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得知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后，1975年5月3日晚10时3刻，在中南海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特地从医院赶来开会。因为久不见面，毛泽东同政治局成员们一一握手，并对每个人都讲几句话。此时他的眼睛因白内障只能模模糊糊看到每个人的轮廓，但是他仍能从动作、声音，准确地辨识出每一个人。他握着苏振华的手时，特地戴上眼镜，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随即伸出小拇指，不无遗憾地说：“我们海军只有这么大。”苏振华回答说：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他也伸出用无名指作比。
大家落座后，毛泽东讲话，尖锐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及其宗派活动。他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 ”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个人称为“四人帮”。“四人帮”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
同时，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有没有。”
5月12日，周恩来在305医院找苏振华谈了一次话。6月5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又和苏振华谈话一小时。
6月3日晚，政治局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开会批评“四人帮”。苏振华发言说：王洪文对会议要讲明白的问题，特别是“四人帮”的问题没有讲明白，实际上做了一遍解释，同主席多次严肃指出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
苏振华还就江青、王洪文找他谈话提出批评，他说：本来，政治局负责同志找政治局成员谈工作是正常的，有好处的，但有些话是不应当说的。像编印毛主席和马列文章这样的大事，应向主席或常委提出建议。
苏振华当面的揭露批评，使江青恼羞成怒，她暴跳如雷，大声吼叫，“你不要挑拨！”
深夜归来，苏振华不能平静，深深感到斗争的严重和复杂。经过深思熟虑，6月5日，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主席多次提到“四人帮”的问题，是有调查研究和根据的，而且对这个问题讲得很严肃。我对主席的话坚信不疑，希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但是，某些同志回避这个问题，甚至有的问题的实质说颠倒了。
信中直接揭露江青4月8日找他的谈话内容，说： 江青同志同我谈话，有些问题是不应当和我谈的，是不正常的，因此，我向总理、剑英、小平三位副主席谈了江青同志和我谈话的情况，同时，我在政治局会议发言时也提到江青、洪文找我谈话的问题……我说这样大的事情，应当向主席报告或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议。我认为找我这样的人个别谈是不适当的。
政治局这次会议，对主席4月23日的批示和5月3日的重要指示，既没有学好学深，提出来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讲清楚。今后，
我相信政治局在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最后表示自己将按毛泽东的要求，同“四人帮”斗争到底。同时，还附寄了江青另有用意抄录的一首诗。
苏振华亲自把写好的信先送叶剑英、邓小平和周恩来审阅，邓小平在个别地方亲笔作了修改。他们同意信的内容，但周恩来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会干扰毛泽东处理“四人帮”的部署，提出暂不要送交毛泽东。
6月3日后，王洪文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在政治局的压力下，做了检查。6月28日，江青在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压力下终于交出了第一份书面检讨。
苏振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指示，对“四人帮”搞的反经验主义以及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落实干部政策等做法，又在海军组织开展了严肃的批步。
7月1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此从1975年7月开始，邓小平正式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泽东的干预、周恩来领导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斗争，挫败了江青要解决“政治局的领导问题”的企图，保证政治局领导权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坚持正确意见的多数手中，为粉碎“四人帮”打下基础。
6月24日至7月5日，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确定先从调整领导班子着手，把军队整顿好。苏振华参与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受命将调整方案绕过由张春桥任主任的总政治部，专程送到广州请叶帅审定。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迅速、果断地调整了军队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23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稳定了军队，有效地制止了“四人帮”安插亲信的阴谋。8月，苏振华、陈锡联、杨成武、梁必业受邓小平指示，参加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帮助空军常委扩大会端正方向。会后经毛主席批准，调整了空军领导班子。1975年7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后，王洪文回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发牢骚！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即领导班子名单）的时候，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对有些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春桥同志最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不过是枚橡皮图章，人家搭好班子，要总政向上报，报告上盖的就是张春桥的签名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他这一番话说得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不敢出声。
这些举措，使军队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为粉碎“四人帮”做了组织准备。
苏振华面见叶英、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的四条建议
1976年9月14日傍晚，毛泽东逝世后第5天，苏振华登门看望叶剑英。叶剑英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稍事寒暄，话题便转到“四人帮”的动向，特别是上海正加紧给民兵发武器，毛远新有调动沈阳部队进京等话题上。苏振华建议：要赶快下手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苏振华拿起茶几上放着的军委便笺和铅笔，一条一条写出给叶帅看，附在叶帅的耳边加以说明。他提出四条：一、要抓军队，军队不能让“四人帮”插手，要巴军队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二、要抓舆论，设法巴被“四人帮”控制的报刊、电台抓过来’三、要对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全特别注意，不能老住在一个地方，要经常变动；四、要赶快下手，夜长梦多，要注意保密。
这天下午，李先念已来看过叶剑英，说国锋同志让我来，请叶帅考虑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此时叶帅看了苏振华写的四条后，频频，点头，对苏振华说：适当的时候，你当面与华国锋谈谈。叶剑英把华国锋的保密电话号码写在便签上交给苏振华，同时说：等我先给华国锋打了招呼，你再与他联系。
9月中旬，陈锡联收到海军东海舰队一个干部写的一封信。这是一封要求江青当党主席的劝进信。陈锡联将信交给叶帅。9月20日，叶帅将信交给苏振华，并告诉苏振华说：经初步了解，此人为“四人帮”制造舆论彳艮卖力，这样的信写了不少（后查明他先后给“四人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毛远新等人写这样的信共22封），他提出进中央领导班子的名单，同已掌握的“四人帮”拟定的名单，除个别外，基本是一致的。要查清是有谋而合还是不谋而合，不能大意，要查清楚。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先把此人扣起来，必须尽快果断执行。
苏振华当即同海军副政委卢仁灿商量，决定派海军装备部副政委、曾任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长的范维纲去东海舰队执行这一任务。范维纲说：我现在不是保卫部长，执行这样的任务会有许多不便。
苏振华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个特殊任务，这事不能扩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现在找到你，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而且要绝对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连老婆也不能告诉。
范维纲当即赶赴东海舰队，找到舰队党委主要负责人说明来意，先核对写信人的笔迹。舰队主要负责人说：这样的事，海军党委没有下达正式文件，不好执行。范维纲反复说明，仍无法执行。
范维纲连夜赶回北京，向苏振华和卢仁灿汇报。
苏振华明确说：此事没有经海军党委讨论，是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同志决定交力、的，可以告诉舰队党委主要负责人，这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们必须坚决执行！随后，苏振华指示加派海政保卫部一个处长与范维纲一同去东海舰队，传达中央这个决定。
9月29日夜，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留毛远新在中央起草三中全会文件，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围攻华国锋。吵了一阵，“四人帮”见在政治局会上占不了上风，江青颤抖着嗓音，尖声喊叫：”没有事了，散会了！散会了！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可以走了！”不一会儿，江青又喊：“这是我们的家事，我只和华国锋同志谈，别的同志可以走了。”
此时东方已泛白。政治局其他人陆续离开了会场，汪东兴一直没有离开。李先念、苏振华也没有走远，在旁边的福建厅坐下来。过了约半个多小时，李先念、苏振华回到东大厅，看到江青还在那里吵，于是插话说：“国锋同志近来处理主席后事很累了，身体不大好，不要再谈下去了。天都快亮了，明天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座谈会，散会吧。让国锋同志休息一下。”
任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再怎么说，华国锋就是不让步，此时便宣布：”散会，毛远新同志回东北工作。”“四人帮”只好幸幸走了。
10月2日，华国锋安排见了苏振华。华国锋向苏振华说：你的四点建议，叶帅已告诉了我，今天请你来谈谈。苏振华向华国锋复述了那四条建议。华国锋连连点头，慎重而又严肃地说：你的意见很好，当前特别要掌握好部队。你和锡联同志都是军委常委、政治局成员，你长期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在部队威信高，请你和锡联同志协助叶帅，抓好稳定部队的工作，保证部队能够听从党的指挥，千万不能出差错。
苏振华坚定地说：请党放心，我一定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为了完成华国锋交给的任务，当天（10月2日），苏振华约吴忠少将一起到密云水库。解放战争时期，吴忠是杨勇、苏振华纵队的旅长。此时，吴忠是北京卫戍区司令，掌握着北京地区的卫戍部队。吴忠在苏政委面前无话不谈，共同语言很多。
苏振华对吴忠交代：目前情况复杂，请他务必掌握好部队，保持部队稳定，不受干扰，除了华总理、叶帅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调动部队，特别是不准任何人调部队进京，保证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而且要求绝对保密。苏振华说：“不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但他没有谈如何解决。
苏振华特别对吴忠说：叶帅对北京郊区某坦克团不放心。万一有人被煽动、蛊惑，把坦克开进北京城怎么办？吴忠回答说：这个部队大门口就驻有警卫师的坦克团。卫戍区的坦克比他们只多不少，加上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
吴忠深感任务的重要和神圣，当场表示保证掌握好部队！坚决听从党的号令，决心圆满完成党交给的神圣任务。”
吴忠深知“四人帮”的劣迹，对他们早就不满。1968年5月，吴忠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1970年任卫戍区司令员。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卫戍区部队不仅要完成繁重的首者卩卫戍任务，还要介人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担负“三支两军”工作。卫戍区部队执行的具体工作任务，既有上级领导机关按正常程序下达的，也有越级下达的，甚至由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总理直接交办的。工作千头万绪，关系错综复杂，稍有考虑不周，就会出现纰漏，甚至造成严重后果。对他的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比较满意。
早在1972年，吴忠即多次说：那几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上海“样板戏”剧团的一个成员来看望吴忠，听到此话，密报上海。上海又整理成书面材料报送“四人帮”。姚文元看后写的批语是：看来相当复杂。”张春桥批：存洪文同志处，先不要对任何人讲，要研究一下。”又在材料的醒目处写了一个“存”字，存字下面还画了粗粗的两道杠。
1971年3月吴忠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工作。1974年，王洪文要北京市派人去学上海的民兵工作经验。学习团回来汇报后，吴忠看出了“四人帮”在上海抓民兵的险恶用心，认为北京民兵不能学上海：一是上海民兵是在“文革”中成立的，是一派群众组织的民兵，北京不同。二是上海民兵权力大得很，可以抓人，可以办案，北京不能那样力、。三是上海民兵和武装部是一个牌子、一个班子、一个党委，等于取消了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涉及体制问题，北京市无权决定。当时北京市召开民兵工作会议，他不去讲话。
吴忠能。
1976年2月底，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要借卫戍区机关礼堂开“批邓”大会，吴忠不同意，并要政治部通知所属部队礼堂都不得借给地方开“批邓”大会，不让“四人帮”的势力到部队点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