我知道，死者家马上到了。
门前稀拉拉几个帮忙的，看我既不打鞭炮，又不送礼，疑惑地盯着我。我找一个角落站着，准备先看看情况，再找几个人问问。
房前晒场上摆着一幅黑漆棺木，棺木周围坐着几个人，一个清瘦的女人穿着白色的孝服，哽哽噎噎哭得非常伤心。如果没猜错得话，她应该是死者妻子。女人身边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手里捏一根小竹棍，不时敲打着棺木，懵懵懂懂的样子。这可能是死者儿子。看到这个场面，我的心酸酸的。
棺木前面的桌上摆着供品，一个黑纱围着的相框，相片里的人精神饱满、肥头大耳，笑眯眯看着这个世界。
一个老妇人突然用力拍打着棺木，声嘶力竭地说，我叫你不要去检查站上班，你偏要去，你是去得罪人，你是去送命，你甩手一走，叫我怎么办，叫你老婆怎么办，叫东东怎么办？我的胖伢，你怎么就走了？
老妇人一哭，惹得年轻妇人也伤心地哭起来，她身边的孩子一见娘哭了，扔下手里竹棍，忙着躲进娘怀里。
我不忍看死者亲人哀伤的样子，溜开去，找帮忙的人聊聊。
看见一个瘦瘦的女人在洗盆里的碗，我走过去，问，你是这家亲戚？她点点头，说，在这里帮忙的人多是亲戚，邻居来帮忙的不多，胖伢生前得罪人太多，许多人怪他。我问，他在村里胡来么？妇女摇头，说，胖伢在村里人缘好，大的小的都喜欢他，怪就怪他到那个检查站上班，一到那里，他就变了一个人，天王老子也不认，结果把人得罪光了。
看见一个戴眼镜的老先生操着毛笔在写经文，我过去打招呼。他摘下眼镜看了我一会，说，你不是附近人吧，我不认识。我说自己听到检查站案件后，过来看看。他愤愤说，你来看热闹么？看了舒服吧，你看老的老，小的小，以后怎么办？我诚恳地说，我对这家的遭遇表示同情。老先生又把眼镜戴上，盯着我看一会，说，你这话与检查站的那些人说的一样，到这里站了没有屁久，表示完同情，丢下10000元钱，说是丧葬费，就走了。这都是第二天了，人影也不见一个。
老先生边抄经文，边愤愤不平说，没有检查站，胖伢就不会送命，责任在检查站，他们请了几个懵懂后生，做拦路生意，活像一伙强盗。其实，他们卖了面皮搜刮来的钱，多数交了公家，自己得到的可怜，有一次，他说发了工资，有600多元，买包烟给我，拉我去他家喝酒。我没要烟，只是告诉他，你这是刀尖上舔血的生意，趁早收手，就怕冤不逢时撞了煞星，后悔都来不及。他不信，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政府撑腰，哪个敢胡来？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胖伢也是气数尽了，谁能违背得了天道呢。
死者的逝去痛了自己亲人的心，但是，就我接触的其他人看，他们要么冷漠，要么幸灾乐祸，这种现象针对的是他所谓的工作，如果他不在检查站上班，那么，他或许像村里其他人一样可以乐享天年。这次，他被所谓的工作葬送了。
如果不把检查站的内幕揭开，会不会出现重复的事件，葬送又一个人的生命。
只是，我要揭的是镇政府的面子。
我该这么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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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乘班车到县城找同学戴放去。
戴放正要从《清江报》社记者部办公室出去采访，肩挎一个相机，手里拿着采访本，猛然见我，戴放有点吃惊，问，“这么早来报社，一定有大事，什么事？”我一把拉过他往报社外面走，说，“我请你帮忙。”
我们在广场找一个茶摊坐下。这个广场坐落于县城正中心，一面是县会议中心，三面是商业铺面，非常繁华。我们到那里时不到9点，可是三三两两的人就坐在茶桌边，边喝茶，边聊天，非常悠闲的样子。
我要了两杯家乡茶，之后，对一直疑惑看着我的戴放说，“你知道上东山村检查站凶杀案么？”戴放点点头，说，“当然知道，我都准备去采访了，在报告记者部主任时被拦住，说是宣传部已经电话通知，这个案件不得报道。”我问，“为什么不能报道呢？你知道案件内幕么，你知道案件的严重性么，不仅仅是死人伤人的事。如果通过你们的监督，能解决一些问题，给死者一个交待，给犯罪嫌疑人一个公正裁判，多好。”戴放一听，来了精神，摘下眼镜，问，“看样子你已经采访了，掌握了一手资料，说来听听。”茶摊老板端来了茶，滚热的水面上浮着金黄的菊花、米白的芝麻，还有一些其他东西，香气扑鼻，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太烫，赶快吐出来。
我边喝茶，边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戴放。聊完，我把自己的采访记录本放他面前，叫他看看。
戴放看得很详细，之后，他用指头敲着桌子说，“一件刑事案后面隐藏着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揭开将产生震动，你知道么，当前自中央到地方正大张旗鼓治理公路三乱，在这个节骨眼上爆这么一个案件，是很大的事。我想，这也就是宣传部下令不得报道的原因。”我问，“宣传部不叫报道，你就不得报道么？退一步说，你不报道，还不能采访么？”戴放搔着脑袋说，“采访的目的就是为了写稿，已经明确不得发稿，谁还去采访？”我一听，心里不高兴，说，“我就去采访了，至于能不能报道倒没有多想。如果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去掌握事情真相，人云亦云，不很悲哀么？”戴放看我急了，倒笑起来，慢条斯理喝茶，说，“这就是业余的与专业新闻宣传人员的差别，我以前像你一样，那里发生新奇的事往那里跑，对什么事感兴趣就关注什么，现在不行了，约束太多，你知道，我还是试用期，如果捅一个篓子，我就得乖乖回乡下教书。”
听到戴放这些话，我觉得有点悲凉，才明白他发在《清江报》上的稿为什么越来越枯燥、乏味，以前他在教书时写的一些稿，不乏饱满的激情、鲜活的生命力，到报社后，写的不是会议消息、就是工作动态，我都懒得看了。只是，我今天来，是要请他帮忙，凭他报社记者的身份，带我倒县看守所采访牛牯，作为重要当事人，没有他亲口讲述事件经过，我怕掌握情况出现偏差，影响自己对案件的判断。
听我把来意说清，戴放没有犹豫，一口气喝了茶杯的茶，说，“我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总之，想发这个案件的稿难。你真想跟踪，我就陪你，正好政法线是我跑，也写过看守所几篇报道，看看能卖我面子不，走。”
县看守所建在县城北边山腰上，关卡重重，戴放是忙着递记者证，费尽口水说好话，总算进入监区。待与负责讯问的同志说明来意，他面有难色，说案件还在调查取证阶段，按纪律嫌疑人不能见外人。戴放摘下眼镜擦擦，笑笑说，“我们可不是外人，是你们李看守所长的朋友，要不，你打电话请示一下他？”几个民警摇着手说，“不用，不用，我们把嫌疑人提到讯问室，你们有什么问什么？”
讯问室的铁门哐当一声响，隔着铁栏杆，我们见一个看守带进一个汉子来。汉子身材中等，瘦削，胡子拉碴。他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着我与戴放。我读懂了他眼神的茫然，孤独，无助。看着这个与我大哥恍惚年级的中年人，想到他的遭遇，心头隐隐作痛。戴放悄悄碰碰我，说，“你要问什么就问，有时间限制的。”我回过神，马上说，“陈大生，你详细地把那天发生的事说一遍，要真实，要有证人。”
牛牯一听，垂下头，待了一会，用缓慢的、平静的语气说起那天发生的事。我感觉冷冷的，他就像一个旁观者在讲自己看到的事，不加任何感情，好像一口幽深的古井泛不起波澜，缥缈的是一缕缕薄雾。牛牯费了十多分钟把事件讲完，还向我提供了几个在场人的名单。在我印象中，他提供的几个在场证人，我基本都采访到了，他们粗壮有力的大拇指印正躺在我笔记本里。
我身边的看守轻轻说，“这个人老实，从进来到现在都是这样说的，没有改过口。”我想，如果没有那个检查站，他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看守所是怎样的。这样一想，我为他感到难过，随口就问，“案件发生了，你是怎样想的？有什么话要我带回你家的？”牛牯依然低着头，咕噜着说，“杀人偿命，我懂。”他突然抬头，火热的眼光看着我与戴放，双手把铐子弄得哗啦啦响。他声嘶力竭地说，“请你们回去带个信给我家里，就说我同意儿子谈的对象，她不就是在发廊么，只要真心相好就行，叫我老婆、我儿子不要怪我丢脸，我不想做杀人犯，我不想，我不想！”
出看守所大门时，戴放说，“你认真把稿子写好，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这里的报纸发不了，我告诉你几个外地报纸的联系方式，能帮人一把算一把。”我一把挎着他的肩，“只要我们尽力了，我们就心安，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