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部：郑拓彬（局长）、张先成（副局长）、沈觉人（秘书）、马云汉（副局长）、陈明（处长）、宿世芳、何平、赵明良。
供销总社：郭世荣（副主任）、王厚德(研究室负责人）、汪文华（副处长）。
物资总局：周力（原非金属局局长，已到部队工作）、王文才、朱尔鑫、靳永和、刘炳华、王庭州、田平、费怀安、黄健峰、宋学兵、黄炳南、顾君然。
财政部：傅泽浩（司长）、杨哲省（司长）、蔡瑞东（处长）、刘惠英（女处长）、郭建华（处长）、李靖林(处长）、王绪兴(处长）、郑维叶（副处长）。
国防工力：孙连文、陈再方。
三机部：李周书、怀居明、朱致恒、韩永康、孙连文、冯宝恂、林跃芳。
五机部：刘城基、蒋明生。
农林部：肖峰、张其瑞、孙泮琪、官治国、王赞礼、崔正升。
地质总局：边固、顾金银、王显卿、吕信。
外交部：赵行志、金桂华、徐斌良、范中式、席振圜。
新闻单位、新影：郝玉生（总编辑、领队）、盛玉增（总摄影、副领队）、陈立国（编辑、副领队）、庄唯（摄影）、李振羽（摄影）、靳敬一（摄影）、姜芙杰（摄影）、杨之举（摄影）、李俊昌（摄影)、王海润（摄影)、杜庆思（摄影)、孙永田(摄影）、肖宏道（制片）、黄宝泉（录音）、王少杰（录音）、王延良（录音）、黎世泉（照明）、李良（照明）、雷克谦(剪接）、莫裕达（机械师）。
北京电视台：周居方（领队）、于光华（副领队）、田亨九（记者）、阎立志(记者）、孙永福（记者）、李小兵（记者）、左耀东（记者）、马清华（记者）、叶邦伟（记者）、冯景山（记者）、王元洪（记者）、李芳廷（记者）、冯吉庆（记者）、张茂希（记者）、庞哨（编辑）、王兴华（编辑），共38人。
上海市委：王一平(革委会副主任）、杨富珍(女，副书记）、孙绣华（女）。
秘书联络组：陈国昌、孙杰伟、戈凤、戴耀荣。陈国昌与前面重复。
专案组共14人：顾林昉(公安部处长）、秦友三（军科院研究员）、宋杰楷(军科院研究员）、林宪玉（广州军区保卫部副部长）、温景义（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阶平、薛元青、李声华、叶克林、粟晓松、殿兆龙、陈龙宝、张泰臣、肖若欧。张泰臣、李声华与前面公安部的名单有重复。
从这个名单看出，各部派出的干部均是精兵强将。
苏振华的讲话，王守家保存有两份己录，一份是他自己的记录，一份是根据郑定铨的记录整理的打卩件，这两份记录基本一样。
苏振华说：我们来上海才几天，对情况不熟悉。开这次会是和中央各部、北京市委、部队和新闻单位来的全体同志见见面。然后，他介绍林乎加、严佑民、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张挺三人和大家见面。
随后他念了林乎加给他的一个参会人员名单：中央各部来87人，其中部级11人，局级32人。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派了人。中组部5人，北京市4人，总政5人，海政2人，公安部3人，国家计委8人，国家建委7人，冶金部3人，石化部5人，水电部6人，一机部2人，六机部3人，交通部3人，邮电部6人，轻工部8人，商业部5人，外贸部5人，供销社3人，物资局2人。另外有新闻单位、摄影、北京电视台等36人。
苏振华说： 今天就是见个面，我先简单说几句。这次华主席、党中央对上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要把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运动搞好，组织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部队、各条战线的同志来上海工作，这是中央华主席对我们很大的信任。任务很光荣，但也是很艰巨的。我们一定要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结合上海具体情况，把运动搞好。在搞好运动的同时，把生产、战备搞好。有的同志来得很急，中央一声令下就到了。
华主席、党中央为什么对上海这样关心呢？
首先，上海有一千万人民（实际上是一千多万），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全国影响很大，对国际上影响也很大。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建设形势对全国影响很大。
第二，“四人帮”妄图把上海作为篡党夺权的阵地，确实搞了不少阴谋活动，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在上海另搞一套，把上海当成“独立王国”，不听中央的，还利用上海插手全国各省市的工作，干扰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干扰破坏各省市的工作。上海工人阶级、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是好的。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上海是八亿人民的，是中央领导下的上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四人帮”妄图把上海当成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阵地，这个问题既不能估计过高，要看到主流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对他们的破坏作用没有适当估计也不对，要批判他们的反动实质。所以要我们来上海，任务有它的复杂性，和过去出差、一般调查研究完全不同的。
第三，“既来之，则安之”。据说我们有少数同志要回机关、回北京，这很自然的。但我们既然来了，思想精力就要集中在工作上，不卩分散精力。首先要安下心来，要有相当一段工作的思想准备，至于来到上海是否待一辈子，这是辩证的。可能长一点，也可能短一点，总之要把上海的事情办好，起码把运动搞好。到一定时间回北京看看是可以的。至于把我们统统都留下？彭政委是走不了。（彭冲：我是跑不掉了）我讲个故事，在抗大时，我们想到前方去，毛主席亲自跑到抗大作报告，要我们安心在抗大学习。总之，希望同志们要集中精力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有的同志说我们都是搞业务的、打算盘的，现在搞运动感到很吃力，信心不足，要求业务对口，在北京搞什么，到上海还搞什么。我们尽量照顾。我们要政治挂帅，搞业务也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搞运动要贯彻毛主席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16号文件。搞运动没有什么神秘的，要注意（一、依靠群众、党委一元化领导；三、掌握方针政策、策略，要贯彻毛主席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16号文件，将来还会有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在报上发表。
到群众运动中去，与群众一道搞运动不难。搞阶级斗争不是少数人能够包办的，否则走偏方向。过去运动被“四人帮”干扰破坏，使我们不断有曲折，现在消除了“四人帮”，就好办了。革命斗争道路上就是复杂的，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简单化本身就是不合辩证法的。我们来的人不能完全业务对口，要参加到运动中去，当群众的小学生，到群众中去吸取政治营养。这就是社会大学，是正规大学课程中没有的。
搞运动作为一个领导成员，主持一个方面的工作，要认真负责，可能少睡一点觉，多跑些腿。要勇于负责。我党留下好的优良传统。你们想把工作做好，犯了错误不要紧。当然，明知故犯不好。我们给承担责任。我们要谦虚谨慎。要搞好工作，首先要把当地党组织搞好。市委的问题要复杂一点，我们不能依靠他。有少数人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怎么办？过去“四人帮”釆取高压，对上海干部高压。我们对这些同志还是要惩前毖后，一看二帮，犯了点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原则的问题必须搞清楚。
我们不当钦差大臣。对他们的正确意见要支持，对不正确的意见要帮助，要团结两个95%。我们参加上海工作，是加强领导，要出主意，想办法，与他们多商量，不要单枪匹马去搞。要团结大多数，但不要形成包揽，主要工作要靠他们做。
要提高警惕，个别单位隐藏坏人，要揪出来，掌握了真凭实据后再搞。要把跟得紧、陷得深、参与阴谋活动的与受了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区分开来。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是内部矛盾，但前者经过斗争也可能转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些单位可能还有派性，凡是正确的我们就支持，不正确的要批评教育。
各方面意见都要听。
倪志福瘦高个，文质彬彬，讲一口上海普通话，他说：“刚才苏政委讲得很重要，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很好。我们刚来，情况还不了解，首先是调查研究。搞好这场运动，有利条件很多。首先有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讨“四人帮”罪行的大会，向全世界宣布，对全国推动很大。现在全国形势很好，上海形势也很好。“四人帮”妄图把上海作为篡党夺权的阵地，他们对上海干部釆取高压手段。压得越重，反抗越大，像火山一样爆发，一定要依靠广大群众。但也要看到“四人帮”经营多少年了，全国没有转弯子的问题，人心大夬，对上海来讲，广大群众没有个转弯子问题，少数人来讲有个转弯子问题。对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人，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允许他们有个认识转变的过程。上海确实有一部分人参与阴谋活动，也有受影响的，二者矛盾要分开。关键是要做好工作，尽可能促使他们转化。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点，回北京的时间就会早一点。否则，工作做不好，我们在这里时间就要长一点。
“四人帮”搞的“小兄弟”、帮会是地痞、流氓、阿飞。据我们掌握（在上海）不超过10个人。
中央决定我们三人（指苏、倪、彭）来主持上海市的工作。我也是上海人，但离开这里已有23年了，现在对上海已生疏了。我们工作中有什么不当，有什么问题和错误，请大家及时向我们提出来。
彭冲说：“ 你们对上海了解得比我多。我已有10年没来上海了。过去“四人帮”在上海“搞鬼”，设置许多障碍。中央一些部委在上海有自己的直属单位，你们来上海办事有时也会遇到困难。
我们上靠党中央，下靠群众。群众觉悟高，不像少数人说的“四人帮”问题一公布，上海就要出现大乱子。事实并不是这样。现在上海的形势发展很快，比我们预计的还好。革命洪流挡不住。
但对“四人帮”的破坏影响不能低估。昨天下午，开了工交财贸座谈会，今天下午还要开文教座谈会。
现在要贯彻落实16号文件，苏振华同志27日讲话，上海反映强烈，点出了上海的问题，增强了大家的信10。要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引导好，矛头指向“四人帮”，必须联系上海的一些负责人进行揭批。防止层层揪小“四人帮”。目前不过10个人。要按党的政策办。
认真学习中央16号文件和吴德、苏振华同志讲话。掌握政策，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四人帮”罪行，掌握斗争大方向。以中央文件精神在本单位本系统，边学、边议、边揭发、边声讨。不是做文章，而是广大干部声讨、揭发。因势利导。昨天介绍中有二商局揭露“四人帮”后两派联合起来了。要开大、中、小会，会内会外相结合。防止大串连。
第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上海对全国有政治、经济的影响。搞好经济生活。我们来时，华主席、党中央、国家计委都要求做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江南造船厂停产了几天，你们去讲了讲，现在已上班了。今冬明春工作做好。早计划，早安排，步步抓紧，一季度搞好了就主动。
第三，巩固革命秩序，要抓治安，对各种犯罪刑事分子要宣。公安工作请严佑民同志抓，工业生产请林乎加同志牵头。
中央来的同志由林乎加、严部长牵头，当前不是工作组，是直接参加上海的领导，参加工作。大家不要怕，要大胆工作，但要谨慎。
因为来之前中央就宣布彭冲要留在上海工作，所以彭冲在这个讲话中强调，当前不是工作组，是直接参加上海的领导，参加工作。
最后由林乎加宣布散会。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工作组威信高，同志们将他们三人并称为“苏倪彭”。本书在叙述中沿用这个称呼。
彭冲回忆说：中央工作组是强大的，上海干群是迟早要起来革命的，看看我们能不能因势利导，趁热打铁。工作组要抓住情况，反映动态，尽可能到现场看看。
粉碎“四人帮”，权力交接之际，往往容易出现权力真空，各种势力都要争相表演。“四人帮”余党死而不僵，兴风作浪。“四人帮”在上海发迹，作恶多端，与人民群众矛盾异常尖锐。人们盼着中央派人来解决，人们的眼睛盯着中央工作组，恨不得十年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摆在工作组的面前。
中央工作组殚精竭虑，稳定局势，发动群众，揭露“四人帮”死党罪行。工作紧张，没有休，I、日，没有节假日，天天忙到凌晨两三点，熬通宵也是常事。每天夜餐不过是一碗阳春面，天天如此。由于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苏振华几次脏病发作，倪志福的肝病一直不好，仍坚持工作。已进人花甲之年的彭冲，因长年游泳有一副好身体，始终精力充沛，倒少见有疲惫之态，而艮多比他年轻的不少人者卩累病了。
苏振华微服私访工人民兵情况，华国锋批示：可以让民兵游行
正确区分两类矛盾性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对待曾经持枪荷弹、上街巡逻的3万上海民兵？这事关中央工作组能否迅速稳定局势，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进而在上海站稳脚跟。
民兵组织在人民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民兵一直归解放军领导下的各级武装部领导。但是，王洪文所领导的上海工人民兵组织是在武斗中产生的。1967年全面内战，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王洪文在砸了对立派组织“联司”、一统造反派天下之后，借机正式提出筹建上海“文攻武卫”组织，要“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张春桥批示同意，要求“把造反派组织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组织好”，“武装5万、10万、15万人”。9月1日，上海市革委会正式批准建立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1967年10月1日，由12个试点单位5120人组成的一支用步枪、冲锋枪、机枪和高射炮等武器装备起来的“文攻武卫”队伍，正式在国庆游行队伍中亮相。张春桥宣称：“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文攻武卫”队伍成立伊始，就由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控制，规定队伍“要以老造反为主”，营以上干部要由造反派担任，还多次抽调“工总司”帮派骨干担任市、区两级“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领导。
“文攻武卫”成立初期只有几万人。在张、王等策划下，这支队伍从人数到武器装备不断扩充，到1970年5月已经建立了7个师，72个团，623个连，共21万人，已初具军队之外第二武装的规模，并改名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 ”。
1970年8月，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张春桥、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但是会上多数中央委员都纷纷发言，反对张春桥。张春桥惴惴不安，和江青、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他们有枪杆子，我只有一支笔杆子。”指使马天水等人加快扩展由他们直接控制的这支“第二武装”。同年开始在上海的工厂制造武器。1973年后，市郊各县成立了县民兵指挥部，这时上海民兵已发展到306万人，成立了步兵、摩托、高炮、防化、通讯等各种专业分队，拥有各种枪支22。6万支，各种火炮4500余门，各种车500余辆。市、区两级指挥部都是由王洪文、王秀珍亲自掌管、调度。从1974年以来，在国家拨给的民兵装备计划经费外，又私自运用大量地方经费造枪买枪，从1974年到1976年共动用地方经费3283万元。计有自动步枪315000支，半自动步枪16962支，步枪子弹387万发，高射炮弹5万发，摩托车160辆，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再声称“民兵的领导体制要来个大革命”，污蔑军队系统领导民兵是“条条专政”，不让上海警备区负责民兵工作，他们通过搞“三位一体，民兵、治保、消防一体化）、二部合并（把人武部合并到民兵指挥部）试点，排挤军队对地方武装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