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之前，吴忠特意指示在广场执勤的部队负责维持好秩序，帮助群众把花圈摆放好，加强巡逻，防止失火。4月3日，广场上已经摆满了花圈，继而天安门前灰色观礼台也摆满了花圈。吴忠立即指示再开放更靠近天安门的红色观礼台。同时，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处理的意见。多数代表要求将花圈摆到4月6日，到时群众自己取回。市委当即将群众意见作为建议上报。但是，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在“四人帮”的蛮横坚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4日午夜强行收毁花圈。吴忠对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说：这样搞问题就大了。果然，5日凌晨，上万人涌向广场索要花圈，愤怒声讨“四人帮”。群众越聚越多，情绪愈加激昂。中央政治局决定于当晚8点半合围天安门广场，驱散群众。晚7时，市委派吴忠到历史博物馆进行现场指挥。吴忠看到广场上群众约有数十万人，立即意识到将这么多群众驱散，混舌L中不知会踩死、踩伤多少人，更何况将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当反革命看待，本身就是错误的。他借口星期日难以集中民兵，先到的财贸系统民兵大部分是女民兵，执行任务有困难，借此一再拖延时间；同时指示天安门管理处几次打开广场的全部灯光，又反复通过广播劝群众迅速离去。直到夜11时，才不得不开始清场，这时广场已只剩下二百多人。即使对这极少数人，吴忠还指示公安局要认真加以甄别，只将有破坏嫌疑如身上带有凶器者留下，其余的则在天亮前通知他们所在单位将人领回。因文化部为“四人帮”余党控制，规定所属单位一律不得去领人，最后由公安局留下审查的不过50人。没有死一个人。他尽了最大努力，终于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保护了人民群众，支持了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正因为吴忠有这样的表现，苏振华才对他如此开诚布公。
为了完成华国锋交给的任务，10月5日，苏振华又找总参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中将谈话。王尚荣是湖北石首人，贺龙的部下，长征前即任团参谋长。1952年以优异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此时年仅37岁。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6年任作战部部长时被打倒，受林彪集团迫害，被关押8年。1974年11月任副总参谋长。
苏振华告诉他：目前情况复杂，请他务必掌握好部队，保持部队稳定，不受干扰，除了叶帅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调动部队，特别是不准任何人调部队进京，保证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而且要求保。
在与王尚荣谈话时，苏振华特别指出：根据叶帅掌握的情况，10月2日，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进北京。叶帅已经命令这个师立即停止前进，返回原部队驻地。这个部队是否已经回到原驻地，要严密注视，同时要检查其他部队是不是有异常情况，要掌握好全军的情况，不能出半点差错。
王尚荣保证，掌握好部队，坚决听从党的号令，圆满完成党交给的神圣任务。
正当苏振华按H3叶剑英指示找人谈话之时，一天下午，大将、海军司令萧劲光来到苏振华家。苏振华热情接待了他，谈得也很融洽，还留萧劲光在家里吃了便饭。当萧劲光问起“四人帮”问题时，苏振华考虑到当前复杂情况，怕一言不慎，泄露机密，所以没有正面回答，只善意提醒说：现在情况很复杂，你说话也应多加注意。
正因为苏振华有这样的表现，所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在考虑由谁挂帅组建赴上海中央工作组时，不约而同都想到了苏振华。
工人领袖倪志福亲自参与抓“四人帮”余党行动
倪志福这年43岁。他是上海人，17岁当学徒，因发明“倪志福钻头”而闻名。1953年到北京长辛店永定机械厂当钳工，195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在大学(业余)学习三年，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文革”中在批斗会上陪斗过，但是找不到他有什么问题。“文革”期间，有人动员他参加一派组织。他说：我参加共产党了，任何一派都不参加。1969年，当选为“九大”代表。中央原设想北京出1个中央委员，2个候补委员。经过群众讨论，倪志福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北京产生了2个中央委员，1个候补委员。会后，谢富治说：“你当了中央委员，不等于你的水平就高了。”仍让他回厂当，总工程师。
但倪志福还有不少事迹不为人知。周恩来对会见外宾时，常让倪志福作为工人代表陪同。
1970年10月24日，在智利六年一届的总统大选中，左翼人民联盟候选人、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获胜。萨尔瓦多阿连德1958年、1964年两次竞选总统失败，此次阿连德政府的成立，是继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引起世界各国强烈反响。为参加阿连德就职典礼，周恩来总理派倪志福率工人代表团前往智利访问。行前，10月28日晚8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0月31日倪志福到智利后，见到阿连德，面交周总理贺信。倪志福从外贸部驻智利的办事处了解到，阿连德当了总统，某人一定会当外交部长。倪志福知道周总理非常重视与智利建交一事。阿连德当选之前曾到中国访问，但是外交部分管欧洲、美洲工作的副部长在阿连德临走的前一天才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因不能与阿连德会见，曾当着倪志福的面批评这位副部长。于是倪志福登门到那位先生家里拜访。这位先生表示，如他当了外交部长，一定将台湾的“大使馆”赶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倪志福还找了一辆车，冒险进山，见了智利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
11月4日，以阿连德为总统的人民联盟政府（通称阿连德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工人代表团于11月17日回到北京。11月19日下午6时，周恩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起听取代表团访问智利的情况汇报。得悉新就职的阿连德政府有意尽早同中国建交，便指示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与智利驻法大使接触，进行建交谈判。同年12月15日两国即建立外交关系。智利是南美汾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周恩来对倪志福的智利之行非常满意，要调他到五机部作为接班人培养。吴德说：北京市缺干部。将他留在了北京。1971年3月10日在中共北京市第4次代表大会上，倪志福当选为北京市常委。他用了几个劳模替代了造反派。1973年任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后任北京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他总结了纺织系统加强班组建设的“两长五大员”经验，把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结合起来，在北京市推广。
倪志福在中共“十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他是上海人。毛主席说：你讲几句上海话。倪志福讲了几句。毛泽东高兴地说：噢，你真是上海人。站在他后面的一位说：“代表延安儿女祝主席健康长寿。”毛泽东不高兴：“延安人民，你代表得了吗？”倪志福说：在主席面前要实实在在，不能来虚的。
1973年9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拟先在政治局内组成三个小组进行，倪志福为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
所以李先念说他：有治理地方的工作经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领袖。叶剑英评价他作风正派，处事大度稳重，是工人阶级杰出的代表。这也是周恩来对他的评价。
毛泽东逝世后，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署名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毛泽东主席的遗言改为“按既定方针办”，从此各报刊都按此口径宣传。也有的报纸用原来的“按过去方针办”莫衷一是，比较混乱。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报告稿也用“按既定方针办”。
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联大的这个报告稿上，批示：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我也查了一下计划会议我的讲话记录，他们记成是照去办吴德当天看到华国锋这个批示，找到倪志福，问他在政治局听华国锋传达时，记录到底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方针办”？倪志福一时找不出来，等找到了记录，一看他记的多了两个字，“按过去的方针办事”。
倪志福找出来时，吴德却不见了。秘书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
倪志福很警觉，既然搞不清楚嘛，就不要宣传，北京市不能出事。他立即把市委力、公室主任陈一夫叫来，对他说从今天起北京的报纸刊物一律不准再出现‘按既定方针办’或‘按过去方针办’。”
吴德去哪儿了？原来这天下午，华国锋亲自到吴德家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走后，吴德马上找吴忠谈话后，又分别向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打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北京市分工负责抓谢静宜、迟群、金祖敏。
10月6日，吴德与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一起守在电话机旁。吴德接到汪东兴电话，知道中南海行动顺利，随即命令市委力、公室主任陈一夫以他的名义通知谢静宜、迟群立即到市委开会。谢静宜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从医院赶来。谢静宜、迟群一进了市委的东门，就由吴忠派卫戍区战士将他们隔离了。
金祖敏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找到的。金祖敏在全总工作，北京市委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怕打草惊蛇，事先不便打听。完成拘捕迟群、谢静宜的任务后，吴忠给北京市委秘书长周家鼎打电话，当时周家鼎因感冒在家休息。
周家鼎立即赶到吴忠家——东交民巷35号。吴忠告诉他：中央巳把“四人帮”抓起来了。北京分工抓小“四人帮）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谢静宜是市委书记、迟群坐镇清华，用召集他们开会的方法，巳将他们解决。但是金祖敏住在哪儿不清楚。
周家鼎说：“可以问全总。”很快，了解到金祖敏住在日坛全总招待所。吴忠与周家鼎商议如何行动。
吴忠亲自带了人去，他让招待所负责人和金祖敏比较熟悉的一人去叫门，金祖敏不开门。外面说：中央开会，你怎么能不去呢？这样他才开门。逮捕后，吴忠下令搜查，在大衣柜发现了子弹，在窗帘盒上面发现了手枪。金祖敏把子弹和手枪分着藏，可见他是有准备的。
倪志福参与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现在派他到上海去解决“四人帮”余党是顺理成章的事。
毗邻上海，身陷复杂政治局面中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
与苏振华、倪志福不同，彭冲是知识分子出身。1933年，18岁的彭冲在福建漳州龙溪高等师范读书时，加人共青团，次年转人共产党。他在学校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在不长的时间发展党员七八位，其中一位后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陈素兰。当时，陈家成为地下党活动的中心。1937年9月，彭冲带领《芗潮剧社》和其他知识青年到红军长征后的闽粤边区，参加红军，改名为彭冲，陈素兰改名为骆冲。
彭冲既担任过县委书记，又做过部队政治工作，能文能武，亦军亦政。
1966年“文革”突起，他因任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担任了省文革小组组长，首当其冲，被学生关在南京大学十几米的斗室，被斗了200多次。工人们要把彭冲救出来。没有想到彭冲却不同意，他说：“如果你们把我弄出去，势必同学生发生冲突嘛！这岂不是我挑动群众斗群众，罪加一等嘛！”说着彭冲的眼睛湿润了，工人们眼睛也湿润了。
1967年1月夺权后，中央规定各省革委会必须有原省委干部参加。彭冲因最先被打倒，没有卷人江苏的两派斗争，因祸得福。1968年2月，要成立江苏省革委会，中央要他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指定他写出三千字的检查，亮相后就可以结合。彭冲本着实事求是、知错改错、探索根源、着眼今后的原则，只谈自己，尽量不涉及他人。如此过了关，被结合为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年底许世友调走后，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他尽量保护受迫害、没有解放的老战友、老干部、老部下、知识分子、社会知名人物、老工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江苏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达13万余人。1974年批林批孔时，彭冲结合江苏实际，提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主要有：一、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方针；二、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审查期间工资补发’三、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所有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消除政治影响；四、在审查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应做出恰当的政治结论。初步消除清理了“五一六”扩大化的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1975年彭冲配合铁道部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以徐淮和南京地区的整顿为主，促使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9.9%。江苏与上海比邻。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彭冲是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彭冲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上海帮一直有看法，一直保持距离和戒备，在“文革”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去过上海。
1975年11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后，王洪文多次直接给彭冲打电话，逼他表态，要他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彭冲借口南京闹地震，不宜召开万人大会，回绝了王洪文的要求。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三令五申，不准开追悼会。彭冲指示已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工作的秘书组织追悼周恩来的大会。
彭冲的态度，令江青、王洪文十分恼火。1976年2月底3月初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私自召开12省市会议，在发表长篇讲话时，突然转向彭冲，态度蛮横地说：“彭冲，你要冲到哪里去？”王洪文还专I1到江苏组，敲打彭冲：“你们江苏怎么样？告你们的状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