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攻武卫”及其以后的民兵，张春桥、王洪文等将之作为剪除异己的力量，赋予很大的权力。1968年年初，张春桥说！现在‘文攻武卫’指挥部实际上起着专政（机关）作用”，擅自批准“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指挥部）有抓人、关人、办案等特权。1973年7月，马天水、徐景贤等人根据张、王授意，在《武装工人阶级，建城市民兵》的调查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上海的工人武装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不挂牌子的派出所”，“群众专政的铁拳头”。9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要建立全国民兵指挥部，由我亲自来抓。”据粉碎“四人帮”后的统计，十年动乱中，上海“文攻武卫”及其以后的民兵指挥部私设牢房有9700多平方米，共抓、关了10。4万人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为了摸清民兵队伍的主要成分工人政治态度，获得第一手情况，苏振华身穿军便服，只带了一个警卫员亲自到问题严重的江南造船厂和工人们攀谈、聊天。江南造船厂是徐景贤、王秀珍策划武装叛乱时的指挥部，是王洪文直接控制的重点工厂。工厂负责修理海军舰艇，但“文革”动乱，生产极不正常，一条舰艇中修周期比“文革”前延长了一倍的时间。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对此深有体会，1974年打西沙海战时，有的舰是带病上阵的。
苏振华说：不人虎穴，焉得虎子。他要听听在“四人帮”重点控制的这个工厂里，工人们真实的想法，看看他们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反应。那时，电视不像今天这样普及，工人们谁也没有想到站在眼前的这位就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人们从他一头白发，轩昂的举止，只猜出他地位不低。他们心里正有一肚子的话无处可讲，大家围拢来，无拘无朿倾诉：对“四人帮”的仇恨，特别是对王洪文1968年3月第二次夺权后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愤恨，对马、徐、王、黄涛的不满，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对未来的憧憬。当苏振华问对工人民兵的看法时，大家说民兵的主体是根正苗红（即出身好、表现好）的人，也谈到对如何处理民兵的疑虑和担忧。从谈话中苏振华了解到工人们对粉碎“四人帮”是发自内心拥护的，工人中有巨大的积极性，就看上面如何弓导。
苏振华在江南造船厂微服私访。家里秘书、警卫参谋找不见他了，非常着急。当时不仅身边的工作人员担；他的安全，子女也很担心。女儿苏承业出差到上海，对他说：爸爸，你到了“四人帮”的老巢，可一定注意安全。苏振华蛮有把握地说：你不必担心、上海的工人很好，我很安全。
周纯麟和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负责民兵、公安工作。他们首先改组了民兵指挥部。在市委领导下，由警备区负责领导民兵的日常工作。对公安工作也进行初步整顿，加强专政机关的职能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提高革命警惕，打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维护社会治安。特别注意保护文件、档案和材料，规定任何人不得转移、销毁和破坏。对反革命分子，对打、砸、抢者，要坚决实行镇压。
“四人帮”为了组织武装暴乱在上海动员了一些民兵，特别有一部分是荷枪实弹上街巡逻。这些人是少数，但对他们的处理影响到数百万民兵，如果加上家属，影响面更大。如何对待这些民兵成为关键问题，按常规有几种做法：第一，写检查，不装人档案。第二，写检查，装人档案。第三，登记在册。这三种做法，会使这些工人民兵永远背上历史的污点。按照“文革”中株连的做法，甚至会牵连子女后代。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严佑民在党内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党内斗争，特别是“文革”中身受其害。“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是打着党的旗号、以组织名义，公开合法渠道推行的，而以出身好、表现好、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并不了解“四人帮”的阴谋，他们只是执行上级指示。不知情者无罪，不应追究他们。
严佑民一向认为处理群众性的事件只能是“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从1942年起从事公安工作，1948年任新组建的东北铁路公安局长，是新中国铁路公安保卫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执掌政权进了城之后，大量面对的是治安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的经济困难时期，铁路沿线群众哄抢运输物资、盗窃铁路器材事件不断发生，铁路治安问题严重，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基层干部情绪很不稳定，不少人憋了一肚子气，想在破案之后严厉打击。对此，严佑民多次率队亲临一线调查处理，反复讲群众性的事件只能是“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否则往往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们要打击的只能是少数罪大恶极的组织者、煽动者。困难时期尤其要高度警惕，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的话使干部从中得到了教益，不再意气用事，使许多事件顺利平息下来。在纯洁职工队伍、清理内部时，他为了摸清路子，积累经验，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一起带领工作组深人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呼和机务段调查研究试点。当时缺衣少吃，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工作组一行七人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待就是三个月，总结出放过大多数群众，打击一小撮坏人，即“先放后打”的成功经验。
为了解决上海民兵问题，上海市委准备组织十万民兵于1月1日召开大会，声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篡党夺权、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行，消除广大民兵的疑虑，稳定情绪。此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左”的气氛还很浓烈。这么做会不会被戴上右倾的帽子？能不能得到中央的支持？这样重大问题，只能报中央决定。
1986年华国锋回忆：他看到上海的报告后，马上做出批示：同意。
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上海市委放手大胆去干。为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政策，根据华国锋提出的“三个区别”，即“把少数跟‘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同受‘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区别开来；把正常工作关系，同搞阴谋诡计区别开来。把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以前上当受骗、犯了错误，同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以后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的区别开来”，上海市委具体制定出了“三个切开”，即“充分肯定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做出的贡献，与‘四人帮’妄图把上海作为篡党夺权的基地严格切开；充分肯定上海民兵，在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四人帮’妄图蒙蔽广大民兵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严格切开；充分肯定上海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与‘四人帮’网罗坏人，结帮篡党的罪行严格切开”。
对严佑民的工作，苏振华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是早几年有严佑民这样的助手，海军的事就好办了。
11月1日，上海10万民兵在人民广场集会，他们是上海二百多万工人、几百万民兵的代表。苏、倪、彭作为上海第一、二、三书记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民众面前。
在大会上，苏振华宣布彻底改组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指挥部纳人新市委领导下，由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司令员周纯麟负责分管，民兵的日常工作由上海警备区负责。他的讲话受到广场十万人的拥护。随后，一队队民兵身佩“上海民兵”胸章，手持钢枪，高唱歌曲，雄赳赳气昂昂从广场列队通过。他们高呼口号，表示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来的三位书记主持上海工作。大会还通过了给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致敬电，声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动罪行，一致表达拥护党中央的决心。最后大会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中结朿。
这次大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数百万民兵得到解脱，“上海形势很快稳定下来。”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上海市委首战即胜，中央工作组的威信树立起来了。
中央工作组成员在上海日常工作情况
11月2日，林乎加主持中央工作组分配到工交组的同志和上海工交组、各局负责人见面会。这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会面，与10月27日的大会相比气氛和缓得多。工交组的第三把手金传德介绍各局的负责人。王洪文曾说过选金选错了，金传德受到黄涛、陈阿大的排挤。徐良图介绍工作组人员。
林乎加传达了10月29日下午，苏、倪、彭在工交、财贸组和部、办、局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申了政策。然后他说：昨天核心组商量和大家见面，讲明中央、各部委来的任务是在上海市委领导下，参加各组办帮助工作。我们研究工作组组员分工的意见是：
彭德清等负责铁路交通系统。
李景昭牵头基建系统（金山卫）。
阎济民、费维康负责帮助一机局、二机局、仪表局、后方基地。
谢洪生负责轻工、纺织、手工业。
李锡铭：华东电网、电管局。
罗淑珍：邮电系统。
李峰：化工局。
周力：物资局。
他只念了参加核心组负责人的名单。当时中央工作组根据形势变化不时调整人员的分工。
林乎加说：负责同志到各局参加核心组领导，帮助工作。主要还是学习16号文件、两报一刊社论，苏振华同志讲话，按此进行工作。我们来的同志还是调查研究，听听意见吧。“四人帮”在上海把党的作风搞坏了。他们将“四人帮”的批示摆在中央之上，“四人帮”的批示可以改变党章规定。昨天16个大专院校要求：一、中央领导同志（苏、倪、彭）接见。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靠边站。三、组织学联。我们回答是：运动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如何处理，这是市委会讨论过的。成立学联是想架在党委之上，这不符合一元化领导的精神。
林乎加说：” 我们要认真学习，严格按党中央规定办事，不要另搞一套。要把党的作风搞好。“四人帮”和中央唱对台戏。“四人帮”在上海破坏党的领导核心，通过工会系统、妇联系统，大量印发黑材料。党是工人阶级最高领导核心，而他用工会站在党之上，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凌驾于党委之上。将小兄弟、小姐妹驾于党之上，这是最明显的篡政。把一个有纪律的、毛主席缔造的、马列主义政党，被他们糟蹋这样了。是要党，还是要帮会？这是根本问题。要肃清错误思想。对错误思想就要进行斗争。
当然在“四人帮”统治下，上海人民处境很困难。过去反“四人帮”就是反革命。当然，有不少共产党员一直和他们斗争，绝大多数同志在基本原则上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有很多同志敢怒不敢言。至于有些人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群众揭发、批判，我们支持。党委成员里有这样、那样问题，这是个人问题。至于党组织还是领导核心，应该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当前上海群众起来了，声讨“四人帮”罪行。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过去都是市委书记，现在撤销了。有些单位党委站在运动前边领导运动，带头揭发、批判。这样的领导群众相信。也有些单位领导同志揭批“四人帮”旗帜不鲜明，老是“我有罪，我要揭发”，只打雷不下雨。这样的领导，群众不能等，不信任。我们就是要帮助这些单位做工作。我们只能到一部分办、局，如轻工局等。有的局党委瘫痪，说话不灵，我们帮助一下。群众信任的，工作做得好，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力量有限，我们一共来86人，其中工交财贸只40多人。计划统计组、科技组我们不去。
